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胡适、沈有鼎对墨家逻辑的开拓性研究

梁启超、胡适、沈有鼎等人通过研究西方逻辑,并用来比较研究墨家逻辑,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领会到,现代逻辑工具对于我们今天的墨家逻辑研究来说更是必不可少的。

西方逻辑的引入与《墨子》研究新范式——关于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逻辑内容的开掘构成了20世纪《墨子》义理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实现这一范式转化的第一人当推梁启超。梁启超研究工作的几个方面———历史基础、具体探索、返观与评判,成为20世纪墨家逻辑研究的"胚胎"。推进墨家逻辑,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有效途径,在于对梁启超模式的进一步精致化,抑或改弦易辙,运用新的模式。

墨家逻辑产生与作用机理探析

百家争鸣和科学认识是墨家逻辑的产生基础和作用对象 ,探析墨家逻辑产生和作用的机理 ,是墨家逻辑研究的重要课题 ,有助于理解它产生的必然性和作为求真工具的科学价值。

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形式化和非形式化问题

非形式化是墨家逻辑的主要特点,而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主要特点是形式化。形式化注重精确性、系统性,但也比较远离现实生活;而非形式化则紧密联系日常语言,但也有明显缺陷。当前逻辑学发展既要注重形式化研究,也要注重非形式化研究。

墨家运用概念的艺术

《墨经》由战国时期墨家共同体集团创作,从墨子酝酿,到战国后期总结,《墨经》的知识建构和体系形成过程,持续250年。《墨经》成书约在前3世纪,与公孙龙、荀子同时。墨、龙、荀三家争辩、唱和的踪迹、脉络,历历可寻。《墨经》用先秦古汉语“经”体写作,浓缩精炼,惯常省略,是用于墨家学派传承、教学、争辩的札记、纲要,独创概念术语甚多,使知识结构、语言工具大异于古的现代人,难以读懂。墨家有丰富的概念论和运用概念的艺术,对概念的性质和作用具有独到见解,对概念从外延、内涵作出了种类划分,它对建立中国古代逻辑、哲学和科学的范畴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汪奠基与中国逻辑史研究

汪奠基在20世纪中叶实现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由现代逻辑转向中国逻辑史。关于后者的研究,他既充分借鉴西方逻辑史的研究成果,又不为已有研究框架所囿,进而在20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逻辑,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国逻辑史的基本特征等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汪奠基系统阐述了其中国逻辑史观。汪奠基是中国逻辑史料学的早期开拓者,他不仅提出了若干构想,而且努力将相关构想付诸实践。墨家逻辑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汪奠基在这一领域亦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具体涉及墨家逻辑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以往研究方法的反思,墨家逻辑的主要内容,墨家逻辑的基本特点。

墨家逻辑的谬误论

谬误论是墨家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家对谬误论的原创性研究 ,内容丰富、深邃 ,有中国特色。《墨经》结合中国古代语言的特点 ,分析思维形式及其规律方面的谬误 ,讨论谬误的产生根源和预防方法 ,形成初具规模的谬误论 ,至今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墨子·经说上》中“湿故”的考释——墨家法律逻辑的重构

在墨家法律逻辑重构中存在一些疑难之处,疑难的核心在于,《墨子》一书中关于墨家法令绎结程序的记载含有背离墨家理论系统之处,此即“湿故”概念。对《国语.周语》等涉及法令运用程序的典籍的考据显示,“湿故”是因“实故”之讹造成的衍乱。此讹误的辨析与清除使《墨子.经说上》包含的法律逻辑的系统性得以重现。

墨家辩学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老子思想是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墨家在辩证法方面继承了老子的合理思想,同时指出其在逻辑上的不严谨性,批判其无名、非辩、不知等不合理性,发展出名辩学思想。其中,通过改造老子的"道"概念,墨家发展出来了以仪、表、法、理、道等作为判断言论是非的基本标准,概括出名辩学的基本内容。深入认识老子和墨家思想的渊源关系,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墨辩思想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梁启超对墨家逻辑诸概念的研究

二十世纪初 ,梁启超最早对墨家逻辑体系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概括 ,初步提出了一个墨家逻辑的体系。在《墨子之伦理学》、《墨学微》、《墨子学案》中 ,先后提出了辩、名、辞、说、实意故 (实、意、故 )、举、类、达、私、取、予、或、假、效、譬、侔、援、推、正、法、仪、同、异等逻辑学概念。

从形名学到符号学:一个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

以墨家、名家的名辩学为代表的古形名学中蕴藏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内容。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现代符号学兴起并大规模引入中国学界是1980年代的事情,此前对古形名思想的探索集中在哲学、逻辑学领域,此后学界才开始从符号学角度检视古形名学,古形名学符号思想研究在20世纪最后十年得到了拓展。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为古形名符号思想研究的深化期,而第二个正在发展的十年则可视作锋面拓展期,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范围都得到了拓展。而从对古形名学符号思想研究到对整个中国符号学遗产的梳理和阐发,对促进中外学术思想的交流对话、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代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

论大陆学界荀子名学本质之研究及其反思

在先秦时期,除了名家和墨家之外,在名学研究方面,其成就最大的当属荀子。荀子对于先秦名学之主要贡献是进一步批判和发展名家和墨辩之名学,使儒家之名学更加严谨。然而,历来有关荀子之研究多着眼于其心、性、天、礼等之探讨,而疏于抉发其名学之义蕴。直到近年来,由于大陆学界积极挖掘中国古代之逻辑思想,以免西方逻辑专美于前,于是有关中国逻辑史或逻辑思想之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等有关中国逻辑论著之研究对象主要为先秦时期讨论名实辩说之篇章,尤其是公孙龙、墨辩和荀子名学之研究。此外,由于一些国外学者之参与,使得中国古代逻辑之研究,尤其是关于荀子名学之研究,如今已成一较为普遍之现象。目前对于荀子名学本质之探讨,其中最重要之问题是荀子之名学是否即等同于西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所创之传统逻辑(traditional logic)或形式逻辑(formal logic)。虽然,大陆学界大多主张荀子之名学即等同于西方之逻辑,然而,学者皆未予以明确之说明或证明。因此,有关荀子名学本质之看法,实有待厘清,否则,将影响吾人对荀子名学之确切理解与把握,此外将对此一议题予以反思,并提出未来可能之研究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及特性

中国古代逻辑一直以来都受到众多逻辑学者们的关注,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逻辑这一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逻辑是一门研究推理以及推理是否正确、有效的科学,而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墨经》中完全可以找到相应的证据证明中国古代是存在逻辑的。但由于中国先秦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及汉语言的影响,使得中国古代逻辑具有一些区别于西方逻辑的独特性质,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中国古代逻辑存在的原因。在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逻辑这一问题进行判定时必须要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证。

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制度逻辑

中国电影学派将电影专业与国家竞争结合起来,使得个体学术主张快速获得集体意义和理论转化,形成从国家、专业、学术群体到个人的学术创新和理论播撒机制,为构建中国电影知识体系提供一种制度逻辑。现阶段,其根本任务是摆脱对欧美电影知识体系的依附、从本源理论上实现独立自主、在欧美体系对面实现中国特色。同时,在制度逻辑下,编写谱系、构建传承和树立标志,既是国家电影的定向战略,又是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形塑着一场中国电影学说的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