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基于异质性厂商NK-DSGE的模拟分析

创新激励政策是否有效决定了我国能否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家庭部门、异质性厂商、金融部门及政府部门的NK-DSGE模型,研究了税收优惠、贷款贴息及政府创新资助三类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三类创新激励政策对创新生产部门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由于作用时效和作用力度的不匹配,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发挥。不同的创新激励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政策组合的效果又有所不同。随着家庭对创新生产部门最终产品偏好程度的增强,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依然存在,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说明技术和需求都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宏观审慎、流动性约束与货币政策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从国家金融学理论出发,本文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资产流动性约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重点分析并比较了在人民币存在国际流动性约束的情形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不同货币规则的搭配效果。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流动性约束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两种货币规则下的经济系统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在利率规则下采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于缓解产出波动具有更为明显的效果。研究表明,在高质量开放进程中,中国应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重视引入汇率变化的泰勒规则的运用,进一步完善货币规则与宏观审慎的协调搭配机制,增强政策合力,以实现调控效果最优化。

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分析

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和时滞取决于货币政策规则,在非紧刹车或急扭转情况下,利率规则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有效;在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下,利率规则能使实体经济平滑地趋于稳态水平,而货币供应量规则需经历多轮周期性调整后才能趋于稳态水平;同时,运用利率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显著低于运用货币供应量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利率规则显著优于货币供应量规则。

通货膨胀与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基于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DSGE模型分析

运用DSGE模型,引入价格粘性与信贷约束,分析不同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以及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其结果提示:(1)当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发生时,产出、消费需求、投资和企业借贷水平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考虑房地产价格后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相对较弱;(2)货币当局若实施扩展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通胀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就会变得较为有利,而且房地产价格的适度回落将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责是之故,宏观当局应实施遵循扩展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房地产价格因素),保持相对温和的通胀水平,防止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效规避潜在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影响;与此同时,宏观当局应充分关注各类实体经济变量受冲击影响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选择最佳时机推出合意的宏观调控措施。

基于DSGE模型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研究——兼论货币政策的应对

本文着力研究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应对。为此,本文构建了DSGE模型对比分析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传导机制,结果显示在信息不对称和有限债务的条件下,银行存在着道德风险,会过度地主动承担风险。为应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造成的低效率,本文设计了"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应适当容忍通货膨胀的波动,优先关注实际利率,以降低由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

利率期限结构、商业银行投资组合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DSGE的分析框架

将包含同业业务的商业银行投资组合、利润和利率期限结构的局部均衡模型嵌入以家庭、资本投资者、商业银行、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为经济主体的DSGE模型中,分析商业银行风险错配、货币政策工具和经济增长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冲击和商业银行的风险错配冲击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

政府债务、李嘉图等价与货币政策效应——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分析

本文在DSGE模型中引入政府债券余额和期限变量,以及政府发债数量受市场利率影响的行为方程,由此分析政府债务因素对家庭最优消费决策、货币政策效应进而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模型的稳态方程、脉冲响应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方向和程度除了与传统的"李嘉图等价"部分有关之外,还与由政府债券规模和期限决定的"非李嘉图等价"部分有关。另外,政府债券规模和期限的变化还将影响消费和劳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波动幅度、进而社会福利损失的大小。

E-DSGE模型构建及我国碳减排政策效应测度

经济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机制具有复杂的动态不确定性,因此基于历史数据提出的环境政策存在社会试错成本,需要政策效应的事前检验。文章基于国外经典模型的改进,引入环境因素处理技术,构建相应E-DSGE模型框架;通过环境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形成数据模拟平台,给出我国碳减排政策效应的仿真测度。发现环境政策对我国经济系统稳定性没有产生特别强烈的负面冲击,但目前经济基本面尚难以承受高减排目标,以及不同减排政策存在较大区分度等信息;进而得到通过逐步加快碳减排,并以相应政策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具,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碳减排推进互动的政策空间。该研究也可为我国DSGE模型研究提供参考。

植入民间金融部门的DSGE模型与货币政策规则有效性分析

在DSGE框架下,通过植入包含民间金融部门的二元金融结构体系,系统考察了影响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的因素。并且将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部门的信用利差变量纳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对扩展的货币政策规则的稳定效应和福利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估。结果表明,来自市场类的冲击尤其是企业层面的成本推动冲击和技术冲击是引起波动的主要因素,此时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部门表现为互补关系;政策类的利率冲击作用效果最小,且两部门表现为替代关系;另外钉住产出和通胀缺口的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优于扩展的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转型背景下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研究

在货币政策转型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对比分析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规则对烫平人民币汇率调整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当人民币汇率冲击导致经济波动时,数量型规则比价格型规则对烫平经济波动的作用更有效,且能够更好地减小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在货币政策逐渐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过程中,仍然不能放弃数量型工具的使用,综合运用数量和价格两种调控手段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与中国宏观政策反应效果研究——基于开放经济DSGE-VAR模型

利用一个开放经济DSGE-VAR模型模拟和测算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效果及其传递渠道,以及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并在此框架下讨论了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反应的效果,识别了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长期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汇率渠道和贸易渠道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影响的主要渠道,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第二,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操作是及时有效的,虽然副作用也很大;如果没有这些刺激政策,中国的真实产出在2009年将下降5个百分点,出口也将大幅下降。第三,消费偏好冲击、投资冲击、进口价格指数冲击、利率冲击和国外经济波动冲击是引起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不同黏性对中国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基于贝叶斯估计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

考察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研究结果显示:包含3种黏性机制的DSGE模型比传统的仅含一种黏性机制的DSGE模型能更好地拟合和解释中国现实经济特征;黏性信息企业占中国全部企业54.01%,混合黏性价格企业占43.63%,弹性价格企业占2.36%;不同黏性机制下,外生冲击对经济变量波动的解释度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经济变量对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及动态调整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对不同黏性机制行业的通胀做出系统性反应能够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

新常态下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范式——基于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的DSGE模型的分析视角

文章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重新构建了适用于我国经济的DSGE模型,并模拟和比较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应对不同类型冲击时对经济的调控绩效。分析结果显示,当前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取决于我国的经济现状、所面临的冲击种类和政府的政策意图,但是就应对通货膨胀方面,数量型工具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要优于价格型工具。我国政府应当将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灵活并合理地搭配使用才能更好地对经济起到调控作用。

影子银行体系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规则选择的影响——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影子银行和商业银行等多个部门在内的DSGE模型,利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反应系数的OLS估计结果,探索解决在充分发展影子银行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选择问题。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利率规则在稳定产出、物价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明显,利率规则未来应作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最优选择。同时,比较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福利损失得出结论,三种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福利损失从小到大分别是利率规则、混合规则和货币供应量规则,这也表明利率规则是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最优选择。

“双碳”目标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何以兼顾?

为兼顾“双碳”目标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实现,文章构建了包含环境系统的NK-DSGE模型,同步引入财政收入与支出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以及碳税,在对中国季度宏观数据进行校准和估计的基础上,分析了宏观政策工具与碳税联合实施的政策效果,讨论了碳税税率变化、碳税规则变动对联合政策效果的影响及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模拟结果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碳税配合对“双碳”目标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优势更大。其中,财政政策在促增长方面具有优势,货币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碳税政策在促进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经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碳税税率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增加,政府可通过调整碳税规则、改变政策目标偏好实现对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基于DSGE模型的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研究

文章以新凯恩斯粘性价格理论为基础,采用DSGE模型,为我国核心通货膨胀指数的核算构建了微观基础,并因此获得了各部门价格指数的最优权重。分析认为:最优的权重受部门价格粘性、随机冲击以及部门产出缺口的价格弹性等因素的影响而变化,随着部门的价格粘性的增加而增加,且随着随机冲击方差的减少而增加,又随着部门产出缺口的价格弹性的增加而增加。与CPI指数相比,由最优权重所核算出来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更加的平滑稳定,没有剧烈的波动,基本上反映了CPI指数的核心趋势。并且文章的研究结论与侯成琪等(2011)的研究也相一致。因此,文章建议其可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具有福利标准的参考锚的。

货币政策公告、信号传递与股市公告溢价效应——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信号传递的资产定价模型,从理论层面剖析了货币政策公告溢价效应产生的内在机制,并数值模拟出相关变量改变后货币政策公告溢价效应的变化情况;使用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日度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公告溢价效应。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公告确实在A股市场上存在公告溢价效应,且效应随着个股风险系数的提升而加强。另外发现,公告溢价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公告向市场释放了一种信号,此种信号传递给投资者带来了不确定性从而需要更大的风险溢价补偿。为防范此类系统性金融风险,建议应当提高中国货币政策公告的前瞻性、透明性和规律性。

中国货币政策对RCEP成员国的溢出效应——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9年的月度数据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实证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对RCEP成员国宏观经济核心目标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RCEP成员国宏观经济核心目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在实际GDP的响应上,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绝大部分国家产生了长期的正向溢出效应,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却产生了长期的负向溢出效应。在通货膨胀率的响应上,价格型货币政策只对东盟产生了长期的溢出效应,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韩国和东盟都产生了长期溢出效应,且东盟长期的响应程度比较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国际贸易渠道对中国货币政策外溢具有决定性作用,汇率渠道、利率渠道以及资本市场渠道则起到了辅助性作用。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再检验——基于双重预期传导的分析

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的现实背景下,基于公众对大宗商品价格和货币政策操作的双重预期构建多部门BGG-DSGE模型,探讨双重预期对宏观经济波动以及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公众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有效预期有助于平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发展;而对货币政策操作的预期则会降低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削弱政策调控效果,这与理性预期理论的结论基本保持一致;但在双预期共同交互作用下,公众对大宗商品价格的预期能够强化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说明改善和培育市场主体风险管理能力有助于提高政府货币政策调控能力。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相对于数量型调控政策,价格型调控政策更为有效,当然创新性的公开市场操作政策最为有效。因此,需要重视公众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预期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预期的联动,发挥公众对大宗商品价格合理预期的正向效能,加强对货币政策操作的预期管理,进而优化宏观经济调控效果。

中国货币政策对周边发达国家的溢出效应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外溢性,特别是对于周边发达国家,文章基于PVAR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利率、货币供应量两个传导渠道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对周边发达国家产出水平、物价水平和汇率均存在溢出效应,通过不同渠道对周边国家经济产出及价格水平产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大多情况下,与价值型货币政策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带来的不良影响更为显著。未来,中国应持续推进货币制度改革,合理选择“双赢”的货币政策手段,在达成国内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并对周边先进国家的经济产生正面效应,进而推动双方共同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