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显荣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充当的角色——以辜显荣的部分信函为例

日本占据台湾50年,为推行其统治之策,日本在台湾社会特意扶植了一批"亲日台人",其中,辜显荣最具代表性。他不仅在日本侵台当初,就充当日本侵台军队的"带路人",而且在其后的生涯中,始终积极为台湾总督府"治理"台湾出谋划策。辜显荣为日本可谓"竭尽全力",他通过与中国上层政治人物的一系列面谈及信函联系等方式,竭力诱惑这些人物"臣服日本",永远充当日本的附属国。从辜显荣的部分信函可以看出,辜显荣确实为日本军国主义吞并中国大陆"呕心沥血",凸现出中日近代关系史上一段极为特殊的博弈过程。

“日本浪人”历史成因述略

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日本浪人"群体,是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思潮所孕育出来的"弃儿"。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他们影响了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期,他们起到了某种积极的作用;从五四运动开始,他们倾向于日本的扩张主义政策;在日本大举侵华之前,他们彻底蜕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和马前卒。

论张謇的日本观

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致力于国强民富的重要人物,受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影响,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日本观。张謇依据参与"壬午之役"的实践经验,洞察日本的侵略野心;秉承家国情怀,关注甲午战争,力主以战定和;愤慨于屈辱条约,提出做好战争防备、发展实业、增强国力的观点;还能够辩证地看待日本的侵略行径和经济发展的长处,在学习日本发展所长和借款上表现出清醒的认识。在近代中日关系演变的宏阔历史进程中,以时间为经线串联起张謇的对日活动,以近代日本观为纬线连缀起诸多时人的对日主张,可以形成经纬交织的近代日本观图景。从纵横的对比中考察张謇的日本观,可见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预见性和务实性,不仅在思想上认识到位,更是在实践上着力推行,从而对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赴日观操与清末军事改革——以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为线索

清末政府派员参观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是其学习日本以推动军事改革的重要方法。自1898年起至1911年止,清政府派员赴日观操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起初清廷放权地方督抚派员,1903年后转为清廷直接派员,收束地方派员权力。就观操员在日本考察的情况而言,考察内容主要包括共同观摩特别大演习,以及军事演习之外的一系列考察,但他们的侧重点、学习效果不尽相同。清政府持续十数年派员参观日本特别大演习,对清末军事改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但是未能将日本军事经验有效地吸收并转化到清末军事改革的实践中,最终没有建立一套完备的近代军事力量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

中国近现代文学“抵制日货”叙事的三种维度

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日本的关系极为密切,并在经贸领域的“日货”这一关键词上体现出来。清末民国时期,来自东邻日本的商品大量输入,而中日关系的起伏不定、冲突频仍则令抵制日货成为时人反抗日本侵略、塑造民族身份的重要手段。近现代文学中的“抵制日货”叙事是时代的产物,其话语建构和意义阐释可归纳为“反日的先声”“抗战的协力”以及“观日的自省”三种维度,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和消费政治色彩,并最终汇入到抗战文学的大潮中。发掘这一特有的文学景观,可以发现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日本的独特交叉点、问题点,进而拓展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

近代中日通商条约的演变

论文梳理了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1896年《中日通商航海条约》、1903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及1920年代末中日修约交涉等商约的制定与交涉过程,辨析近代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成立的条约性基础和近代东亚贸易秩序的框架的两个阶段。

植物、商业与时局:民族危机视野下除虫菊的引种与推广(1887—1949)

除虫菊是近代日本重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甲午战败后,中国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认识并零星引种了作为日本新兴农业经济产物的除虫菊。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商人借助抵制日货的时机,将除虫菊鼓吹成可“杜塞漏卮”的“厚利”农业经济作物,提倡国人种植,以取代日货,开启了除虫菊商业种植的浪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为从经济上抵抗日本,赋予了除虫菊“经济抗日”的使命和意义,大力提倡种植,获得各方的广泛响应,国内除虫菊的种植规模日盛。然而,抗战的全面爆发,不仅使除虫菊种植业和相关制造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且使得其“经济抗日”的使命失去了实际意义,从此一蹶不振。除虫菊原本只是颇具杀虫效力的菊科植物,但其引种与推广历程却是近代民族危机下中国从经济上反抗日本侵略的期许与努力在植物上的展现与缩影。

“另类”留学及交流的诸多面相——近代日本外务省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华初探

20世纪20年代日本实施的"东方文化事业"启动,但随着日本国内侵华势力的膨胀导致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该事业成为日本单方主导的对华文化事业。在此背景下,1930年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开始实施由"普通补给生"和"外务省官吏生"构成的第三种补给生制度。其中普通补给生可谓外务省最早派遣的学术型留华学生,他们以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学术为目的,并带着明确的研究课题来华留学。他们在中国各大学旁听,并以私人身份或通过学会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还开展了各类旅行活动,有些人在"七七事变"后直接参加了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暴行。留学结束后,他们就职于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界,遂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日两国间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通过提交调查报告、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方式充当日本侵华的宣传者和帮凶。总之,近代日本外务省派遣第三种普通补给生留华是日本实施其侵略中国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马关条约》与近代中日关系

中日1871年签订《修好条规》,开启了平等国家关系的建构。《马关条约》结束了此前的平等竞争关系,开启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不平等关系的构筑,并在民国初年为北京政府所继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机提出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并逼签了"民四条约"。战后虽然被迫归还山东,可不但不废除其"二十一条",反而继续通过不同形式予以扩展。十五年战争期间(1931-1945年),则通过一系列"事变"实施其侵华要求,并通过日汪条约实现了大陆政策。"二十一条"成为民国时期日本对华不平等条约之渊薮。中国政府在对日宣战后废除所有中日条约,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日本投降,结束了甲午以来近半个世纪的不平等关系。《马关条约》50年的立与废,见证和演化了近代中日关系沧桑巨变的历史过程与现场。

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觊觎的对象。"满洲问题"或"满蒙问题"作为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不仅成为日本制定国防方针的议论对象,而且学术界、知识界也展开了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和宣传。在经过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洗礼之后,占领中国东北在日本完全变成"正义"之举,侵华战争也变成了"圣战"。学界对近代日本"满蒙问题"的发展线索及"满蒙观"的形态与变化虽然有一些研究,但是中日双方就这一问题的相互论争,还有许多史料可以挖掘。通过研究和分析双方相互论争,可以看清中国学者在主权问题上的一贯坚持和日本御用学者如何歪曲事实、变本加厉的变化过程,有利于我们认清近代日本的政治生态与学术生态的复杂关系,加深对内藤湖南、尾崎行雄等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的理解。

范源廉的留日活动及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范源廉乃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于1899年至1906年三次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高等大同学校、弘文学院、高等师范学校。其间,积极参与、倡导了留学生的师范及法政教育,并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等社会活动。范源廉留日回国后,先任职于清末学部,开创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法政教育,后就任民国初期的教育次长及总长,主持创建了中国近代学制。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初创过程中,范源廉及其留日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近代中日之间共同的“教育基因”,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

清末立宪的日本视角:以法学家清水澄为中心

横跨日本明治、大正和昭和时期的宪法学、行政法学家清水澄与清末立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曾为清末留日学生和赴日考察官员讲授行政法;其宪法和行政法著述也被大量汉译。他为中国设计的立宪大纲,超越了明治宪法的理论框架,颇有创见;为给清末制宪提供镜鉴,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明治宪法的缺陷,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赢得了中国学人的赞誉。基于新见史料、结合其法学思想述析其对中国立宪的观察、评论和建议,有助于深入理解清末立宪的利弊得失及其与日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