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少数民族文学表达及其叙事话语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新表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在诸多方面反映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面貌。少数民族文学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讨论和国家话语建构中,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艺术审美,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各民族的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几个方面表达中国式现代化。从历史维度、时空维度及学科主体性角度重新梳理少数民族的话语结构,实现传统叙事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学叙事话语的新形态。

翻译文学的引入与中国通俗文学的转型

从周至民国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我国出现了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到宋初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和近代的西学翻译。具有独立性质的文学翻译就大量出现在第三次翻译高潮。在这股文学翻译高潮中,通俗文学作家积极译介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新内容和新体裁,引进新的表达手法,将它们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

少数民族文学早已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入史"。怎样入史?一是要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扩大其在全国的影响;二是要坚持文学的国家水平标准,准确地反映各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三是要采取融入的方针,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高度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四是可以撰写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者是单一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高校开设少数民族文学专题课。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基于民族自信的平等,处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也应提倡这样的态度。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日益繁多,但真正自成体系、有价值和特色的只占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要把港台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有机融入文学史,而不是硬性地作为板块嵌入。在价值观与历史观上,应该真正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原生态,并以开放现代的、具有普泛价值的人性观念和世界文学的普遍原则作为价值标准。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困扰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与非经典、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规律与非规律、进化与非进化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权威运作

在特定的条件下,中国现代文学权威以不同的方式诞生,既体现出鲜明的权威素质,又有着某种复杂性。围绕现代文学权威,产生了"权威效应",表现多种多样,影响很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权威运作处于核心地位,其发展所带来的经验教训也是深刻的。

西南边地少数民族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西南边地是多民族共存的区域。尽管中国现代史上的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没有获得足够重视,但在文学上,西南边地少数民族并没被遗忘:一方面,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文学已纳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视野;另一方面,西南边地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以自我表述的姿态为本土、本族发声。无论是作为被表述的客体还是作为自我表述的主体,西南边地少数民族始终秉持"身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理念、以不同方式为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文学而努力。因此,不应忽视西南边地少数民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而应意识到西南边地少数民族与现代文学的紧密关联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性。

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分析——以阿来《尘埃落定》为例

该文主要以阿来《尘埃落定》为例,从其传播接受情况和被误读的现象切入,从作家和读者两个方面,重点分析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原因,最后提出解读少数民族文学应该紧抓文学性和民族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一个新视域——五四时期至1950年代初期中国籍作者的域外华文书写

五四时期至1950年代初期,中国籍作者在海外创作了大量的华文书写,这些作品已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域外延伸部分。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并未将其整体性地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领域,而是笼统地将其归类于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由此局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历史角度和客观史实来看,本时段的域外华文书写具有无可争辩的中国文学属性,并且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主潮"跨越国家疆域后所开拓的"海外支流"。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本时段的域外华文书写具有"双重归属"的特性,即其一方面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华侨文学",另一方面又属于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华人文学"。在跨越国家疆域和学科分类的视角下,将其整体性地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领域,可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并开拓新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