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论战国墨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

依据墨家学说主旨、队伍组织、从事工作,特别是社会作用的不同,可将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发展分为兴盛(公元前444年至公元前381年)、衰败(公元前381年至公元前311年)、转型(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250年)、重兴(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21年)四个阶段。兴盛阶段,墨家着力游说诸侯、传播学说、制止攻战、助弱国守城;衰败阶段,墨家学派分化内斗,三派弟子活动转型;转型阶段,"谈辩派"后学热衷于空言思辨,"说书派"后学被视为与儒家同类,"从事派"后学对"任侠之风"产生重大影响;重兴阶段,墨家学派声势复盛,"说书派"后学的宣传,"从事派"后学对墨家精神的继承,"谈辩派"后学与儒家、法家的尖锐争辩,都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简论墨子兼爱说中的友善价值观蕴涵

墨子的兼爱说产生于兼并战争频发、人民水深火热的战国时代,其以"兼爱""非攻"为思想核心,引导置身乱世的人们培养一种视天下之人为亲人的博爱胸怀,树立济世忘我的献身精神,以引导人际关系更加和谐友善地发展。这与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友善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上有着诸多的一致性。重温墨子的兼爱思想,不仅有助于唤醒人们内心深处日渐麻木的爱的情感,极大地丰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思想内涵,而且有助于推动现代国际秩序下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交往伦理规则的形成。

鹖冠子其人与其思想新探

本文认为从现存资料很难证明鹖冠子必定是楚人或是赵人。从《鹖冠子》一书中的相关记载,可见他和赵、楚、秦、齐诸国的思想文化有相当的关系。他的弟子是庞煖,而非庞焕,庞煖与庞焕并非同一人。他的思想虽属于黄老学,但有自己特色的理论:水火相生说、天神地形说、五正说、成鸠氏理想统治说等。有些思想观念有矛盾。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成因

“百家争鸣”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第一次空前活跃的学术思想争鸣。它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演进过程 ,历经五百年之久 ,与奴隶制社会解体、封建制社会确立的过程相一致 ,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经济、社会结构解组是“百家争鸣”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 ;上层建筑结构解组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政治思想条件 ;文化扩散和教育下移是“百家争鸣”形成的文化知识基础 ;“士”阶层的崛起是“百家争鸣”

战国法家君主论中的悖论探析

战国时期法家君主论是一个悖论,它包含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容。理性内容是指它对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王权政治的鼓吹、对制度化的强调以及对法的明确主张。非理性的内容则是指它对人性的否定、对君主个人绝对专制的鼓吹以及对各种卑劣的统治术的热衷。这种理性内容与非理性内容在战国法家君主论中的混容决定了这一理论的悲剧性。尽管它是同时期诸家君主论中最具有理性色彩的理论,但最终依旧滑入绝对专制主义的泥潭。

孔子师徒的文学传播

春秋末年,中国的文学传播经历了从官方传播到民间文化学术流派传播的历史性变革,促成这一变革的是孔子师徒。孔子师徒文学传播的主要内容是礼学散文,也包括《诗》、《书》、《易》文献和六艺技艺。孔门文学传播有七大显著特点:传播的内容伴随着传播过程而不断生成;传播的动力来源于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真诚信仰;传播的组织方式是在孔门弟子派系之内,按照师徒代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的分工有共同传播与独家传播;传播行为多受孔子教育思想及弟子个性、特长等因素的支配;传播的贡献大小取决于后学的才能以及志向;传播形式有单篇、结集、缀语、片断和片语传播。孔子师徒开启了战国两百多年的文学传播新格局,诸子百家面临新的传播环境,在继承孔子师徒传播模式基础上又有许多新变。

春秋战国经济技术发展与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生态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思想文化活跃的社会转型时期,三者在时空上一致,相互促进。本文旨在揭示该时期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生态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正关联为新的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形成和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物质基础;二、上层建筑的解体和"百家争鸣"的出现奠定了我国封建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三、文化扩散和教育下移以及"百家争鸣"的形成从思想文化上巩固了社会变革的成果,为以后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合理论证和预设。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的“从师热”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士阶层崛起 ,养士之风盛行 ,私学勃兴 ,社会上掀起从师热潮 ,表现为学生来源广泛 ,成份复杂 ;师承各派 ,自主性强 ;随师流动 ,接触面广 ,由此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推动了私家学派的发展 。

春秋战国哲学流派研究的反思

经过几十年的积淀,春秋战国哲学流派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存在着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春秋战国哲学流派历史价值认识不充分,哲学阵线的机械划分,哲学范畴、概念的教条比附,文献资料理解的歧义,简牍帛书的利用不足,指导理论的简单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等,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制约着春秋战国哲学流派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影响着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精确理解。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儒墨教育对“礼”传播的贡献

古代中国的礼,实际上是一个建构完备的制度与文化的体系,是一种集政治、宗教、伦理、教化、法律和军事要素于一体的整合性的治理构架。礼成于周公,而后一直在统治阶级内部传播。通过百家争鸣,礼开始逐步下移到平民中来。

周代黄淮地区文化激荡与诸子思想的形成

从春秋中期至战国时代,天下动乱与诸侯各行其政,同时也带来了学术的自由之风。在文化发展与传播方面,官学垄断地位结束,私学产生;史官文化式微,民间文化精英辈出;学术争鸣兴起,诸子百家大放异彩。黄淮地区独特的文化因子和多文化的交汇、激荡,滋养了各种文化思想。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学术精英和百家的代表人物中,有很多都生活在黄淮地区,如:儒家创始人孔子和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孟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后继者老莱子、庄子;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集大成式人物韩非;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等。

论战国时期法家法律思想特色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就是在此多事之秋,一个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士,在社会各领域异军突起,迅速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法家就是其中一支最为引人注目的精英团队,其法律思想以勃勃生机引领了当时社会变革之潮,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如以人性利己和历史发展作为立法前提、以君主专制作为立法宗旨、以富国强兵作为立法目标、以法治国作为执法原则。

简论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教育理念的先进性

文章通过运用对比、论证、总结的方法,阐述了私学兴起的外因与内因,简论了私学在教育、治国方面及精神层面产生的积极作用,论证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教育理念的先进性,体现了私学教育理念的特色。为后继关于完善西安市高等教育体制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增强高校师生"德育"教育的研究做了前期准备与理论指导。

从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看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制度的改革

教育体制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体制变革的出现,不仅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变化的结果,也是当时社会知识阶层政治地位沦落、经济状况陷入困顿的结果,是知识阶层急于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是以诸子百家的学术文化为载体。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 ,是这一时期社会转型历史背景下文化转型的标志和丰硕成果。社会的历史性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 ,是先秦诸子学术兴起的历史土壤 ;诸子百家通过不同的角度、方法和途径对文化进行重建 ,形成不同的文化转型模式 ;礼乐文化精神向理性和人本文化精神的转变 ,是先秦诸子学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 ;文化的多样性和“求变”的时代特色构成春秋战国文化转型的显著特征。先秦诸子学文化转型的一般规律 ,对于当前我国社会历史性转型下的文化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孔子家语》复音词的数量统计及语料年代分析

《孔子家语》是一部研究孔子生平思想的重要典籍,但由于长期被疑为"伪书"而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以意义、见次频率、语法结构等标准对《孔子家语》中的复音词作穷尽性调查分析并将其与先秦其他典籍的复音词作比较后可以发现,《孔子家语》中的复音词在数量比例和构词方式上都表现出典型的战国晚期特点,其成书年代当不晚于西汉,而不可能是三国时期王肃所伪造的。鉴于其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学界对其语料价值应予以充分重视。

春秋战国河南士阶层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

洛邑（今河南洛阳）是东周的国都。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政冶、经济、军事、文化与教育急剧变革的时代，地处中原的河南占尽了各种风气之先。本文从大量的史料出发，分析论证了当时河南士阶层崛起和私学出现的历史背景与嬗变过程，从而得出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士阶层崛起和私学出现均滥筋于河南的结论。

简论先秦私学产生的原因

私学 ,作为先秦社会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主要承担者 ,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春秋战国的纷争动荡中 ,贵族政治解体 ,促使学术下移民间和士阶层兴起 ,为私学的产生创造了社会、文化基础。其时的尚贤之风和对贤能之士的需求 ,使私学的产生成为大势所趋。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是先秦私学产生的根本动因 ,它不仅促进了体脑分工和读书阶层的出现 ,而且发展丰富了社会思想 。

抗战时期贵州的国立中学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解决战区流亡青年的入学问题,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贵州创办了一批国立中学,又迁来一批国立中学。这些新办和内迁的国立中学,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在质量和规格诸方面推动了贵州中等学校教育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贵州中等学校教育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