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鹅湖之会”高端会讲--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现代交锋

公元1175年6月,在吕祖谦的周旋下,理学代表朱熹与心学代表陆九渊齐聚江西铅山鹅湖寺举行会讲,希望消除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之间的隔阂与差异,求得一致,以共振圣人之学。然而,由于陆氏兄弟的自负,此次"会讲"非但没有调和朱陆矛盾,反而加剧了二者的矛盾。自此以后,理学与心学的异同便成了中国儒学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直至当代,关于程朱理学的研究成就仍然引人瞩目,陆王心学的研究则是如火如荼,乍看似乎并驾齐驱、平分秋色,但就广度与热度而言,心学研究有时将理学研究囊括,成为儒学研究中最为亮眼的显学。正因为此,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异同似乎显得更加醒目,二者的关系似乎更加需有妥贴的安放,理学与心学的内蕴似乎更需要我们去探寻。有感于此,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邀请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浙江大学董平教授、复旦大学吴震教授等四位著名教授举办了会讲活动,由蔡方鹿教授、朱汉民教授主讲理学,由董平教授、吴震教授主讲心学,四位就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意蕴(主要观点和主张),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异同,如何评价外国学者对理学与心学的研究,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所蕴含的价值,研究理学与心学应注意的问题,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未来前景等展开论辩。四个小时的论辩,形式新颖,内容丰厚,思想深邃,兹将会讲内容原样陈述,希望能分享其中的乐趣与智慧,并对当下理学、心学研究产生某种积极效用。

如何重述道统:现代道统叙事的历史化及其问题

回应晚清以降道统应为中国近代衰落负责等言论,现代道统叙事的历史化以历史论证道统正当性。这既揭示了道统之魅力,也有一定问题。一方面,道统辩护内有关于要严格道统还是泛化道统的争议;另一方面,道统批评者与道统论者在相当程度上互为颠倒,若无道统信仰甚至颠倒之,则从道统论者认定的历史现象出发,也可推出否定道统之论。道统批评的基点是道统为恶,道统辩护的基点是道统为善,包容双方或能探索更整全的道统史。

现代大学书院“熵增”困境下“熵减”路径探赜——以新儒家学者复兴书院经验为镜鉴

现代大学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的新型教育模式。这一新型模式在初步探索阶段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然存在形式化发展、内核精神迷失、发展定位模糊等现实问题,疑似陷入“熵增”发展困境。以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钱穆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从我国近代文化危机出发,以复兴书院为教育手段,高扬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通过哲学思考勠力于现代大学书院建设。研究通过考察其复兴书院的宝贵经验,从本体论维度塑就内核精神,从文化论维度建设文化氛围,从制度论维度推动顶层制度设计,从知识论维度完善教育内容,从方法论维度构建学问之道,为现代大学书院“熵减”发展理路提供镜鉴之思,力促实现传统文化传扬、书院育人、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等目标。

宋代理学概说

理学在宋代的出现与形成,一方面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魏晋以来佛教传入所带来的文化挑战有关。经过北宋学者的努力,宋代理学最终形成了一套以“理”为中心的学术思想与话语实践。其主要特点包括: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以存天理、去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以及主要集中于心性的工夫论。理学在南宋时期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即分化为狭义的“理学”与“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讲求在物上求理;后者以陆九渊为代表,主张在心上求理。作为一种产生自中唐、确立于北宋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术思想体系,理学应被视作“亚近代”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并应在“亚近代化”范畴下得到积极的肯定与理解。

论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民族性

民族文化复兴是民族崛起的基石,理清民族性问题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条件。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继承民族文化的统绪意识、发掘民族文化的内在基因、探索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三大方面。他们辨析了儒学的正统传承脉络,继承了孔孟以来的儒学传统。他们揭示了中国哲学作为身心性命之学的一系列内在基因。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世界性是结合在一起的,既立足传统又面向现代和未来,既立足中国又积极走向世界,争取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一席之地。

中国政治哲学的产生和历史演进

中国政治哲学经过长达6000年以上的悠久孕育过程,到春秋时期由老子和孔子分别创立,此后的演进历史大致经历了理论化、经学化、理学化、现代化四个阶段。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各具个性的政治哲学体系,但它们都深切关注时代问题,积极擘画替代现实社会的理想社会,苦苦寻求济世救民的政治良方,深入探讨理想社会方案的本体论根基。中国政治哲学经学化是中国政治哲学从多元走向一元的政治化、官方化、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导致了政治文化专制主义、政治哲学停滞不前、政治哲学思维教条主义化等消极后果。中国政治哲学理学化是宋儒为振兴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作出的最后努力,但它不可能克服先秦儒家尤其是汉儒的局限,更不可能改变皇权专制政治,相反把汉儒所确立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伦理纲常推向了极端。中国政治哲学现代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这是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哲学,其理论基础不是社会契约论,而是唯物史观,其终极追求不是理性王国,而是共产主义。

老子不老:作为儒法和解之基的新道家

一部中国思想史,就其根本而言,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之争的历史,也即一部坚持“礼治”还是坚持“法治”的历史。然而,追本溯源,无论是儒家礼治所尚的亲亲而仁民的家国合一,还是法家法治所尚的己之私利以成天下之公的以利释义,都是以老子“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组织性”为其共同的终极依据、终极根基。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克服中国思想儒法取舍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同时正如近现代异军突起的“以道释儒”“以道释法”复老思潮所表明的那样,也为当代呼之欲出的“新道家”的兴起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铺垫和贡献。

“德知不二”的生命整体:熊十力教育思想阐释

熊十力教育思想以“生命本体”和“体用不二”的哲学思想为根基,以“学绝道丧”的现实际遇为缘起,以“德知不二”的生命整体为主线。核心内容包括:显发“德知不二”生命全德的教育价值论;新“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教育目的论;修养为学工夫、哲学和科学相濡为用、经学和西学不可偏废、书院和大学互为补充的教育实践论。主要特征有:返本开新;以生命本体论为依据;充满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思想和践履不二。熊十力教育思想对生命、人、人性的追问,对道德和知识关系的探索,对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双向批判与融摄,对今天的教育仍有启发意义。

以人文涵盖科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观及其偏颇

本文对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做了批判性的考察和分析 ,认为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反科学主义 ;二是泛道德主义。其偏颇之处在于 :一方面 ,把科学狭隘地理解为“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 ;另一方面 ,又将人文精神片面地归结为儒家的“道德精神” ,并强调以人文涵盖科学 ,其结果是人为地加剧了所谓的科学 (事实 )世界和人文 (价值 )

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现代新儒家的见解

儒家文化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很有意义也常引起争议的话题。当代新儒家以其独特的视角 ,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阐述。本文对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关于儒家文化中是否缺乏科学 ,儒家的价值观念是否有碍于科学发展以及儒家研究学问的方式能否成就科学等问题的回答作了简要概括和评析 ,并就如何估价儒学对科学发展的利与弊 ,如何分析儒家文化作用于科学发展的方式与机制以及如何预测儒家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对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理论分析

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主要包括文化形上学、中国文化观、西方文化观等内容,本文立足当代的理论视域,主要从文化本质主义、文化环境主义、文化进步主义、文化连续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文化空想主义等方面尝试对其进行分析,以揭示现代新儒学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总体性边缘地位及其文化观中的部分可转换资源。

论梁漱溟释孔阐儒的内容及方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释孔模式。梁漱溟以寻求、建立“孔子心理学”为理论支点 ,用“返求事实”、“东西比较”等方法 ,认定孔子儒学之特色在于折中调和的哲学思维、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尚情无我的人际关系及求仁求安的道德追求 ,并在形上层面即所谓“孔子的心理学”,发掘其内在根据 ,从而对孔子儒学做出较为接近实际的解释。

晚清儒学新变与“新小说”的国家想象

20世纪初"新小说"的国家想象,是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更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既与西方现代性的传入有关,更是晚清儒学突围的结果。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化舍,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时空结构,三代、桃源叙事转向了指向未来的"新中国"的想象。政治小说在引入西方政治理念的同时,以文明和道德的理想主义重构了现代国家的符号体系。"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意识的相互激发,在"新小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小说"东方式的国家想象,渗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揭示出儒学现代转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所在。

寻根文学与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

在今天看来 ,寻根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就是推进了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具体内涵包括 :使新时期小说由传统载道走向现代审美、由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 ,以及对传统小说时空观念的转变等。本文探讨了这一转型的过程 。

论现代新儒学的产生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多层面的复杂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构成中国近现代新儒学的事实前提和逻辑原点,而西方近代文化的危机则是新儒学产生的个别性和直接性根源;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也离不开它的"宿敌"———文化激进主义的刺激;现代新儒学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员还与中国近现代的其他文化保守主义有着理论上的渊源关系。

从后现代视野看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

现代新儒家哲学既肯定科学理性的重要性同时又将之收摄于道德人文精神之中的取向,代表了对如何不使科学理性被逾越本分地绝对化的问题作出的中国式的回答。随着西方后现代转向的出现,西方哲学对于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中国现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相比,立足于民族本位的现代新儒家哲学更有利于将中国哲学以“哲学”的面貌示人。作为面对相对主义所可能有的两种基本选择之一,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具有借鉴意义,但同时亦存在着以历史的总体性消融人的自主性等内在的问题。

关于宋明理学的几点认识

“宋明理学”这个概念,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比较有确定性的名称,代表了从11世纪至18世纪中国儒学的主流发展体系。“五四”以来,对理学的批评往往是出于对其核心思想的误解,虽然这种批判从主流上讲并非没有意义,但是批判的科学性应建立在对历史和哲学比较深入的理解上,否则这种批评经不起任何理论和历史的考验,也无法提升到高水平的人文反思。因此,为宋明理学“正名”,从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三个维度阐释理学之“理”的意涵,并强调理学思想体系历史定位的重要意义就显得尤为迫切。理学不仅是11世纪以后主导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前近代东亚各国(朝鲜、越南、日本)占主导地位或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体系。要展现理学体系所有逻辑环节的展开、所有实现了的可能性,就需要把整个东亚地区的理学综合地加以考察。

为什么新儒家需要一个文化一历史哲学——以梁漱溟为案例

现代新儒家不仅深入诠释了传统儒学的心性智慧,而且做了传统儒学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构造系统的文化一历史哲学。现有研究对这种理论努力的特性缺乏仔细解释。对于儒家传统来说,高明的心性智慧与实际中国社会与文化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近代中国形势赋予这个问题以新的严重性。对梁漱溟的分析,显示这个问题的压力如何促使他构想关于中国文化与人类历史的哲学,从而表明理解这个问题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现代新儒家的思想格局。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两难抉择——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

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由于当代新儒家采取了理性主义态度,从而使其不仅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而且也没有陷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结。当代新儒家在"如何在中国实现代化,而又要避免西方现代化弊端"的问题意识中,既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又具有显明的后现代品格。由于当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的不平等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之间的理论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在当代新儒家身上有一种优秀的后现代品质,即理性主义的文化态度,而这一点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只要当代新儒家能够继续以开放的、多元的、理性的文化态度来审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问题,就可以像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一样,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统一起来。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