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管区制与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管区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设置,在乡镇与村级治理单元之间建构出实体性质的中间结构,具有低成本、非正式性和制度稳定性等特点,成为乡镇政权的延伸。管区设置虽然增加了乡镇内部的“委托—代理”层级,但通过行政体制上的形式化设置和实践中的非正式运作,具有了超越科层体制约束的优势,借助激励动员和组织重构实现了有效治理。管区借助乡镇内部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不变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机制创新,实现了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匹配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的需求,成为当前强国家治理背景下探索乡镇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可行路径。

行政包干制:乡镇“管区”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如何既确保一统性又兼顾灵活性,是大国基层治理面临的难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要将国家治理体制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使国家一统性的政策能够落地,必须使治理体制精准对接乡村社会。管区作为乡镇(街道)与行政村之间的一级准行政组织,承包了大量自上而下的公共行政事务,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任务落地的载体和枢纽。研究发现,行政包干制是乡镇管区治理的核心机制。管区行政包干制较好地适应了农村基层复杂治理事务需求,维系了基层治理体制的韧性,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末端实现了灵活性、适应性。在转型时期,随着自上而下过程控制的强化,乡镇与管区的关系呈现从松散关联型向高度关联型转变之趋势。管区的自主性、灵活性下降,适应基层社会的能力被削弱。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避免“一刀切”,为基层政权保留一定的自主空间,夯实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

近代天津“警区”的形成

天津的城市型政区——区级政区来源干警区。首先，天津都统衙门管理城市的措施为“警区”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范式。其次，袁世凯接收天津以后，为了适应天津城市管理的需要，而正式确立了“警区”。可以说，“警区”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津的城市管理体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是天津城市型政区确立的第一基石。

分片发展方式下正定子片区城镇体系建设构想——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的分析

行政区划变化后的石家庄,需要分别以栾城、藁城、鹿泉和正定为子中心,通过整合子片区内的县级行政单元提升城镇化水平.正定子片区以正定为中心,通过整合灵寿、行唐、新乐等形成.正定在构建城镇体系过程中,"正定镇+新安镇"形成的复合子中心要发展子中心作用,并逐渐形成石家庄副中心,在"保定—石家庄"双中心城市团中扮演重要角色.新乐市要以"马头铺镇+长寿街道+彭家庄乡+承安镇"沿主干交通线构建子中心,形成"ε+蘅"形城镇体系.行唐县要通过构建"龙州镇+上方乡+九口子乡"形成城镇体系发展的主链,同时要在东西两侧形成辅链.灵寿县除了要发挥灵寿镇的龙头作用外,还要将慈峪镇和陈庄镇打造成为节点镇,通过与岔头镇整合,强化向北的发展实力.正定子片区建设城镇体系要突破行政区划束缚,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镇体系,这样才能够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速度.

雄安新区设立背景下京津冀行政区划调整问题分析——兼论“大保定”的发展困境与对策

雄安新区的设立在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也为京津冀行政区划调整打开了新局面。京津冀三地由于资源聚集优势存在较大差别,导致在京津大都市过度发展的同时,环京津的河北省地区出现了相对贫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除了要将京津非核心职能向周边疏解,还要对京津冀的行政区划进行重新布局。在定州市和雄安新区从保定行政区划分离出来后,保定可以按照"一分为三"或者"一分为二"的方式进行区划布局,进而在冀中地区形成京津冀的城市化隆起带,带动冀北、冀东、冀南的行政区划调整,形成高效发展的城市团,最终使"空心拳头"的行政区划局面从根本上得以打破,在京津与雄安间形成三足鼎立格局。行政区划调整会使保定变小,对"大保定"发展不利,因此"大保定"需要前瞻性地思考与雄安及周边地区的整合对策,破除行政区划由于"做减法"而造成的困境。

史论交融的地方政制研究新作--读《专区与地区政府法制研究》

翁有为著述的《专区与地区政府法制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行政层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历史演进为经,以组织法规为纬,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和行政学的相关理论,对"专区"与"地区"政府的创设、演进、组织、权限、运作方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探析,并得出了基本的历史结论:一是行政组织法制化是国家行政机构健全和成熟的表现;二是行政组织法制是政治社会化的表征和主要路径,是一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赖以正常运作的法制体系,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权威性、合理性、长期性、持久性应以组织法为基础和依据;三是行政区划建制应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为目的。

近代天津金融空间演变研究

天津在近代的繁荣贸易中产生和聚集了本土自发与海外舶来两种金融组织,共同塑造了天津在中国北方的金融地位。考察上述两类不同的金融组织在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通过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分析揭示近代天津城市金融空间的演变过程及其特征。天津城市金融中心由老城向租界内转移并逐渐形成唯一金融中心,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和银号共同成为城市金融空间的塑造者与参与者。这一过程从一个侧面进一步揭示了天津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为历史街区保护与再生提供了价值评价的理论依据。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连接区的发展构想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强调京津大都市职能向腹地疏解,还要充分重视连接区的建设。连接区是将邻近中等城市中心地连接在一起的区域,其城镇化水平较低,构建新城的成本较低,因此在大都市职能向腹地疏解的过程中,成为在大城市周边构建副中心城市的理想区位。雄安新区就是典型的连接区。为了更好地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雄安新区之外还要考虑其他四个连接区:定沧连接区、京张连接区、京承连接区、津唐连接区。连接区的发展不仅要着眼于区内城镇体系的构建,还要强化连接区与周边县级中心地的整合程度。连接区的构建需要以顶层设计为前提,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着眼于长期发展目标。连接区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较高的城镇化速度,进而成为城镇化的"隆起区",也会成为行政级别多变的区域。

县级行政区划规模偏小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

县级政区是国家治理的空间基础,该文基于行政区划视角,通过县级行政区划的属性分析,发现县级行政区划规模偏小是制约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出问题,县级政区过多、过小阻碍中小城市的正常发育,中小城市发展迟缓加剧了城镇体系的不协调和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主要原因有:辖区面积偏小造成县(市)资源配置能力较弱,管理幅度较大增加了组织管理的复杂程度,行政边界较多抬高了生产要素的流通成本。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合理确定县级政区规模,推进小县合并,缓解县(市)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问题;适时推进建制转换,积极培育中心城市,缓解中等城市发展能级不足问题;有序开展体制改革,理顺行政管理体制,缓解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问题。

物理农业在天津市西青区现代化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近年来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加快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农业产业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循环生态农业建设全面启动,全区农业由粗放型逐步向集约型转变。物理农业工程技术在天津市西青区现代化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介绍了物理农业的基本概念、优势以及其在天津市西青区的实际应用,指出了物理农业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雄安新区设立引发的八点思考

雄安新区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既有的京津冀长期以来的发展格局,在京津冀腹地促成了城市化增长点。这次行政区划变更可能是京津冀行政区划进一步变更的开始,京津与河北省的其他临界区域也可能有行政区划变更,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河北省行政区划存在的"空心拳头"问题,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此过程中,保定依托近邻雄安新区的区位优势,可能会通过借力发展成为雄安新区的副中心。雄安新区的发展方向是设区市,要通过"分步+分区"方式强化在京津冀腹地内的影响力。在雄安新区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强化与周边行政区划间的整合,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市体系,避免出现"环雄安贫困带"问题。

雄安新区行政区划的演变历程及未来趋势

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对其行政区划的调整学界多有讨论。文章分析雄安新区的行政区划设置历程,考察京津冀地区近年来政区调整的方向,分析国家级新区的设置过程,为雄安新区未来的政区变革提出更有针对性的三步走改革措施。

廊坊市安次区城市体系与产业布局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的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廊坊市安次区城市体系进一步完善构建了发展平台。为更好地利用这一平台,安次区需要从行政区划内与行政区划间两方面,对城市体系的空间布局以及产业布局问题进行前瞻性思考:在行政区划内要形成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城市链,以便安次区从北向南在产业空间布局方面扮演好产业新城、生态廊道、经济开发和外向拓展的角色;在行政区划间要依托主城市链向西与廊坊市永清县形成C链,向东与天津市武清区形成C链。为了提升安次区的全域城市化水平,还需要依托既有发展基础,在行政区划内进行“四片区”划分,为在安次区内形成“四龙腾飞”的发展格局创造条件。

基于县(市、区)的京津冀城市群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城市群的飞跃式发展带来空前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引起了发展与保护的严重矛盾,如何协调城市群生态与经济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但目前针对中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研究多局限于省(区、市)级单元,较少关注县(市、区)尺度。因此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的京津冀城市群为例,构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18年的县(市、区)协调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城市群经济差异极大且不平衡的趋势加重,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京津和河北省地级市市辖区,呈现以京津为核心的聚集团状结构和以多个地级市市辖区为散点的点状结构;(2)城市群整体生态水平“先恶化后优化”,高生态水平县(市、区)前期主要集中于城市群北部,后向南扩张;低生态水平县(市、区)主要位于城市群中东部京津地区和河北省地级市市辖区,在研究中后期数量逐渐减少;(3)协调度失衡情况严重且未能得到改善,靠近京津中心和冀地级市市辖区的县(市、区)协调水平普遍较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共同体、建立“大中心多组团”的空间结构、合理布局产业分工、强化生态发展模式和生态补偿模式等建议。

Traces of the Past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goes hand in hand with new administrative center construction Over 1,000 ancient burial sites have been unearthed in Beijing’s eastern district of Tongzhou as par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onducted from February to September alongside 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 city’s new administrative center, according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