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与融通——董大酉西北区期间大学校园作品解读(1952—1955)

本文选取董大酉1952—1955年在国家“支援西北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赴西北区任职期间的大学校园规划及建筑设计作品进行解析,提出董大酉这一时期建筑风格和设计思想的历史延续性。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大酉在西北地区设计实践中,立足于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背景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调适,将上海时期对“西方古典主义”“中国传统复兴”“现代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因地制宜地进行创新,以“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并重的姿态持续探索民族建筑、地域建筑的发展道路。董大酉的作品和思想是连接中国东部、西部建筑实践和理论的重要遗产。

语料库与近代西北水利档案的数智化应用方式探索

民国时期,新疆、甘肃、宁夏三省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水利建设,尤其是在抗战时期,西北成为“大后方”的背景下,三省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水政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西北分省水利档案,这批档案绝大多数是民国时期新疆、甘肃、宁夏各省的水利委员会工作档案,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所面向的学者群体规模较小。这样的专业性档案特别需要语料库的支持,本研究在阐述语料库在近代西北水利档案管理和研究中的必要性的基础之上,设计并搭建了“近代西北地区水利档案”语料库,初步实现了针对该档案的智能化检索和知识挖掘。本研究以部分近代“宁夏水利委员会档案”为例,展示了该语料库在近代西北水利史研究中的巨大作用。

天津洋行、货栈与近代西北羊毛贸易——以满铁调查的《支那羊毛》为中心

1860年天津开埠后,尽管区域性市场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料需求进一步增加,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天津的商品流通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一地区界限,地处内陆的西北地区也渐次成为天津开埠后的经济腹地,以羊毛为主体的畜牧业产品开始大量出口。近代西北羊毛出口肇始于天津洋行的收购,此后,货栈也发挥出了一定的作用。1930年出版的田中时雄《支那羊毛》的相关调查资料,有助于我们认识天津的洋行、货栈在近代西北羊毛贸易中的作用,从而理解近代天津口岸羊毛贸易组织的运行机制。

近代西北皮毛产地及流通市场研究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绥远、察哈尔以及陕西的北部位于我国农牧分界线以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皮毛产地,近代中国70%以上的皮毛产于这一地区。近代西北皮毛市场兴起是以天津开埠为起点。天津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和出口市场,其经济腹地不断由华北向西北延伸,带动了近代西北皮毛市场的兴起。近代中外贸易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因此,在西北皮毛市场兴起的过程中,外商、洋行、买办起了先导作用。在近代西北皮毛的市场链中,以产地市场为基础,以中转市场为枢纽,以出口市场为尾闾,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皮毛市场的勃兴,对西北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加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因素。

西北地区都市圈现代化进程研究——以兰州都市圈为例

以兰州都市圈为例,对西北地区都市圈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研究。从都市圈现代化的内 涵分析出发,结合西北都市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出了适合内陆地区的都市圈现代化指标体 系。并对兰州都市圈现代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提出了加快都市圈现代化进程的对策。

近代西北羊毛市场的交易方式

近代以来,西北地区渐成天津开埠后的经济腹地,但由于西北地区交通闭塞及特殊的文化背景,导致了西北羊毛市场特殊交易方式的存在。传统和现代多种交易形式的整合,是近代西北地区能够大规模从事羊毛出口的秘诀所在。

亦有仁义: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在尽力播撒"上帝福音"的同时,对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颇为关注。他们积极兴建医院、诊疗所,培育地方医疗人才,治病救人不遗余力,甚而一些传教士为医疗事业献出了生命。传教士的行为多少改善了近代西北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减轻了民众痛苦,且一批西式医院和医疗人才的出现,将新的医疗技术和医患理念输入西北,为构建近代西北地区的新型医疗卫生体系作出了一定贡献。不可否认,传教士积极参与医疗事业有笼络人心,扩大教会影响,劝导民众入教之目的,但传教士秉持基督博爱惠施精神,努力治病救人所取得的成效应予以肯定。

法治:现代化进程中西北边疆各族人民价值共识的基础

中国西北边疆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其所固有的传统价值观所包含的传统属性与现代化所具有的现代性之间产生了内在的张力,导致社会发展和稳定遇到了挑战。而法治所包含的价值内涵蕴含了当下西北边疆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要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法治的理念下寻找社会的价值共识是西北边疆发展和稳定的关键所在。

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

近代西北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滞后 ,其主要特征是 :城市的封建军事性和政治性十分突出 ;城市数量少、规模小 ,且分布不均 ;城市功能结构单一 ,工业和文教科技长期落后等。西北城市自身发展水平低下 ,造成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差 ,而周边社会的不发达又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 ,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从而使整个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

近代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商习尚的演变

滇西北地区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它的社会变迁历程 ,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近代滇西北地区涌现出了汉、白、纳西、藏等多个本土民族商人构成的商人群体。这些不同民族商人群体的崛起 ,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领域。商人的商贸活动和社会活动 ,对地方民俗生活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这一地区经商习尚的发展演变历程为主线 ,对不同地域。

关于高等教育手段现代化的构想

创造性地理解和发展现代教学手段 ,是高校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动力。融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教学手段之优势于教学之中 ,着眼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发展网络教育 ,趋利避害 ,提高认识 ,加大投入 ,培养师资 ,加强管理 。

政治学视野中的西北问题——国家政权系统与西北地区治理

“西北问题”是指制约西北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具有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如何破解“西北问题”这一难题,加快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国家决策层、理论界乃至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而政治学视野中的“西北问题”,首当其冲的一是国家政权系统对西北治理的状况;二是西北地区治理的特殊性。

试论近代西北史地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近代沙俄对我国西北的侵略变本加厉;西北的局势极其险恶。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感到外患日亟,纷纷致力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力图通过研究,揭露沙俄的侵略野心,以唤起国人对西北边疆问题的重视。当时,形成了以徐松、张穆、何秋涛三大名家为首的西北史地学者群,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掀起了近代西北史地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次研究对当时西北边疆的保卫及对后来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的二十年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植物学研究机构。抗战前主要从事我国北部、西北部植物调查与分类、植物地理学研究等工作。1936年11月,在陕西武功与西北农学院合作组建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以调查西北植物和进行应用植物学研究。抗战爆发前夕,植物学研究所将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迁往陕西武功继续工作,1944年一部分人员又南迁昆明。抗战期间,除继续纯粹学理研究外,还积极从事应用植物学研究。作者以原始档案以及相关文献为基础,叙述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及其与西北农学院合办之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的创办缘起和沿革,各个时期的工作概况、成就,澄清一些历史事实,并初步分析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在中国近代生物学史上的贡献。

西北“纪实”与现代中国的想象性建构——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西北报道研究(1927—1936)

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曾映证并推动了民国西北开发思潮的形成,也曾为现代中国建设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大公报》新闻传播、经营管理策略,《大公报》与1930年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虽有少数学者涉足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与1930年代西北开发、西北社会发展研究,但目前仍较少有人关注到当时《大公报》新闻叙事与西北开发思潮的兴起,以及现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关系。

西北旱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发展模式探究

西北旱区是我国重要的土地资源储备基地,受水资源短缺、土地质量偏低等问题制约,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难度较大,亟需探索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本文系统分析了西北旱区农业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构建了西北旱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理论框架。针对草原牧业区、农牧交错区、雨养农业区、灌溉农业区等区域的农业发展特征与功能定位,在优化配置农业自然资源、科技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与种植模式优化、农业生产精准管控技术创新、产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等核心技术或方法,形成了具有区域鲜明特色的4类模式,即饲草–绿肥作物生产为主的牧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饲草–粮食–经济作物生产并重的农牧交错区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粮食–林果生产为主的雨养区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和粮食–经济作物–林果生产为主的灌溉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以此实现农业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教研功能、休闲功能的拓展延伸。为推动西北旱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需优化农业功能分区,科学规划农业发展格局;健全生态农业补偿机制,创建绿色核算制度;促进产业融合,树立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理念;构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绿色科技创新与推广服务体系;培育农业农村人才,完善人才政策体系。

抗战时期的《现代评坛》与“西北诗运”

抗战时期迁往兰州的《现代评坛》,是“西北诗运”最早的策源地。1940年5月20日,《现代评坛》第5卷推出“青年诗歌专号”,由此拉开“西北诗运”的序幕。专号中对“街头诗”运动的提倡,对“标语式的狂呼乱喊”诗歌的摒弃和对西北青年诗歌作者“陈列货色”的希望,以及所发表的穆天、牛汉、唐祈等人的作品,都具有文献价值。在“青年诗歌专号”之外,《现代评坛》还推出“西北诗歌选辑”,旨在与抗建工作相配合,激励西北青年起来,用诗歌在“民族国家的本位上下工夫”。

西北地区财政可持续性能力比较分析——基于跨期预算约束模型的分析

"一带一路"对西北地区而言是新的机遇和挑战,而财政的可持续能力是西北地区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因素。通过构造跨期预算约束模型,对西北地区财政可持续能力进行比较分析。在进行E-G协整检验后,结果表明西北地区财政可持续能力由强到弱分别为陕西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中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财政可持续能力相当弱。故此应通过丰富财政收入途径、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等措施,提高西北地区财政可持续能力。

西北干旱区小流域水利现代化过程的初步思考——基于甘(肃)新(疆)地区若干样本的考察

西北干旱区的众多独立小流域在明清时期已经发育出了较为完备的传统水利秩序,支持了其流域内的中小城镇及附属灌溉农业区的存在。本文以古浪县大靖河流域、景泰县大沙河流域和察布查尔县阿帕尔河流域为观察样本,叙述了其自明清、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水利秩序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西北干旱区小流域传统水利社会的形成原因、演变轨迹和运作特点。指出西北小流域在水利制度上的封闭性导致其成为现代水利事业的阻碍。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打破这一封闭性对流域内人口的制约和束缚之后,西北干旱区的农田水利事业才有了大的发展,实现了现代水利体系的构建。

港口与腹地:近代天津皮毛市场网络的构建

天津与皮毛腹地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双向经济互动。一方面,津埠是腹地连接国际市场的窗口与重要枢纽,港口对腹地区域有着重大的辐射推动力。另一方面,天津皮毛皆来自“三北”的广阔腹地,腹地范围、经济规模、人口数量以及经济发育程度又制约着港口城市的发展。这种经济互动轨迹同时重塑着港口与腹地间的近代化样貌。以天津为中心的皮毛市场网络的构建,更凸显出皮毛贸易的市场化与外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