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的“近代预兆”与“挫折”——以吴经熊生活实态为视角

吴经熊以其'法律三度论'超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法学学术界,其思想无疑是中国近代法学的'预兆'。然而,吴经熊的生活实态和意识又带有浓厚的前近代的落后性,因而中国近代法学又不得不体味某种'挫折'。联系民国参与宪法起草的人,没有一个反对与法治背道而驰的司法党化等背景,以至考虑宪法草案能否付诸实践时,包括'吴氏宪草'的起草人的吴经熊本人都没信心,因而皈依天主,远离法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学的'近代预兆'与'挫折'的又一表现。基于这样的判断,分析吴经熊的思想与行动、理想与现实,揭示其思想的先进性与生活实态的后进性之间的矛盾,或许可以打开一个认识中国近代法理学形成发展的新视角,并产生新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