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结构论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在思维要素、思维面向和思维样态的结构维度上的独特性,逐步成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范畴和原创性法学概念在实践进程中对法治思维的积极运用。思维要素是探究所涉思维结构命题的逻辑起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要素是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法治文明形态中,运用宏观法治思维范式展开表达、界分的现实结果,从而分别指向其思维表达要素与思维界分要素。思维面向是探究所涉思维结构命题的内涵载体,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面向旨在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蕴含思维要素置于价值、规范、事实不同面向的载体要义,从而分别指向其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载体、规范系统与规范事项载体、目标事实与保障事实载体。思维样态是探究所涉思维结构命题的外延表征,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思维样态旨在梳理合法性、合理性与合目的性考量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思维要素的类型化表征,从而分别指向其法治权威表征、法律信任表征与法律整合表征。

航空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国际接轨模式研究——以双循环新格局为背景

双循环新格局对中国航空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飞机项目的确立及C919的研发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产业取得了质的进步。航空产业作为高新技术领域的一项重要产业,理应是各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航空保险法治的完善可以为该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分析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发现,中国航空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的范围明显小于国际公约所作出的规定,且存在航空母法有待完善、仅规定地面第三人责任险、责任险立法缺失等不足。国际法因为其形成过程的国际交融性特点,更容易反映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因而具有可被吸收和借鉴的特殊意义。鉴于此,中国的相关立法可以在完善相关法律规制、明确责任保险最低限额、保障被保险人权利的模式下进行同国际接轨的探索。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法治认同的阻却因素和实现路径

法治认同是促进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市域社会治理为法治认同提供了社会场域。在实现法治认同的过程中,存在法规不健全、公众法治观念淡薄、政府单方治理等诸多阻却因素。应加快市域社会治理建章立制、培育公众的法治观念、调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以实现协同治理,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执行案件前端治理的思考

“执行难”是社会运行中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叠加、交织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及退出机制、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等因素密切相关。“执行难”已然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之一,反映了我国现阶段深入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抓前端、治未病,促进切实解决执行难,推动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是答好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治理之问的新时代重大课题。本文旨在通过厘清执源治理的价值目标、基本要求和科学内涵,在司法治理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健全执行案件前端治理工作体系,推动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式、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武汉法治建设策略研究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武汉市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但面临诸多挑战。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为更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宜居的法治城市已成为重要目标。过去单一依赖国家主导的模式已不再适用,国家开始适度放权给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就,包括转变治理理念、构建理论、创新模式,并制定运行方式和制度规范。社会组织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致力于解决中国本土问题,目标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合作与共享,实现多元参与和权责共担的治理机制。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基本路径,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确保社会组织合法、合规,建立监督机制,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治理结构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促进人的健康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治理法治化

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评判指标,也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表现形态。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质。“社会治理法治化”命题要求社会治理以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为制度依凭,要求社会治理是一种多元规范之治,要求以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存在为社会结构条件,要求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将社会治理法治化置于新时代国家发展基本方略之中,有助于理解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大意义,明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战略目标。

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发展

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法治建设单列一章进行重点论述和重要部署,充分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创造性地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命题。法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梳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和走向。

宪法福利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制度建设、现代社会福利共识、科学精准疫情防控、重塑国家形象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需要共同聚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宪法福利学议题应运而生。文章首次探讨宪法福利学内涵外延、主要构成要件与基本特征;界定宪法福利学、财税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范式历史发展四个阶段与时代特征;简述宪法福利学纵向研究的全球、地区、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个人家庭福利体系七个层次;探讨政治福利,宪法福利,立法、司法与法律福利,政府与行政福利,财税福利,公共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活化福利八大领域;探讨现代宪法福利学理论范式、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国家目标之间的社会制度逻辑,以期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宪法化福利制度与福利化宪法制度基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讨

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了以多学科学术研究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事业,2023年5月,本刊参与主办了北京大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多方面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本刊本期先行刊发徐显明、钱乘旦、陈学明、罗方述、桑玉成、孙蚌珠、冯仕政7位与会学者的学术见解,以飨读者。

乡村振兴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能力提升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到新的高度并被赋予了新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双向运动”理论昭示了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对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从评估结果看,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区域差异,东南沿海城市治理能力明显优于西北等内陆省份;从实施现状看,地方政府治理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整体较弱,尤其是西部的大部分省份更显不足。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为导向,我国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应当以建立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秩序为终极目标,构建精神文明、社会秩序与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将流动人口这一治理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理的重点和核心,精细实施乡村分级分类管理,并通过“三治融合”避免乡村治理内卷化。

“好心法治”范畴与茂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以乡村治理为视角

“好心法治”是茂名市近年新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范畴。该范畴形式上是指含有“地方性道德知识”的德治与法治的融合治理理念,本质上指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的基层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状态。茂名市域社会治理应当紧扣自身市域特点展开,尤其围绕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若干矛盾,以行业协会建设为抓手,健全乡村多元治理主体体系,以传统优秀“地方性道德知识”为依托,激活“好心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强大动能,以县级融媒体建设赋能乡村治理,以党建引领增强乡村基层组织凝聚力。

司法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法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治理现代化重要途径。司法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在高效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同时,促进社会平稳运行。司法的现代化的提升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它以促进现代公权力合法行使,化解新型矛盾纠纷,推动权益保障时代化以及推动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等功能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但在此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司法人员解决社会新问题能力欠缺,回应社会现实所需滞后,司法嵌入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不足等问题。需不断提升司法工作者能力,紧跟时代与民众需求,完善工作机制以嵌入现代化治理格局,从而实现司法功能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

现代社会转型与领域法话语的展开

领域法话语生成于国家治理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具体表现为崇尚个人主义、消极权利和总体化的简单现代性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进入反思和重塑现代性的历史阶段,自由法治国亦嬗变为社会法治国。由此,大量法律现象因蕴含新的理念、功能和内容而难以为部门法体系所涵盖,导致定位焦虑。鉴于此,领域法在认识和方法上对传统法律部门加以拓补和超越,填补了其应对新兴领域法律问题的缺漏,两者共存于法治实践。领域法范式彰显具体的、实质的正义精神和社会本位立场,遵循由概念中心到问题导向,由抽象主体到角色个性,由略过事实到关注事实,由单一价值到多元协调,由体系封闭到科际整合等适用理路,旨在增进人和社会的发展。

社会性官僚政治:中国官本位传统之源

官本位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伦理政治的说教、科举制、长期的官僚政治三方面塑造了中国的官本位传统。当前,官本位不仅体现在官场内部,同时还渗透至整个社会范围。这种社会性的官僚政治是随历史演变而得以固化的,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中国,成为长期制约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之一。欲除此弊,非经不懈的改革不可,从当前看,应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两方面入手。

英国养老金改革立法过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改革立法是一个认识规律、协调利益和除旧布新的过程。这一过程在英国养老金个人账户改革立法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英国社保立法一般需要经过独立评估、政府咨询和议会审议三个阶段,其中独立评估是其他工作的基础,因此对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法案的顺利通过至关重要。中国《社会保险法》在制定过程中深入细致的调查、客观独立的评估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评估调查基础之上的观点争鸣和利益协调还有待进一步开展,在利益协调中达成的广泛共识还有待进一步凝聚。因此,中国亟需学习和掌握社会改革立法的一般规律,完善社会保险立法。

社会治理法治化: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法治轨道上开展社会治理有利于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治理法治化承续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秉持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遵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指引。本质上讲,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以良法善治为价值起点,追求公平正义和人民至上,并付诸制度建设实践。新发展阶段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确保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依法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规范体系,发挥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作用,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中接续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

论催生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引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将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到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一体建设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法治社会建设备受关注。法治社会的主旨是社会领域的依法自主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主要应由社会权力来推进,社会权力是催生法治社会的主要动力引擎,社会权力的健康成长和机制运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关键因素。要认真对待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权力的引擎作用。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法治化的困境与出路

通过推进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基本医疗保险法治化面临困境:缺乏专门立法,有效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制度建设滞后于医疗保险改革与发展的形势,甚至与改革的取向相悖;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实践存在损害制度理性和违反法治原则等问题。突破基本医疗保险法治化困境,需要启动《社会保险法》的实质性修改,出台《基本医疗保险条例》行政法规,构建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社会团结、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会团结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基础之上,社会人格吸收个人人格;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建立在分工与交换互惠的基础上,个人人格保持独立。机械团结社会的控制方式是国家一元化的统治或管理,有机团结社会控制的方式是以国家和社会二元分立与合作为基础的多主体治理。现代国家治理立基于有机团结的社会,其最佳治理状态是善治。善治实现的根本途径是法治,因为法治具有提供治理合法性、行为指引、社会公正和防止人的任意性等的特有功能和价值。

先秦法家社会控制论及其现代批判

先秦法家虽没有提出以社会控制命名的学说与专门技术,但透过西方"社会控制"概念,可以一窥先秦法家社会控制的思想图景和清晰脉络。先秦法家社会控制论以其鲜明的目的导向性和可操作性,服务于当时各国以"富国强兵"以及"强化君权和中央集权"为目标的变法实践,最终促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这一理论经由管仲、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的不断发展,融法术势等控制手段为一体,与法家的人性论和进化论相互支撑,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现实需要,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一整套实践技术手段。这种经由现代视角和现代价值立场对法家思想与实践的诠释,是对古代制度文化资源基于反思批判的深刻把握,有助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予以镜鉴和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