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China’s Civil Law Codif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ivil Law Scholarshi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ivil law scholarship and the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of promotional function to each other.The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 can promot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civil law scholarship,perfection of the value system,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civil law studies,and the systematization of legal hermeneutics.The subjectivity of China’s civil law scholarship,i.e.,the notions of problem-orientation,nativeness,practice,the times and innovations,can be improved during China’s civil law codification.The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civil law scholar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elements such as values,content,system,hermeneutics and methods of civil law.

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法治现代化期待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已经纳入立法规划,本次修法的指导思想是吸收司法解释和解释性文件的合理规定,巩固司法改革成果,回应司法实践需要,遵循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和国际通行的标准,反映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此次改革不应采取“修正案”模式,而是采用法典化模式。该次修改应从体例结构到原则、制度和程序进行全面修改。在基本原则中当务之急是增加“无罪推定”和“直接言词”等原则。此次修法应当大幅度增加相关条文,至少增加至500条以上,一审程序应当增加至70条以上。修改应具有前瞻性,能保证适用30年以上。修改内容除了一审程序外,此次修法重点是辩护制度和证据制度。“特别程序”中应增设“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诉讼程序”“涉外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和“涉老案件诉讼程序”。

关于《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几点思考

近日,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提上日程。学界对本次修改整体上较为积极,也有部分观点对修改存有隐忧。从整体上看,启动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其必要性和重要的时代价值,应当抓住此次难得时机,同时,也要对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氛围保持高度警惕,牢牢把握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的目标和方向。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应当将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作为目标,采取大修的立法模式,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系统规划,分步实施,迈出刑事诉讼法典实质化的关键一步。刑事诉讼法修改也要设定改革的亮点,这些亮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重塑刑事诉讼法的篇章体例、以技术主义路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和庭审实质化、因应轻罪时代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探索构建律师无效辩护制度、重塑强制措施体系、构建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完善证据制度等。

从实质刑法典到形式刑法典:刑法的进阶之路

刑法的再法典化是我国当前刑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与刑法的立法完善密切相关。我国目前的刑法本身已经是一部实质意义上的刑法典,尤其是立法机关按照统一刑法典打造刑法的立法方式,为我国刑法的法典化奠定了基础。因此,刑法的法典化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典化,其建立在实质刑法典的基础上,所要进行的是再法典化。通过刑法的再法典化,完成从实质刑法典到形式刑法典的进阶。在刑法的再法典化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一元立法体制与多元立法体制、罪名分类与章节设置、罪状表述的精细与粗疏等问题,进一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利用刑法的再法典化的契机,较大幅度地提升我国刑法典的立法水平。

党的组织法规法典的规范体系:应然定位、法规构成与立规限度

规范体系的边界划分是编纂党的组织法规法典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党的组织法规法典的规范体系可以从党的选举类、组织类、象征标志类和组织工作类法规进行定位,宜选择“中法典”的编纂思路,对党的选举类、组织类和组织工作类法规进行法典化。党的组织法规与其他领域党内法规的调整范围划分是法典规范体系的外在限定,决定着法典规范体系的内容取舍,为此需要厘清党的组织法规与其他领域法规的界限。党的组织法规法典规范体系的立规限度应以法规是否频繁变动、调整领域是否具有局限性、是否具有试行期限、是否属于细密配套性法规、是否在适用主体上具有特定性及适用空间领域具有特定性等为标准进行考量,在此基础上合理界定法典规范体系的立规限度,最终形成边界清晰、规范内容完整和内外协调的党的组织法规法典。

行政法典化的渐进主义路径

行政法典是规范行政权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高级别的规范形式。法典化反映的是编纂法典的动态的发展趋势,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多元化的,构造可以是多层次的,发展可以是渐进的、多阶段的。行政法典的理论构想包含行政法总则、行政基本法、行政程序法三种模式。行政法典化受行政法体系、立法成果、行政法理论以及文化等因素影响。从目标定位来看,要降低理想型、高级形态行政法典的预期,采取一种更为务实的局部性、适应性、渐进性、阶段性为特征的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在功能主义与渐进主义的双重视角下,把行政程序法作为行政基本法典的实现路径,更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土壤污染防治规定的法典表达

环境法典编纂对于土壤污染防治规定的安排必须处理好预防与治理、污染防治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本语境下预防的对象是污染后果而非健康损害。污染源控制分则编应以预防为主,土壤污染防治分则编的定位是以治理为重心。《土壤污染防治法》关于治理责任的构成要件、多类或多个责任主体间责任承担关系的规定缺失,土壤污染防治分则编应从终局责任和中间责任、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角度填补这一结构性疏漏。为避免交叉重复,环境法典应根据预防性措施的规定内容综合考虑其在土壤污染防治分则编和污染源控制分则编的位置安排。环境法典应在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变动、污染治理后土地的再利用三方面建立土壤污染防治与土地利用的衔接。

书写理性与感知的《建筑史》

19世纪法国工程师兼建筑史学家奥古斯特·舒瓦西,著有两卷本的巨著—《建筑史》。此书将建造作为贯穿几千年建筑历史的线索,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学界的巨大反响,并长期作为建筑历史教学的参考文献,对部分现代主义运动先驱及我国近代建筑师理念的形成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然而限于语言藩篱、文献缺乏等原因,舒瓦西的著作鲜为国内研究学者所研读,更无针对其写作特点及现代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发表。本文通过对法文原著及多语言研究成果的阅读与梳理,对舒瓦西的成长历程及建筑历史编纂的原则与基础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总结,并得出《建筑史》中结构理性主义、地域视野及如画思想的具体表现与成因,以期进一步追溯与探讨其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联。

卫生健康法法典化的目标导向

法典化的现实意义在于实现法律规范的一体化和融会贯通、推动卫生健康法治的理性化和现代化以及促进卫生健康法治的民族化和国际化。卫生健康“现行法”与具有示范性的“目标法典”在基本范畴、规则设定及理念层面上相去较远。未来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努力克服消极因素、深化理论研究、优化立法策略,稳步有序推进卫生健康法法典化。

法典化时代的刑事立法理念、模式选择与发展方向

固守传统观点,反对增设新罪和轻罪的消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理念不具有科学合理性。折中刑法观的刑事立法理念不过是消极刑法观的另一种表述,也不完全可取。根据已经变化的社会现实,适时增设新罪和轻罪的积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理念较具合理性。我国现行刑法本来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刑法典,不存在所谓法典化、再法典化、解法典化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是继续沿用现在的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还是跟其他国家一样采用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和规定有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的附属刑法在内的多元立法模式。为了既保持刑法典的稳定性,又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我国应改采多元立法模式。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我国“宜粗不宜细”的刑法分则研究现状、原有统一刑法典模式不会被轻易改变、采用原有方式修订统一刑法典的状态亦不会被轻易改变等现实情况,将来无论小修还是大修刑法典,都应坚持类型性、有效性、目的性、明确性、比例性、平等性、互动性和国际性的修订规则,这亦是未来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

法典化目标下刑事诉讼法立法技术的反思与完善

立法技术是加强国家立法工作的重要保障。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嵌入法律技术要素,有助于提升立法的科学性,并为强化人权司法保障以及实现刑事诉讼法法典化提供方法引领。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在编排技术、结构技术、语言技术、修法技术等方面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且具有规律性的方法,但与民法、刑法等领域相比,立法技术仍显落后与稚嫩,难以全面落实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阻碍了刑事诉讼法法典化的进程。面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动向,立法技术应当重点弥补在法源的整体性、结构的体系性、语言的严谨性、修法的协同性等方面的不足;通过体系思维的引领以及逻辑思维规则的运用,全面反映刑事程序法治的进步,充分彰显国家公权力的自我约束和对基本权利的优先保障。为了积极适应刑事诉讼法法典化的发展要求,应当遵循编纂式法典化的技术路径,基于审判中心重构立法体系,强化内在逻辑与外观表达,探索多元协同的修法方式,以此增强立法的整体性、体系性、严谨性、协同性。

领域法学视域下农业农村立法完善

农业农村问题始终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农业农村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所产生的现实问题兼具复杂性与多元性,以部门法学为基石的农业农村法治体系难以有效应对。近年来领域法学的兴起与发展,给农业农村法治领域的困境破局带来曙光。尤其是农业农村立法的历史、现实与理论逻辑同领域法学特征深度契合,使领域法学成为农业农村立法的重要理论指引。领域法学以问题导向性、研究综合性、视角开放性为基本特征,指引着农业农村立法需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完善滞后立法,平衡中央与地方法律位阶、注重政策与法律互动,强化动态调整立法理念,加快涉外立法构建,三者融合的最终旨趣是实现农业农村法的法典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高效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我国刑事诉讼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

我国古代虽无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典,但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依旧博大精深。自周代区分狱、讼开始,有关刑事诉讼的立法愈发精进,其重要成果分布于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当中。在体例上,立法者以高超的“提取公因式”技术实现了总则制定,以精妙的编纂技巧完成了由繁至简的体系化过程;在理论上,以德立法的文化熏陶出兼顾情理,以矜恤弱势群体、依法断罪、宽严相济为代表的诉讼原则;在制度上,典范性的规定贯穿于诉讼程序的起诉、举证以及审理阶段,发展出了颇为完备的诉讼制度。当前,法典编纂已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推动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一方面应吸收借鉴中国古代法制中优秀的法律传统与诉讼规律,另一方面需兼容解决现实问题以保证立法的前瞻性。

生态环境概念法典化及现代化适用

环境法典之所以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除了因为实务工作中“生态环境”的使用频率较高以外,更是其蕴含了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合理的学科价值,但作为环境立法的基本概念,“生态环境”一词包含的内容宽泛,缺乏论证导致其概念存在模糊。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理念的指导下,《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对“生态环境”内涵的进一步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深刻的要求,因而在法典的编纂问题上提出了内容非汇总、人民为本质的深刻要求。“生态环境”概念的现代化发展是拥有坚定的政治基础与强大的理论武装的理论成果,是法典化过程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同时满足了适度法典化的编纂要求,更是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新目标、新任务的明确体现,是探索“生态环境”概念及其现代化发展是编纂法典的必经之路。

程序正义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法典化的哲学思考

《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属于再法典。鉴于其为程序法,因而再法典的主题应当为程序正义,这既是《刑事诉讼法》再法典的主题,也是修法的总原则。在程序正义视域下,《刑事诉讼法》再法典有三个修改关键点:一是法律运行方式要“以审判为中心”,这是程序正义存在两个利益方决定的;二是要“秉持无罪推定原则”,这是程序正义的正义本身决定的;三是要“落实控辩平等”,这是程序正义的成立条件决定的。再法典的实践中,只有以程序正义为主题,以三个关键修改点为原则,才能使《刑事诉讼法》修订得更加充分、科学与准确。

2023年税法研究综述

2023年税法研究在继续深入推进税法领域重点问题探讨的同时,突出对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研究。在税法总论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税法法典化、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在税收实体法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主要税种的法律制度完善。在税收程序法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数字税收征管和新技术在税务领域的应用。此外,还有学者从国际税法完善的视角,对“双支柱”方案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税法问题进行了研讨。

党内法规法典化三题

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对于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诸如“法典编纂的逻辑基础”“法典化的程度”“法典编纂的规范来源”等三个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法典编纂的一般规律要求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而党内法规的“1+4”板块划分与这一要求存在逻辑差异,故为保障党内法规法典编纂的科学性,应回归部门法划分逻辑,以部门为单位展开法典化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程度应根据现实情况适度而为,既不应编纂综合性的“党内法规法典”,也不应认为所有党内法规部门都适合编纂法典。当前,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中,调整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部分展开法典编纂的条件最为充分。编纂党内法规法典,应考虑整合单行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等其他党内法规渊源,在中央党内法规基础上,适度汲取部委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中的适当规范。

论法国《教育法典》的教育平等原则:内涵、依据与功能

教育平等原则是法国《教育法典》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具有四重内涵:保障受教育机会平等,通过援助等手段促进实质平等,确保包容性的学校教育,学生参与及社会参与。教育平等能够成为法国《教育法典》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具有历史依据,有利于法典保持基本原则和制度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具有宪法依据,从而使这一原则具有充分的民主基础。教育平等原则在法国《教育法典》编纂中发挥了建立基本制度和产生具体规则的功能,真正贯穿于法典,支撑起法典的结构。

新时代以法治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逻辑证成、实践困境与体育法法典化构想

建设体育强国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体育法治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由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共同推动,三重逻辑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并共生驱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进行良法善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然而,我国体育法律规范体系在规范基础、权责配置、救济途径、衔接机制等方面还有待完善,体育法治的真正实现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为此,可以通过编纂体育法典整合体育规范体系、优化权责配置、化解体育纠纷以及实现与国内外规则的衔接。目前我国已经具备编纂体育法典的成熟条件,国家立法机关可选择更新策略编纂体育法典,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民法典编纂知识史与当代中国民法典特色

从知识史的视角来梳理近代欧洲民法典编纂,无疑会为理解当代中国民法典提供重要的知识支援以及反思的参照物。中西古今都存在集合式的法律汇编,而在理性思想指导下,以特定的工商经济需要作为基础,围绕个人权利本位,进而实现民族国家法律统一,并以逻辑化、体系化方式编纂民法典,是近代欧陆民法法系的现象。防止法官擅断,实现权力平衡,满足自由竞争经济,划定个人与国家的法律边界,构成了近代欧洲民法典的立法用意。然而,法国、德国的民法典对公共福祉失却先见,更遑论对社会伦理、实质正义进行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既汲取以往的民法典编纂经验,又弥补其缺失,在恪守逻辑化、体系化的同时,始终以中国的现实生活为鹄的,在保障个人权益,促进社会主体创造性、积极性时,注重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实现平衡。实践中,面对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内在的张力,需严守职业主义与现代知识分工,以法律教义学方法兼顾民法典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融贯,以敏感识见、精细操作的解释论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