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南阴把枪的传承与传播研究

基于地域武术文化研究视角下,运用文献资料、田野考察、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对漠南地域武术文化中的典型武术技法——漠南阴把枪的文化渊源和传承脉络进行史学梳理和文化人类学考察,研究认为:其一,漠南阴把枪传入土默川平原是清末移民携技的文化传播,传统的武技传播是以人际传播为其基本构成路径,但与此同时伴有群体传播和官方主导的组织传播为其辅助方式;其二,套路样式是漠南阴把枪自身发展完善后的文化创造,是在其传承与传播过程中文化调试与适应的结果;其三,恋土定居的客观事实是历史和当代漠南阴把枪横向传播的藩篱与桎梏。

辽金元时期蒙古弘吉剌部领地考

弘吉剌部是早期蒙古部落之一,辽金时期开始活跃在北方地区。金章宗时期弘吉剌部强盛,常裹胁蒙古诸部出兵金朝,成为金朝北方"边患"的主要制造者。弘吉剌部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成吉思汗将蒙古诸部重新划分为95个千户进行统治时,弘吉剌部成为少数几个能统其国族者。弘吉剌部自始至终同成吉思汗家族保持着联姻关系,元朝时更被封为一字王,地位已不亚于皇族诸王,世守漠南,成为诸藩之首。

清代漠南蒙古及东北地区的森林砍伐

咸丰以前,漠南蒙古及东北地区的林木基本得到保护,但咸丰后开始遭到大肆砍伐。砍伐来自官商及民间,而尤其是俄、日势力的参与。森林的破坏影响了当地的经济。清政府对林木资源的保护无所作为,这是林木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

论后金绥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措施

从因俗而治、分而化之和尊重黄教等方面,探讨后金绥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清一代,这一精神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成为清朝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为维护和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清政府宗教统治在漠南蒙古藏传佛教建筑的表现

清政府对漠南蒙古的藏传佛教统治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变化,致使漠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建筑在数量与规模、建筑选址、建筑形态上受到了影响。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宗教来统治,清政府倾力扶植藏传佛教,鼓励广建寺庙;与此同时,清统治者又不希望宗教势力太过强大而导致清政府的统治力下降,所以就出现了各种限制与引导政策,这些政策促使漠南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建筑出现了新的形态。

从法律的视角看后金征服漠南蒙古

漠南蒙古各部为后金绥服对明清的兴亡和蒙古族本身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文章从统治者个人对历史的作用和林丹汗被后金征服两个方面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在经济基础基本相同,生产关系基本稳定的时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核心竞争,首先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竞争。

金界壕对漠南草原城池的影响初探

从军事角度上看长城与界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池防御体系的延伸与扩展。长城与界壕都是为了保护和稳固城池防御体系而产生的一种军事防御措施。因此长城与界壕的修筑,必然也会对军事城池的修建产生影响。同时工程浩大的军事防御设施的修筑原因必然是为了应对日趋紧张的战争形势。紧张的战争形势与长城(界壕)的修筑也必然改变了原有城池的功能与存在方式,最终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而长城(界壕)的存废,主导了界壕周边城池的兴废,对草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影响。

漠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建筑柱饰研究——以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召为例

藏传佛教召庙建筑是我国传统建筑保护研究的重点内容,文化意义深远。藏传佛教召庙建筑中"柱式"既是建筑主要承重构件,也是重要装饰部位,在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的装饰形式。文章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召建筑群中柱头装饰形式为例,运用文献研究、田野调研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特定地域、民族、文化背景下柱头装饰样式特征及特殊性变化进行调研、整理与分析,探讨民族、地域文化背景下藏传佛教召庙建筑柱头装饰规律及形态特征。本研究对于充实与细化地域建筑领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孙承宗对漠南蒙古的斗争策略

天启年间,孙承宗对漠南蒙古采取"款防合一"的斗争策略,其主要内涵是:扶绥漠南蒙古十分必要;防范漠南蒙古不可松懈;对漠南蒙古应施加足够的军事威慑;防抚结合、主防而兼抚。天启、崇祯之交,在漠南蒙古各部叛明降金的形势下,孙承宗对漠南蒙古的斗争策略由之前的"款防合一"调整为"主剿慎款",该策略强调征剿叛明蒙古各部、拉拢察哈尔部、审慎对待用夷和抚款。两次督师期间孙承宗对漠南蒙古的斗争策略虽有调整变化,但本质上都是"主防而后抚"。这一策略在战争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有一些问题,揭示出云谲波诡的明末辽东战局中明朝与漠南蒙古、后金博弈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