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估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

边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边疆地区的生动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出发,立足新发展理念,尝试提出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及理论模型,并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证层面,通过采用熵权优劣解距离法对中国37个边疆地级市(州、盟)2021年的数据进行测度,同时使用变异系数、地理集中度指数等统计指标探究区域差异,从而揭示边疆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发展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

国家安全视阈下中国沿边地区人口最新实态及其类型化研究——基于140个边境县的人口样本考查

边疆地区是国家安全屏障的重要防线,边疆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在边疆安全中,边境地区的人口安全又是重中之重。通过对我国陆地边疆9省区140个县的人口样本调查和研究发现,我国当前陆地边境人口呈现新的发展动态。从类型上看,东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最多且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西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次之,西部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最少,但呈现上升趋势,西部边境人口总量的上升幅度较西南边境小。分省区看,各省区边境人口增减呈不均衡的动态变化趋势。针对我国边境地区存在的人口安全问题,提出“戍边人口”“经济人口”“文化人口”的概念,以探寻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和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越境”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全新认识“越境”中国的日本文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本文在探讨外国文学研究作为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有益视角,应根植于中国现实,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越境”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以战后日本作家笔下的热爱和平、以和为贵的中国形象为例,深度阐释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经过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后,以博大的胸怀,善待和救助被日本政府抛弃的日本侨民,展现了中日两国由于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带来了迥异的国家前途和各自的民族命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并借以批判和否定了日本的现代化道路。

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与边疆治理现代化

边疆地区历来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区域,立足“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深刻认识和把握统战工作的特点,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战略部署。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需要构建完善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完善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能够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有效破解边疆治理难题,在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和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构建,有利于促进边疆各民族的政治认同、提升边疆政治资源的整合力、营造优良的政治环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地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需要健全统一战线服务边疆治理的体制机制、以“大统战”系统思维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构建“两个共同体”,统筹边疆治理与全球治理。

现代转型与跨界叙事——论铁凝小说的现代绘画底色

现代绘画对铁凝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使铁凝完成了小说创作的现代转型,并形成了绘画与小说相融合的跨界叙事。具体而言,现代绘画中的颜色运用,不仅提亮了小说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绘画颜色的变化,使铁凝发现了时间,发现了蕴含于时间中的生命韵律,以及生命的隐喻与象征。在形象的构图上,既突出了女性自身的形体之美,更发掘出女性形象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精神和谐。绘画中的观照与凝视,给予铁凝叙事视角上的启示,以窥视与审视的现代叙事视角抵达人类幽微的内心世界,实现了对人性的深度透视。

以文化之名: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中国式边疆”现代化的思考

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边疆”的界定除了基于政治与地理意义外,更多考察其“文化”元素,普遍认为如不从“文化”着眼,无法道尽“边疆的涵义”。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边疆”,形成了“中国边疆”独特的“边疆性”,由此中国边政内涵也极为丰富。“边疆性”之形成,既然主要来自“文化”因素,那么边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消除“边疆性”,让其失去“文化上的意义”。所谓“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消除“边疆性”并非抹杀文化,而是通过发展经济和增进认同,按李安宅的观点,就是要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区域分工”,也就是要实现边疆现代化及其与内地的一体化。

陆地边境口岸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

陆地边境口岸及其所在九省区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作用。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陆地边境口岸是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展示窗口;中国陆地边境口岸的现代化能够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陆地边境口岸所在边境九省区的现代化程度较低,影响和降低整体中国式现代化的速度和水平。其功能作用主要表现在:陆地边境所在省区和所有民众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与力量;与东部省区水运口岸相比,陆地边境口岸及其所在省区的现代化在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14个国家相邻的中国陆地边境口岸所在省区的现代化在与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和精神成果通过99个边境口岸向外传播,体现中华文化包容和谐的价值观念。中国陆地边境口岸的现代化仍然有提升的空间,从战略层面来说,实施提升管控与开放相结合的边境管理模式;在持续推进边境现代化过程中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理念、模式和效能;从实践层面来说,加快中国陆地边境口岸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保持口岸所在边境省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农牧业发展;促进中国陆地边境口岸贸易现代化建设;加强以国门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建设;深化中国边境口岸与对应国口岸的合作。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素集聚效应研究

意识要素集聚具有强烈的内源性自组织特征,但并不否认既有系统的存在,如各边疆民族地区一直以来都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意识系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不断集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素的动态过程。本研究从利益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三个方面对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概述,探讨了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素集聚效应,认为意识要素集聚的前提是能力,而能力障碍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教育两个相关领域之中,探讨了经济基础与多元价值、空间差距与心理距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三个整合”,提出了相应的集聚机制与实践路径。

一体两翼四融合:AI背景下新媒体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当前数字信息技术快速更迭,新媒体行业急需兼具弘扬正气的舆论引导能力、适应市场生态的创意传播能力、顺应科技变革的技术实践能力的新媒体复合型人才。这既是新媒体人才培养契合媒体机构数智化转型的时代指向,也是音视频产业与全媒体多场景应用的现实需求和主流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高校教育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通过建构“一体两翼四融合”的新媒体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促进高校建设与地方发展有机深度融合,推动专业链、产业链、人才链贯通互动,实现产学研协同育人平台的边界突破与多元主体的价值共创。

现代信息技术与跨境电商教育教学融合路径

跨境电商作为新兴的商业模式,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亟须培养具备实操技能的跨境电商人才并积累实战经验。文章探讨了现代信息技术如全真平台、仿真平台和学习平台在跨境电商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分析融合路径与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旨在探索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为跨境电商领域输送复合型人才。

新时代数字强边战略的理论框架、逻辑解构与路径选择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交汇期,边疆的形态和功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创制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理论与话语体系已成当务之急。恰逢其时,数字革命正好回应了这一时代需求,数字强边战略由此应运而生。文章在梳理边疆治理时代诉求的基础上,解析数字强边战略的理论内涵,阐释数字强边战略下的边疆新形态,由此构建数字强边战略的“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理论框架。进而探讨数字强边战略的内在逻辑、重点任务及治理样态演进,并基于数字中国建设“2522”整体框架,从技术赋能、总体布局、创新驱动及合作共赢等方面提出数字强边战略的实践路径。

科马克·麦卡锡“边境三部曲”中共同体的危机与重构

科马克·麦卡锡的西部小说系列“边境三部曲”展示了在20世纪中期高扬的现代性影响下,面临危机的美国西部地域共同体的整体样貌。在现代性超出地域范围的外来因素作用下,共同体在血缘、地缘和精神三个维度上逐渐解体,牛仔少年失去归属感,因此踏上重构共同体的旅途。现代性追求同一性的思想和难以敞开心扉的“独体”处境,阻碍了他们建构共同体的尝试,而价值理性和互助观念,让在陌生人之间建构崭新共同体成为可能。用人性重构共同体的希望,体现了麦卡锡消解现代性带来的精神危机,改善现代人孤独处境的方案。

近代昆明城市功能的历史演变

城市史研究中的“城市类型”是一个历史命题,特定城市的主要功能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恒定,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变化。昆明作为西南地区连通中原最主要的典型边疆城市,在清末的边疆危机中发展迅速。近代昆明经历了自主开埠、护国起义、支援抗战等重要历史事件,逐步由一处传统的边疆省份行政中心发展为一个综合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昆明的主要城市功能发生了多次转变。

全过程人民民主面向边疆治理的契合逻辑、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边疆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边疆治理及其现代化是实现中国之治的内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民主新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边疆治理这两者是内在契合的,具有共同的动力来源、发展愿景和价值旨归,动力来源是“政党中心”、发展愿景是“人民治理”、价值旨归是“空间正义”。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边疆治理的保障是从主体结构、运行逻辑和规范机制这三个方面实现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着“政党—国家—社会—人民”的主体结构、“吸纳—整合—决策—反馈”的运行逻辑和“制度—政策—结构—价值”的规范机制,保障了边疆治理主体的全覆盖、过程的全链条和议题的全方位。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必须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以民主理念推进边疆治理。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边疆治理及其现代化可以从加强政治保障、完善制度体系、厚植民心基础、丰富边疆实践样态等方面入手。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近代转型的历史考察

依据调解主体的不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可以分为群众自己主持的调解、群众团体调解、政府调解和法庭调解四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治理结构、群众思想意识、司法路线发生了极大转变。因此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发展出了调解形式平等化、调解依据法制化、调解与审判关系科学化的特点。

边疆人类学:源流、对象与中国语境

现代世界通过边界划定各国的领土范围,随之产生的边疆成为诸多国家内部文明空间的重要区域。在现实中,边界不仅明确区隔两个国家的地理空间,还影响了特定空间中的人文社会,以及相应的文明生成。因此,对边疆区域相关实践的关注,成为边疆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从学科源流来看,随着中国周边与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国内学界对于边疆的关注,从边疆社会面临外部冲击时的救亡图存意识及行动,开始转向主动开拓关于国家整体性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边疆研究与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应用中不断结合,具有自身本位的中国边疆人类学开始形成。关于边疆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讨论,需要从具体的边疆实践出发,本着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关注、记录和解释人类社会文化的基本要求,从边界、区域、边民社会、人地关系4个方面获得具体经验,以贯彻边疆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和实践路径。进入新时代,中国边疆人类学的发展,一方面通过记录并客观呈现边疆社会丰富的文化内涵,致力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表达;另一方面,则具有回应国家建设与决策的重大实践意义。以此为基础,创造丰富的边疆田野民族志、思考边疆治理现代化的人文路径、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内涵,在理解中华文明空间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体现了中国边疆人类学的现实使命,同时,在智识生产方面也为中国与国际学术实践创造更多的路径与可能。

国界建设:现代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国家边界是国家划界行为的空间结果,其本质是国家实现领土控制的一套制度安排。作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国界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承认和限制主权的标志、领土分配的主要标识、国家安全的重要机制和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现代国家为了实现和强化领土控制权,会对领土边界实体以及附着其上的法律关系、制度安排和政治意义进行创建和优化,这一国界建设过程包括条约性国界建设、物理性国界建设、制度性国界建设、观念性国界建设四个实践维度。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意涵与现实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边疆地区肩负着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使命,集资源富集与生态脆弱特征于一体,发展与保护任务艰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为边疆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依据,其中所蕴含的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作用与功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思想、物质、文化和社会基础。明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在边疆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中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法与路径具有极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基于边疆地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各民族间互动交流而形成的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从顶层制度设计、基层有效治理以及多维度协同推进等方面提出边疆地区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施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路径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产品跨境电商具有重要发展价值。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农产品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面临产品质量和安全、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从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优化物流配送和售后服务体系、打造农产品跨境电商品牌、创新农产品跨境电商模式、完善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探讨农产品跨境电商的发展路径,助力农产品跨境电商持续快速地高质量发展。

近现代西方知识精英涉藏活动探析——以黎吉生为例

自18世纪末英国侵略中国西藏以来,一直企图将西藏置于自己的控制下。英国驻拉萨代表团便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代表团成员在西方学界统称为“西藏官员”,其中黎吉生是第一位英国驻拉萨代表团团长,也是最后一位撤出拉萨的“西藏官员”。他初次入藏就承担重大使命,阻挠九世班禅返藏,离间国民政府与噶厦政府的关系;再次入藏他便鼓动噶厦政府以独立国家身份参加“泛亚洲会议”,教唆噶厦政府挑起“驱汉事件”。他离开西藏后继续大放厥词,污蔑中国解放西藏的缘由,毁谤1950年前后西藏的变化。通过对他的分析有助于认清一些西方反华知识精英鼓吹“西藏独立”谬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