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thics in Moder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thics as the research theme,and investigate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national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Through the study of some works,ideological theories and translations,it probes into the origin,subject,path and proces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our national ethics.The study has a certain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at it gives advice on how we can maintain the subjectivity of our national culture and make it further develop in the world,where different cultures are interacting frequently.

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精神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处于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之中,既具有世界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又具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关系结构,型构党的领导贯穿全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的良序社会格局;构建融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经济伦理制度,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各自效能,以保障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使共同富裕道路取得更为实质的进步;处理好核心价值观的一元引导与道德观念的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道德品质塑造凝聚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以“第二个结合”深化现代社会的精神教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焕生机,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和文化生命的活力。这四个方面都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精神方向,合力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进程。

论哈贝马斯对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阐释

哈贝马斯的辩证法思想蕴含在他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中。如果说主体的形而上学化是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轴心,那么哈贝马斯则基于对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的反思,建构了以主体间的话语商谈和对话交往为内涵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哲学话语。哈贝马斯以主体间的道德对话和政治商谈为切入点,实现了辩证法的语用学转向,推动了辩证法的理论形态从为形而上学服务的真理逻辑向谋求伦理和政治共识的实践逻辑的转变。哈贝马斯对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阐释,是对辩证法在对话中寻求共识的实践智慧的当代发展,深化了辩证法的现代性意蕴的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阐释具有启示意义。

如何构建当代中国的伦理学知识体系?——万俊人教授访谈

万俊人指出,历经数代学人的努力与奋斗,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建设已初具规模,为后继学人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学科积累。相应地,当前学者的任务是“接着讲”,即在植根自身传统的同时,针对科学技术迭代与现实情境变化而做出有效的伦理回应,实现伦理精神的继承与创造。通过回顾美德伦理、正义理论和中西方现代性等话题,万俊人深入地探讨了如何做中国伦理学、伦理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应用伦理学的可能形态,并在辨析“伦理知识”与“伦理学知识”的基础上,展望了一种面向未来的伦理学。

中国式现代化蕴涵中国人的伦理愿景

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叙事主体是人民,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使得中国人民真正获得其主体性。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就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实际上涉及物质生活的现代化、精神生活的现代化以及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就伦理叙事时代主题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要面对气候危机、生态风险,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共产主义愿景共同叠加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使得愿景本身不再是“愿景”,而就是一种具有丰裕社会现实性的叙事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基础及其优化路径

伦理基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和持续动能,而政治伦理基础在其中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和作用。政治观念与政治制度供给是政治伦理基础的基本构成,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合法性支撑,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维护公平正义、尊重公民权利、保障民主自由的政治观念及政治制度安排,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的政治伦理基础,其价值追求以共同善和实现共同善为鹄的。从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实践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建设担负着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使命。优良的政治价值观念与完善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重要路径:一是铸牢人民至上与法治文明政治价值观念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之善;二是完善维护公平正义和保障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手段之善。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体育伦理的现实考量及规范方略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引领下,数字体育已成为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正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进程,数字体育伦理问题也随着其发展的深入而日益凸显。本文从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体育伦理的本质内涵出发,科学揭示数字体育伦理的特征,系统考量当前数字体育伦理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数字体育伦理的规范方略,为数字体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中国传统医德与中国现代医学伦理学研究

本文从伦理道德的视角溯流及源,辩证地分析“中国现代医学伦理学”“中国传统医德”“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三者在当代医疗领域中的意义,指出了“医乃仁术”经典格言中所蕴含的“医道”“医者”“医术”“医业”的四位一体,肯定了宋明理学把“道德伦理规范”视为宇宙“第一法则”的重大意义,进一步阐明了中华民族的“德性之源”是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承而来的,并在新时期一如既往地展现其强大的道德精神力量。

论近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建构

中华文明作为一种伦理型文明,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历史久远,却并未形成边界明晰、研究对象确定的知识论传统。知识体系的建构依托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的发展,中国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在近代经世致用和西学东渐的风习中逐渐探索起步的。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学科划分体例和标准在近代遭到解构;另一方面,在“照着说”的背景下,学界也开始探索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近代中国伦理学在中西、古今之辨的场域中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定位,尽管难免煮成“夹生饭”,但仍然实际地迈开了“道德革命”的步伐。

文野之别:现代伦理何以可能成为人类文明之道

现代伦理在人类世俗化生活世界中以普遍的人性、自然法、个体自由、科学理性和公益与私益的权利为基础,才真正表达了现代人道义实存的方式,从而成为普遍文明的方向。但无论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运动还是启蒙运动,都在弘扬一种道义,从而将这种特殊道义上升为“唯一”伦理基础,在成为“定言命令”进程中也同时导致了文化的野蛮化甚至普遍的战争,这是伦理善的一种自身隐匿性。伦理的文野之别,是善的规范有效性与自身隐匿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伦理学史为人类文明发展提出的严峻问题。

论工程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工程科技创新必须以相应的工程伦理规范及核心原则作为价值指引。所有国家工程职业领域伦理规范核心原则都包含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工程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同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永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层面的广义工程共同体,应在跨文化、跨地域生态文明建设中达成和践行工程生态文明责任的工程伦理行动。

传统儒家伦理文明的再造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文明体,传统儒家伦理文明为中华文明秩序奠定了价值根基,使得中华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呼唤传统儒家伦理文明的再造,即通过对仁爱思想、中庸之道、五伦关系、天人合一、天下秩序等传统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与转化,挖掘其蕴涵的根源性伦理精神、总体性实践智慧、人际交往原则、生态伦理理念、全球伦理原则等具有当代意义的伦理资源,将其融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

新时代行政伦理的体系建构与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国家体制机制制度的集中体现。行政伦理总是在特定的治理体系中形成并发挥作用,治理体系决定了行政伦理的来自及其价值立场。我国有着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是集领导党和执政党于一身的核心政治力量,主导着国家治理过程。公务员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履行公共管理职权。这种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赋予我国行政伦理以鲜明的中国特色,表现为行为主体仅限于公务员个体,而不包括行政组织;价值标准必然由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所派生,并因此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与治理现代化价值逻辑高度契合,为中国共产党处理与人民、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三大政治关系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与此相适应,在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应面向如何处理好与党、人民群众、国家权力和所在组织等四重关系建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包含四组基础价值观:忠诚、服从;为民、为公、服务、拼搏、奉献、无私、务实、民主、协商、公开、透明;守法、公平、公正;负责、勤政、廉政、高效。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应侧重于行政伦理规范建设,以形成公务员对行政伦理价值的认同,提升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决策能力和行政伦理道德德性,以强化公务员对行政伦理价值的认同。

对象性本质力量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构建

唯物史观认为,世界是由感性活动建构的。作为前所未有的实践探索,要在历史实践中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对象性活动的意义及其创造力。把握马克思关于对象性活动的实质,就是在实践中建构属于中国的人和世界的全新关系——感性的对象性关系。因此,在实践中,基于特定文化哲学传统而产生的中华民族的伦理文化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相遇,形成了适合中国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精神。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基础上,这一精神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结合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精神奠定基础。唯此,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终将自我诞生,适合中国实际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也必将坚定地展开。

中国式现代化:“两个文明”相协调的内在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极为鲜明地标识出“两个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特色”所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现代化作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性环节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同时这一进程也充斥着“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植根于中华民族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彻底打破了这一迷思。“两个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所遵循的逻辑,是其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重要理据。

公民道德养成过程中的传统伦理信仰价值资源及其现代转化

在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所推进的近代以来带有伦理启蒙性质的“公德—私德”之辩中,有关中国传统道德之公共性向度缺失已成共识,这被视为养成现代公民道德需要直面且必须予以纾解的文化难题,加之当前公民道德遭遇的现实问题,可能进一步放大这一缺陷及对传统道德的责难。然而,走出这一困境并不意味着只能外求,而是应当探寻中国文化传统之伦理信仰与公民道德养成之间的涵蕴关系。借助将传统宗教信仰进行理性化、世俗化改造之后公民宗教的孕育、涵养与转化,西方现代公民道德得以生成,然而,中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传统中国并未产生西方式制度性宗教及其独一排他的信仰模式,但对伦理实体及其构成的整全世界的信仰塑造了传统中国的信仰形态,它具有支配人的内在心灵与指导人的道德实践的功能。这意味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的伦理信仰,使之为现代公民道德养成与完善提供价值资源,是一项具有时代意义的伦理学课题。

高校师德制度建设的现代性规则困境与破困路径

师德制度是高校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助推教师职业发展、构建教育生活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制度工具主义的滥觞和受制度自身逻辑的影响,高校师德制度建设陷入了制度建构困境、取向困境、执行困境、评价困境。根据反思性现代性理论,风险可以被看作现代性制度的内在变量,通过加强对制度的反思性监测,以激进的参与态度对反思性的制度进行再生产,为破解师德制度建设所面临的规则困境提供了视角和方法。具体而言,高校破解师德制度建设的现代性规则困境,需增强制度的反思性意识,从制度结构、价值取向、规则运行、目标达成等方面突破,以实现师德制度建设与师德养成的双向共促。

伦理理解:黑格尔道德哲学的当代价值与可能愿景

黑格尔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研究进入当代中国,需要回应时代精神的当代性与话语体系的中国性。黑格尔伦理思想在西方经历了“完全否定-现实关注-内在证成”的路径,当代中国的黑格尔伦理思想研究缺乏理论与学术的自觉,中国黑格尔研究需要一种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启蒙与再出发。从黑格尔现代性自由价值理念以及对其确证的哲学体系解读中,可以发现黑格尔体系的“普遍性”特质以及“开端性”的文化本位主义,从而理解黑格尔体系的理论价值与知识局限,进而发现在黑格尔现代性意识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理解的可能路径。

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伦理冲突与纾解之道

随着数字乡村和国家文化数字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加快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日益成为时代之需。在乡村文化治理场域中,数智化转型包含3个层面的价值指向:技术层面彰显为乡村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韧性的提升,文化层面意指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性激活,治理层面体现为乡村文化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程度的提升和城乡文化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增强。然而,数智化与生俱来的技术伦理和社会伦理等问题也被带入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情境,为明晰和消除伦理冲突衍生的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桎梏,从国家市场社会结构出发,厘清数智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面临3个层面的伦理冲突威胁:国家制度层面凸显为文化权力与文化服务之间的目标伦理冲突,市场资本层面凸显为实践伦理冲突和价值伦理冲突,社会生活层面凸显为互动伦理冲突和礼俗伦理冲突。在文化治理理论和伦理冲突外显的考量下,应注重政策创新与组织创新的创新引领,优化国家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强化价值共创的公共性构建,以公共性调适市场资本层面的逐利性;夯实系统性数智素养培育,提升社会生活层面的数智素养。进而规避数智化衍生的破坏性伦理冲突,充分利用数智化的现代性治理技术优势,助力乡村文化治理数智化转型。

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兼论邓小平关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上海的使命担当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具有辩证关系。而“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围绕“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上走在前列,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