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中的劳动呼声:野夫木刻《建筑第一声》的声音叙事

劳动呼声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发出的声音,最终表达出的是一个关于“工人阶级”的概念。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劳动呼声为主题的声音叙事在野夫创作木刻版画《建筑第一声》前后已广泛流行,并为此提供叙事的理论依据与图像资源。野夫通过劳动场景再现劳动呼声,并通过劳动呼声召唤工人加入一个新的、行动型的建设现代都市的现代主体,以工人的打椿劳动作为表现建筑第一声的视觉场景,不仅是关注到这一时期上海摩天楼的建造活动,更是隐含着工人阶级是现代世界之创造者的艺术观念。

《诗经·伐檀》诗旨汇辩

《伐檀》是大中学教科书中必读的名篇,古今有多种阐释,但依据现代阐释学的观点,诗可别解,科学的阐释应注意研究作品产生时代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以实证为基础才不致流为臆断,对《诗》的阐释尤应注意作诗之义、赋诗之义和用诗之义差异,对其进行文学意象的分析。

非遗佛山木版年画在当代空间中的应用研究

研究佛山木版年画在岭南传统室内空间装饰体系中的角色功能。通过题材、色彩、造型、构图来分析其如何达成构建空间主题、衬托空间形象、渲染空间氛围、建立空间秩序的装饰目标。关注传统形态向现代形式转化中的方法层面,探讨简化、萃取、替换等诸种转化方式的效果和特点。通过实际案例演述佛山木版年画脱离传统空间叙事结构,从固定图式拆解为观念化的装饰手法与趣味,与现代室内装饰各设计要素相互渗透融合的作用过程,揭示佛山木版年画被赋予现代装饰涵义的情形及当代价值取向。

桃花坞木刻年画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桃花坞木刻年画作为我国四大年画艺术之一,其鲜艳的色彩、精湛的工艺,充满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一文化瑰宝也是现代文创产品设计的重要灵感来源和丰富的素材宝库。基于此,为传承、创新桃花坞木刻年画非遗文化,为现代文创产品奠定文化基础,本文在明晰桃花坞木刻年画内涵的基础上,探索桃花坞木刻年画在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策略,旨在为传统艺术助力文创产品设计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

桃花坞木刻年画文化对现代服装设计创意思维的启发

桃花坞木刻年画文化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需要创新理解其审美内涵和文化底蕴,为现代服装审美设计服务,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文章就桃花坞木刻年画的文化内涵进行解读,从现代消费者的审美意识和情怀需求出发,探索其对现代服装设计创意思维的影响,传承并弘扬中国文化。

抗战文艺之美术与音乐作品管窥——以《文献》为窗口

抗战文艺丰富多彩,孤岛《文献》广泛搜求抗战资料,其中,绘画、音乐同属宣传战的生力军。抗战画作涵盖国画、壁画、年画、现代漫画和新兴木刻等,它们呼应时代要求揭露日寇暴行、刻画战斗场面和讽刺国际政治;民间曲艺、地方歌谣同样致力抗战宣传。《文献》之美术、音乐作品以多彩的形式诠释抗战标记历史,记录当时文艺人士保家卫国进行的种种努力。

鲁迅新兴木刻民族化理论探析

鲁迅是新兴木刻的主要倡导者,他一手扶植了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从艺术理论和实践方面对木刻艺术家给予指导,矫正了木刻发展的错误取向。本文将主要研究鲁迅的新兴木刻民族化理论,首先理清新兴木刻民族化开展的背景,其次将从鲁迅对西方木刻和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认识出发,阐述他通过对二者的选择性推荐促进新兴木刻民族化发展。此外,本文也将探讨他针对技法薄弱、题材单一等木刻实际创作问题所提出的相关主张以及他为扫清木刻大众化障碍、促进中国新兴木刻艺术风格形成所做出的贡献。

浅析辽宁桓仁木版年画的艺术衍生性

本文以不同历史时期的辽宁桓仁木版年画的案例和文献为研究对象,从题材、色彩、线条、造型四个方面对其艺术特征和衍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对比分析与归纳梳理,从而集中探讨辽宁桓仁木版年画的艺术衍生性。

老河口木版年画艺术风格及其在招贴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以老河口木版年画的艺术风格为切入点,分析其艺术特征、艺术内涵,与现代招贴设计相互贯通,更加贴切现代审美习惯和社会需要,活态传承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935年全国木刻联合展叙事框架之起源、展现与影响

1935年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通过展品的选择,构建了“古今中外”的展览叙事框架。此框架之起源为鲁迅从日文书籍中借鉴的木刻史。受这次展览内容影响的广州现代版画研究会第二回半年展,也显示出1935年新兴木刻界利用古今中外的时空坐标系考察木刻发展的思路。而跨越时空的木刻史坐标系有扬“中”重“今”的倾向,因为它潜藏着进化史观的主导及体现时代之“民族精神”的目标。实际上,木刻史的世界性是为塑造具有中国民族性的现代木刻艺术而服务。加之,现代版画研究会为半年展准备的相关研究引领了创作潮流的转变,新兴版画运动的发展方向逐渐明晰。

黄永玉——一个幽默的艺术灵魂

综观黄永玉近百年漫长的艺术人生,他是一位特立独行勇于创新的艺术精灵,被世人称为“鬼才”“老顽童”。他酷爱文学、诗、音乐、木刻、书画。他多才多艺,涉猎广泛,具有多重身份。本文通过对黄永玉艺术人生片断情景的记忆,希望可以让读者领略黄永玉的人格魅力及作品风采。在与黄永玉的灵魂对话中,让我们走进黄永玉的艺术世界。

再塑自我:抗战时期东南木刻运动中的杨可扬

杨可扬的套色木刻是嵌入中国版画记忆的一道时代风景,但这远未含括他获颁“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杰出贡献奖”(1991)的多重深意。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美术革命中的“木刻青年”,从山民子弟“杨嘉昌”到木运中坚“阿杨”,杨可扬文化身份建构的多重性和动态过程脱离不开具体的社会时空与人际网络,以及有关政治、美学、道德层面的认同实践。

抗战时期黄新波木刻创作的抒情转向

黄新波是富有诗人气质的画家。他在抗战时期除了创作宣传性、战斗性极强的现实主义木刻,还有《爱》《心曲》等一批具有抒情风格的木刻组画。后者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从为集体“大我”发出抗争声音到观照个体“小我”抒情表达的转向,其中既有坚持写实的基调又有强化表现主义的因素。以《路碑》序中鹿地亘的批评为契机,以《爱》体现的“贵在真诚的抒情”为转折,以《心曲》内蕴的象征性、艺术性、抒情性的交融为标志,黄新波战时木刻的抒情转向对他在中国香港时期(1945-1949)的木刻、油画创作以及在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成就上都有着独特的意义。

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武汉版画

中国现代美术诞生于20世纪初中外思潮冲击最前线的沿海地区,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从事现代美术创作的艺术家被迫内迁,促使内陆的艺术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版画的传播也不例外,从上海至敌后,从抗战前至新中国成立后,现代版画完成从批判利器至审美需求的转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武汉地区版画创作出现了新演变——工业版画成为武汉版画创作的名片.

群体策略与民间视角--20世纪30年代的广州现代版画会

现代版画会是20世纪30年代新兴木刻运动兴起以后在全国范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美术社团之一,其由校内群体而走向全国,甚至走出国门,对新兴木刻运动的后续发展乃至现代美术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将现代版画会放置于20世纪上半叶美术社群与美术展览、出版等现代性多维视角下,讨论该社团在鲁迅指引下的文化自觉与生存策略。在此基础上,侧重讨论在20世纪上半叶到“到民间去”的文化思潮对现代版画会产生的影响和它所作出的反映,阐释其所具有的现代性意义。最终指出,现代版画会以地方经验和区域文化作为实践的舞台,以群体意志着力探究和呈现了木刻介入社会生活多样而深刻的文化维度。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南洋回响——新加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木刻版画研究

中国新兴木刻传统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影响新加坡。在这一影响下,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出现了木刻版画创作的繁荣,主要创作者来自南洋美专及赤道艺术研究会,用木刻反抗殖民、关爱劳工阶层、抗议社会不公、反映当地生活,体现了鲜明的社会现实主义艺术思想。新加坡因此成为新兴木刻运动在海外产生最大影响的地区,研究这段少为人知的历史,可以从世界视野中考察中国木刻版画的传播和发展,更好地认识新兴木刻运动的生命力。

中国新兴版画的现实主义思想及转变

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所倡导的新兴版画不仅成为唤醒国民的重要方式,同时也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路径。然而,鲁迅现实主义思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新兴版画所需要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什么?相对于鲁迅所倡导的早期新兴版画,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版画创作又是如何回应这种思想转换的?本文试图以鲁迅现实主义思想的形成为起点,讨论现实主义观念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转变以及版画创作对于不同时期所出现问题的具体回应。

新兴木刻运动底层叙事的现代特质

无论作为一种思潮还是创作方法,现实主义都深入贯穿到中国现代美术的每一时期。但在早期阶段,现实主义还是作为社会思潮为中国美术界所认识,而作为创作方法,需要一个理论建设的过程。本文回到新兴木刻运动发生的特定历史语境,从鲁迅对进步美术家的思想启蒙出发,揭示底层叙述的现代性特质,分析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并呈现个体化创作实践中的多维度发展空间,以此印证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