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使命

国有企业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独特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工具。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相对应,国有企业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为: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国民经济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提供发展环境到直接引领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变革。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国有企业需要全方位凸显使命担当。要在富足物质文明上,以全面强优大的新时代国有企业筑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发展政治文明上,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物质支撑和政治保障;在富有精神文明上,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捍卫者;在提高社会文明上,做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推动者;在共建生态文明上,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支撑者和引领者。

金融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时代特征与推进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金融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基本遵循。实践探索上,中国金融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服务和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时代特征上,新时代的中国金融呈现出数字化、科技化、绿色化和国际化的时代特色;推进路径上,中国金融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不动摇、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稳步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金融之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晚近词坛多元门径中的清真法度与创作实践

晚近词坛在浙常交融的背景下,辅以新旧文化之争,词坛呈现多元门径。周济的“宋四家说”奠定多元门径的根基,王鹏运、朱祖谋等清季四大家、龙榆生、唐圭璋等现代词家在此基础上多有发挥、修正与拓展。作为学词门径之一的清真词,其精工博大、格调天成的清真法度被奉为学词之至境,陈洵、夏敬观、朱师辙、邵瑞彭、汪东等人在创作实践中积极效法。词人对清真词的追和实践可视为师法清真最直接的体现。晚近词人师法清真也往往存在着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分化、男性词人与女性词人创作冷热不均等问题。

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具有其“特别性”。它生发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具体使用于1979年至1984年这一时间段的现代化相关政治话语中,是立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荡挫折后我国坚定追求现代化的具体战略,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实际。“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现代化谨慎探索的发展态度、实事求是与立足自身的原则遵循、调整起步的战略规划与理论发展。而历经四十多年的现代化实践与理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现代化开启了新局面,体现为自信自立的科学态度、自我发展与世界视野的价值融合、伟大成就的现实取得与理论体系的成功构建。可以说,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升级转换,在发展态度、发展视野、现实与理论成就方面体现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性跃升。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字的删除、这一话语的变动与转化彰显了我国现代化思想在理论层面的成熟与自信,表明了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已处于我国现代化的成熟点与人类现代化的转折点。

论新时代美好生活叙事下的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概念是习近平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创新性发展,为人们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提供了可能,也为探究新质生产力与新时代美好生活关系提供了契机。新时代美好生活与新质生产力是辩证统一的,新质生产力推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二者具有相同的价值旨趣。新时代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美好生活,是在新质生产力基础上逐渐摆脱生产异化、劳动异化、消费异化和世界资本裹挟的美好生活,是追求真正实现劳动解放和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全新进阶意味着生产力发生了质的变化,“新”和“质”是新质生产力中最为突出的方面。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道路上我们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培养高科技人才,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绿色发展,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建设道路上任重致远。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时期红色文艺的传承与创新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一方面传承着此前“经典”红色文艺中时代性、人民性、党的先进性等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又在主题内容、形象塑造、表达方式、风格呈现等方面开创了审美新质。主题内容上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律动,脱贫攻坚、反腐倡廉、抗击疫情等主题拓展了传统“红色文艺”的革命题材边界。形象塑造上既有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式英雄,也涌现出大量的平民化英雄。表达方式上从“个人记忆”的前设视角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后设视角,使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视野和理论审视的色彩。风格呈现上更具有娱乐性和亲和力,更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尽管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在经典传承中有了诸多创新,但仍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如红色内涵与人性规律、审美规律的契合问题,市场化与艺术化调和的问题等,这是在新的历史考验中需要直面回答的时代问题。

新时代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经验、制约因素、突破路径

建立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时代在更高起点上实现中部地区全面崛起的硬道理。当前安徽、湖北作为典型代表,中部地区在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做强高技术产业集群品牌,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向前推进。但受到内生性、外部性、结构性、周期性多重因素制约,综合来看中部地区整体产业竞争力不及东部地区,增长爆发力不及西部地区,正处在产业新旧动能深度转换、调整成效有待时日显现的艰难过渡期。应深刻研判自身问题与外部形势,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先进制造业基础、补齐市场化营商环境不足、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体系、构筑内陆开放新优势等方面着重发力。

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重塑——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的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观察

在人类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文化与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分野与融合,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支配领域,也有彼此共同性的转化空间,因此就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的理解机制,而不是任由两种概念不分彼此的混淆。人类发展史中,文明自身所具有的否定性价值可谓是真正带动人类生活不断向前的动力所在,它促动着文明自身的跃升,从而构造出一种作为阶梯等级的文明模式结构,人类的文明相对于人类文化存在而言显然是在不断地阶梯性地向上攀升。相比于文明的躁动性特征,文化有着自身的静谧性,文化与文明这二者间都在发挥着各自对人的生活追求美好理想的方向性塑造作用。面对扑面而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从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视角去考察,我们的文化应承担着一种不断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重塑的新责任。

中国式现代化数字文化强国建设:理论逻辑与革新路径

伴随数智技术的迭代,我国文化建设开启了建构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数字化”为关键词的发展演进之路。关于文化强国的研究命题已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但缺乏立足数字文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大背景的系统考量。一方面,亟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数字文化强国的生成逻辑与理论蕴涵,系统构建数字文化强国发展框架。其中,意识形态领导力、制度前瞻力、文化自信力、文化科技创新力、文化产业竞争力是该框架的主要构成要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数字文化强国建设应立足彰显思想引领、精神引导、文化自强的价值内核,实现由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强,最终建成数字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应深刻把握系统科学理论的涌现性、非线性、突变性、主体能动性、复杂性的价值内核,从思想引领、制度前瞻、文化自信、科技赋能、产业现代化五个维度协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数字文化强国建设的革新路径。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和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和视察重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本刊组织专家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所作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西南政法大学的实际展开笔谈。本笔谈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法治赋能助力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党纪学习教育应把握的“五个辩证统一”原则、优化治理机制以提升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超大城市“新兴风险”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与措施,以期有益于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极融入服务大局,以铁的纪律护航党的事业稳健发展,推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确保党的事业行稳致远。

赫尔巴特运动在日本

日本赫尔巴特运动兴起于1887年,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引入期、再造期与实践衰落期三个阶段。在引入期,日本的赫尔巴特运动经历了“帝国大学”与“高等师范学校”的双重路径,前者代表日本赫尔巴特运动的理论取向,后者代表实践取向。日本学者从体育、兴趣理论、道德理论等方面对赫尔巴特理论进行改造,并将民族主义融入对赫尔巴特理论的再诠释之中,从而使其适应日本国情与教育的需要,这代表着日本赫尔巴特运动进入再造期。进入20世纪,随着赫尔巴特学派理论在实践中出现僵化,以及西方新教育理论的引入,赫尔巴特运动进入全面衰落期。日本赫尔巴特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日本教育的“近代化”与“西方化”运动,它在“转向西方”的社会观念与政治思潮的影响下,与明治中期日本政府的国家主义立场、效仿德国构建国民教育体制的需要,以及基于《教育敕语》实施道德教育产生了密切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什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制度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深入、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核心内涵上的制度之治论、建设内容上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结合论、建设路径上的守正创新方法论、实施步骤上的“三步走”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地完善发展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本内涵、原则架构和鲜明特征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规范体系,其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领导力量,全体社会成员都要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约束,主要处理生态文明领域的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原则架构是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六个坚持”为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依据、以生态文明领域中若干重大制度为基础性规范、以生态文明建设具体领域一系列重要体制机制为全面表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具有以下鲜明特征:(1)鲜明的现实性,即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2)系统的完备性,即生态文明法治和制度越来越完整严密;(3)保障的规范性,即真正实现用规范的制度来管理生态环境;(4)持续的发展性,即与时俱进地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创新;(5)根本的政治性,即“四维”政治性质在生态文明领域具体展开;(6)价值的人民性,即始终以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中心。

吹响创造人民文艺的号角

文艺界发起“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后,为实施启蒙战略,着力创造以大众文学为主体的大众文艺。长期以来,受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限制,文艺界创造大众文艺的实绩不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阐明文艺新方向后,大众文艺升级为符合党的文艺观的、雅俗共赏的、具有现代性的人民文艺。人民文艺的主要特征是人民创造、为人民创造、属于人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面向文艺界吹响了创造人民文艺的号角。新时代创造人民文艺的原则是人民导向,途径是深入实际、扎根人民生活,站稳人民立场、用现代意识之光烛照人民的生活和心理结构,运用民族形式、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新时代创造人民文艺的意义是增强人民文化自信、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升华大众文艺。

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发展--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对标中国式现代化

读懂中国,关键在于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如何找到自己的复兴之路,实现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型,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的核心问题。转型归根结底是人性的改造和人的发展,并与社会改造紧密相连。现代化对于所有民族和国家而言,都是一项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历史性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条互补的思路:一条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另一条是东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非西方现代化道路。后一条道路的开辟,会遇到一系列的历史难题,需要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来破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塑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也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对标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范——纪念列宁逝世100周年

没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根据俄国的国情和革命实际需要,摒弃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党模式,创建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为最近目标的建党新模式;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趋势突显的新形势,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根据俄国基本上是农民国家的实际国情,创造了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这样,列宁就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然而列宁逝世后,苏联共产党不能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以致苏联只存在了74年,社会主义建设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说是拓荒式的。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不断创造新辉煌,朝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奋进,正是在于中国共产党能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永不止步地创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新道路。

中原学离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还有多远

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求我们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来定位、研究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推进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学问化、学术化、学科化、学派化表达,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在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视野下,中原学要确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研究方向,回答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道路的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深化中原学研究、推动中原学的国际化表达等四个核心问题。如此,中原学才能超越地域范畴,从中原之学走向中国之学、世界之学。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深刻概括和重大创新,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科学阐释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怎样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问题。报告着力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不可逆转进程的历史内在逻辑,所具有的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前所未有尖锐复杂的风险和挑战,阐发和部署了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支撑。

人工智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和时代契机。人工智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蕴含严密的逻辑机理,从必要性来看,人工智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坚持科技为民、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成了人工智能“为什么要”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逻辑。从可能性来看,人工智能在助力乡村生态产业发展、提升乡村生态治理水平和促进乡村生态文化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构成了人工智能“为什么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逻辑。因此,力求科技创新落到实处,开创乡村生态振兴新格局,可以从推动生态产业数字化、生态治理智能化、生态文化智慧化三大方面,筑牢乡村生态振兴产业基础、完善乡村生态振兴治理机制、构建乡村生态振兴文化格局,以此优化人工智能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理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型社会确立的最高社会发展价值目标。这一理论思想对于中国在新时代正确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航程、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创造人类文明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原则。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这一不断深化的光辉思想的形成过程、理论表述和科学论证,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发展”和“每个人的发展”三个方面的整体不可分割性。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变为伟大实践,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述了“社会主义”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道路自信的根本体现、“中国特色”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文化自信的根本体现、“新时代”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历史自信的根本体现。在新时代坚持这“三个自信”要求做到“三个推进”,即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美好生活奋斗目标的实现和全面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