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比例原则“引入论”的体系性检讨

比例原则的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相称性的具体内涵与要求分别对应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刑罚手段的适当性与刑法谦抑原则、刑法谦抑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比例原则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限制公权、保障人权与民主主义的共同基础,没有必要将比例原则引入刑法领域。刑法不必通过比例原则进行合宪性控制;比例原则不具有超越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因而不具有弥补刑法基本原则不足的功能;比例原则的教义学价值有限。

拿来之后——期待可能性本土化之思考

期待可能性理论有坚实的哲学和法理基础,在关注人性、体现刑法谦抑性和发挥刑罚功能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理论吸引力,但是也存在对罪刑法定原则可能构成潜在危害,对法官素质具有较高要求,对完善的配套法律制度较为依赖等问题。因此,引进该理论应当慎重,应当在明确该理论在中国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在中国刑法和刑法理论中的功能,并设置相应的程序保障后再予以适用。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司法适用:现状检思与路径优化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本应成为刑法规制虚假信息的利器,但本罪自问世以来的司法适用情况远未达到理想状态。究其原因,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长期以来存在理念滞后、内容不清、认定标准阙如等问题,极大地妨碍了本罪司法效能的发挥。不应以刑法谦抑性等为由,一味限制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适用。在中国语境下,刑法谦抑性不等于非犯罪化,刑法谦抑性应在以“限制”为主的精神内涵中引入“妥当”的考量要素。同时,通过相关罪名内容的厘清、网络秩序可罚性的认可、认定标准的制定等方式,有效提升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司法适用。

金融刑法立法重刑政策评析及反思

考察历年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可知,对金融刑法的修改体现了严厉刑事政策;严厉性立法政策的贯彻,不但背离刑法的谦抑性精神,还与罪刑配置规律相违背,并加大了我国金融刑法立法与国外立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距;惩治金融犯罪,刑罚的严厉性不是全部,加强刑事介入的确定性、强化行政执法的力度,及加大经济系统自身的调整等,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论刑法谦抑性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指导着刑事司法,无论在刑事立法的制定、刑事司法的运作方面,还是在刑事解释的维护方面。刑法谦抑性宜与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原则相并列而视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我国适用之否定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问世,以及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再度回到公众的视野。在英美法系国家,同样致力于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成为重点研究对象,有观点主张将该规则引入并适用于我国刑事司法中,以更好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但此种观点过于狭隘且缺乏相关理论支撑。首先,两大法系的本质区别决定了该规则与我国刑法存在互斥性;其次,该规则的性质特点与我国相关法律原则相违背;再次,我国当前国情与该规则的适用性引入存在冲突。因此,通过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并非可行之举,对此应保持谨慎态度。

论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契合

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具有契合性,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排除残酷刑罚,明确刑法处罚范围和合理缩小犯罪成立范围。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不入罪之刑法谦抑缘由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是导致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主要原因,其是否入罪是一个颇具时代意义而又极其敏感的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社会问题当由社会政策调控,基于刑法谦抑考虑,立足于刑罚效益与人性,刑法并不能因此贸然介入。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不入罪是立法者权衡利弊后明智的选择。

论我国不申报行为的逃税罪刑事立法完善--基于意大利不申报罪刑事立法及适用的启示

我国现行逃税罪刑事立法存在犯罪主体范围狭小、扣缴义务人与纳税人定罪量刑的不公平差别对待、主观要件缺乏逃税目的的明确规定、逃税金额的累计规则不当,以及不申报逃税行为的界定过于简化、针对不申报逃税行为的入罪门槛相对过低、刑事处罚相对过重等问题,由此形成逃税定罪处罚立法的结构性失衡。《刑法修正案(七)》出台至今已经过去十多年,我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税收法治建设也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在此背景下,可借鉴意大利不申报(逃税)罪刑事立法及相关司法判决和学说观点。我国税收犯罪刑事立法理念应当转变为以打击逃税等税收实害行为为基准,而逃税犯罪刑事立法需要在严密刑事打击法网、充分维护国库利益的同时,强调刑法谦抑性原则并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不申报行为的逃税罪立法完善具体包括以具有申报义务来限定犯罪主体、限制逃税比例入罪门槛的应用范围、原则上不加总不同税种的逃税金额、主观要件增加逃税目的、消除扣(收)缴义务人与纳税人在逃税定罪处罚方面的差异,以及针对不申报逃税行为明确界定构成条件、在入罪门槛与处罚标准上差别化对待等。

青少年犯罪的“激情”与基本权利保护——从“药家鑫杀人案”到“少女毁容案”

青少年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不同于成年人,其年龄特点是意志薄弱,情绪不稳定,容易冲动,易实施激情犯罪。"药家鑫杀人案"不是"激情犯罪",对药家鑫处以剥夺生命的刑罚反映出社会防卫与人权保障的矛盾性。但从基本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看,人人都应享有生命、平等和自由,社会变迁不断丰富着基本权利的内涵,即使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刑罚权的行使也必须保持应有的宽容和谦抑,因为,严格的罪刑法原则不能有效地预防和矫治青少年犯罪。刑法原则的松动和软化,符合对违法犯罪的问题青少年实施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制度理念。

扰乱法庭秩序罪修正的慎思与评价——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对法庭秩序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并细化了具体罪状。此罪具有地点时间的特定性、侵害法益的复杂性,但扰乱法庭正常审判活动秩序是核心要素。正确理解和适用此项罪名应当恪守严格解释的立场,明确该罪行为主体要件应为一般主体;细化行为具体时空条件,行为发生时间应当包含庭审准备阶段的行为;严格解释行为客体要件,"侮辱""诽谤"与刑法分则中的侮辱、诽谤罪应当具有相同含义,但是以网络方式实施的侮辱诽谤行为不应当包括在内。"威胁"并不是指一般性的恐吓,而是指以杀害、伤害、毁坏财物、毁坏名誉等相威胁,达到侵害法益紧迫危险的程度的行为。

单位犯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单位的一般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时自主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视为单位犯罪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和要求。对单位实施的刑法分则未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以个人犯罪论处,是完全正当的,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论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及其对我国犯罪控制的启示

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与社会控制学说作为其理论的基石,以社会利益学说作为其社会控制理论思想的核心。该理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发展起来的,影响颇深。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与刑法中的刑法谦抑性这一理论的实质精神也不谋而合。在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中,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对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在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以利益博弈为核心的骤变与聚合,使得犯罪组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等等,进一步使控制犯罪这个社会越轨行为的难度加大。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与刑法这一理论相结合正好给予了我国犯罪控制的理论指引,最终达到减少犯罪的社会控制目的。

刑法应该理性回应“风险社会”

我国刑法学界在探讨"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应对时,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范畴,扩大了"风险"的范围。那种单纯地认为刑法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应该加强犯罪化、扩大危险犯、增加行政犯的主张在当前是不合适的。刑法应该保持自身的谦抑性,不能任意扩大刑法调整的范围,应该充分发挥其他社会规范的调节功能,使之与刑法规范一道,共同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

农村土地市场化背景下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研究

市场经济和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使用权入市流转乃是大势所趋。刑法介入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应以违反其他部门法为前提,惩治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违法行为应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在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认定中,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应当以土地使用权的合法取得为前提,"非法"判断应当以土地管理法规的前置性判断为前提,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罪名应当调整为"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

扫黑除恶斗争中刑法谦抑精神之贯彻

刑法在扫黑除恶斗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刑法自身的缺陷决定了刑法应当具有谦抑精神,谦抑精神也应当贯彻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扫黑除恶斗争中主要通过严格控制黑恶势力犯罪的刑法处罚范围和刑法处罚力度来贯彻刑法的谦抑精神。

集资诈骗罪的死刑研究

集资诈骗犯罪是金融诈骗犯罪中唯一保留死刑的一个罪名,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是否应当适用死刑仍存在很大争议。从刑法的价值、我国的现实和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来看,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我国应当取消该罪的死刑,并对集资诈骗的刑罚配置进行完善,以便更好地发挥打击犯罪的作用。

从一则案例看纳税人程序性权利的保障——兼论经济法、行政法中的刑事司法介入

本文通过对一则案例的实证分析,探讨纳税人的程序权利保障,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立法和司法建言,以完善税法的相关规定,突出程序保障原则,并主张建立国家税务帮助制度等。

刑法处罚范围适度扩张的合理性及其限制

晚近刑法处罚范围的不断扩张是转型社会时期有组织地合理应对犯罪的现实需要,不仅具有实践合理性,亦不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为了防止刑法过于介入社会日常生活,造成刑法的不当扩张,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进行合理的限制。立法上的路径主要是:坚守刑法谦抑性原则,去重刑化和适度的犯罪化应予并行;无处罚必要性的个别犯罪应予除罪化。司法上则应当做到:刑法的解释和适用须坚守罪刑法定原则、对抽象危险犯的认定应允许反证、要合理区分共犯行为的正犯化规定和特定共犯的量刑规则、运用阶层式犯罪构成体系检验可能有违“常识、常情、常理”的有罪结论以及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要坚持目的解释论。

回应性刑事立法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随着社会发展,刑法规范随之发生变化是必然的,但是刑法修正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不应当随意被民意影响而动摇其立法价值。回应性刑事立法旨在解决当下社会中已经发生且引发广泛关注的问题,屈从民意在刑法中作出回应的非理性立法模式。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针对近年来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包括长生疫苗问题、冒名顶替上大学问题、性侵幼女案件问题,回应性刑事立法的应急性使其仓促、粗浅,并且非理性,在刑法体系中时常会出现兼容难问题,而且容易使得刑法沦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所以刑事立法应当坚持其自身规律,保证立法品质,维护法律权威,坚持谦抑主义,发挥好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