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金融机构信贷供给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信贷供给是经济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经济波动具有显著影响。在我国,银行金融机构是主要的信贷供给方,其信贷政策和措施对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04-2019年的研究数据为样本,建立符号约束的TVP-SV-VAR模型进行分析,识别了信贷供给冲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信贷供给的变化可能改变企业和个人的借贷行为和风险偏好,通货膨胀和经济产出对经济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阶段性特征,并且信贷供给会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发展。在正向信贷供给冲击的影响下,当期的货币政策处于相对宽松的状态,随后会产生周期性的调整和变化,这会促使当局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比较——基于利率市场化角度的分析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合适?文章考虑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加速器特征,将其引入DSGE模型,通过校准、模拟,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不同货币政策下冲击效应以及福利损失函数三方面综合分析了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存款利率的上升,在熨平经济波动方面,价格型货币政策更有优势;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有优势;对央行损失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损失更小。因此,中央银行应根据需要灵活的运用数量型和货币型搭配使用,做好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货币政策工具对资产价格动态冲击的识别检验

文章以不同的货币政策手段在资产价格波动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作用效果为出发点,通过SVAR模型,识别出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单独动态冲击,并分别分析了膨胀阶段和低迷阶段的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冲击响应的程度,以解决针对不同阶段资产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和时机的选择问题。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作用具有有效性,在价格膨胀阶段可在一定时期内采取利率手段对资产价格波动进行微调,当出现价格泡沫时控制货币供应量会收到即时效果;而在资产价格低迷阶段,以利率调节资产价格具有明显和相对持久的作用。

消费者信心、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毋庸置疑,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我国的货币增长率、利率、汇率、消费者信心、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月度数据,采用能够反映时变特性的TVP-VAR模型,分析在消费者信心的预期效应框架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从时变的角度看,消费者信心和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具有时变性;利率、汇率对通货膨胀的调节作用逐渐增强,基于货币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调节并未减弱,反而日渐成熟;消费者信心在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预期效应是通畅的,能够长期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波动分解及异质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动态响应机制

文章通过构建随机扰动变参数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进行结构性及周期性因素分解,在此基础上给出异质性货币供给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特征。得出以下结论:结构性因素解释经济波动的34.12%,周期性因素解释经济波动的65.88%,两种因素的影响效果明显不同;样本期内,货币政策变量具有3个转折点,分别为1961年、1978年及1996年;不同经济波动成分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的经济状态也会对货币政策的调控存在影响。

信心、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波动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基于时变视角,依据行为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家信心、投资者信心、利率、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六变量的TVP-VAR模型,研究信心、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时变特征。结果表明:企业家信心和投资者信心能够影响利率和货币增长率,即信心可以通过影响货币政策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货币增长率和利率能够影响投资者信心和企业家信心,进而可以通过信心影响宏观经济。从时变角度看,企业家信心一单位的正向冲击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均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投资者信心和货币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在长期内货币增长率的提高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中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测度与对经济波动的贡献

本文构建我国的宏观经济信息集并从中提取共同因子，基于共同因子组成的VAR模型，确定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可靠测度，基于此分析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贡献。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短期利率的新息是货币政策冲击的可靠测度，所识别的货币政策冲击的效应和基本共识相符；2003-2006年我国货币政策容易过度，紧缩时“过紧”、宽松时“过松”，2009年后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幅度显著下降，货币政策改进明显；货币政策冲击分别解释货币政策和产出波动的25．4％和11％，历史分解也显示货币政策冲击没有导致产出的持续大幅波动，因此货币政策冲击不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源。

货币政策对金融资产结构及宏观经济波动的有效性研究

货币政策调整可以影响个人的消费、投资行为,个人行为的累积会形成宏观的金融资产结构,通过信贷和融资将金融资本转化为实物资本,从而达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Sidrauski模型,提出货币政策的影响路径假说,并构建ARDL-ECM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认为货币政策对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效果比对宏观经济更有效,短期调整比长期影响更有效。

我国经济新常态是周期性因素驱动的么?——基于摩擦和结构性冲击的DSGE模型框架分析

通过拓展Smets and Wouters模型,本文试图实证研究各种摩擦和结构性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效应及贡献。研究发现:DSGE模型能较好地拟合真实数据;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投资调整成本冲击是刻画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摩擦变量;脉冲效应分析表明,粘性价格和工资或使得诸冲击的宏观经济变量响应发生根本改变,或使得响应规模发生变化,异质消费者针对诸冲击的消费和劳动供给响应也存在差异;驱动产出、通货膨胀和利率预测误差方差的结构性冲击主要是投资调整成本函数、价格加成和利率冲击。经济新常态前后两个子样本分阶段估计以及反事实分析表明,经济新常态是随机冲击和经济结构参数共同驱动的。家庭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和习惯形成程度都提高,拇指规则消费者比例、劳动供给关于真实工资弹性的倒数以及将就业调整到合意劳动投入水平的企业比例都下降。这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和经济参数的确发生实质变化,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和实践应顺势调整。

金融冲击与中国房价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考察

构建包含金融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HDSGE)模型,考察金融冲击对我国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包含金融冲击的模型相对于未包含金融冲击的模型更好地拟合了我国经济的现实;金融冲击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具有显著的冲击效应,并且积极的金融冲击在增加房地产部门投资的同时降低了其他部门的投资;同时,金融冲击具有扩大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的"加速器"作用。进一步对房价波动进行贝叶斯冲击分解,分析表明:在短期和中期,金融冲击是推动我国房价波动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在中长期和长期,货币政策冲击仍是我国房价波动的主要推动力。因此,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应积极利用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冲击的效应稳定房地产市场,不过在利用金融冲击时需要注意其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产生的负面效应。

全要素生产率、资产市场扭曲与中国通胀-产出动态关联性

通过在货币经济模型中应用商业周期报告(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 BCA)方法,分析中国通货膨胀率和产出波动的动态关联性。中国经济中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的波动被分解为效率、劳动、投资、政府消费、资产市场和货币政策等六种楔子的波动。对这些楔子的模拟实验表明,效率楔子和资产市场楔子对于产生中国通胀-产出动态关联性是最重要的。这个发现意味着:应该更加注重从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和资产市场扭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货币经济波动;在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上,应该更加注重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来影响产出,同时预防因资产市场扭曲产生的通货膨胀。

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和经济效果评价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下,对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双支柱”的互动作用做出评价。研究表明:在正向利率冲击下,相较于单一货币政策,模型加入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有利于减少经济波动和促进金融稳定,这一政策效果随着表外资产进入宏观审慎的监管范围而更加显著;将货币政策改为数量规则后,结论基本不变。总的来看,“双支柱”政策对降低经济波动和抑制金融风险具有明显效果,在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之前,数量型货币政策在我国仍具有积极作用。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效用结果研究——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

本文运用新凯恩斯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研究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外部冲击下,中央银行分别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强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及加强的货币政策工具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相配合等三种政策机制作用下对经济波动、金融系统稳定和福利损失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当经济面临金融冲击、房地产需求冲击及生产力冲击时,中央银行运用加强的货币政策工具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相配合对经济波动影响最小,更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以及减少福利损失。

服务深化改变货币政策冲击的效果了吗?——基于两部门新凯恩斯价格粘性视角

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的转型升级过程中,伴随着两个部门的中间生产结构服务日益密集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服务品和制造品共同作为两个部门的生产要素,服务品的使用占比随时间累积不断提高,即服务深化。服务品的价格粘性高于制造品,服务品的使用比例提高增加了两个部门和经济总体的价格粘性。价格粘性上升使得部门和经济总体面临货币政策冲击时,价格难以调整,部门和总体的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对名义利率冲击的响应大小发生改变。本文利用1996—2020年季度数据构建实际产出、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名义利率在内的一个SRVAR系统,发现了服务深化改变货币政策冲击效果的经验事实,且在两部门新凯恩斯模型基础上,揭示了服务深化的原因并对其改变货币政策冲击效果进行了数值模拟,据此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研究——基于MSV解下的新凯恩斯模型

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来源及其传导机制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在评析学界有关经济周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重新构建新凯恩斯模型,在MSV解下同时考虑总供给、总需求和货币政策三类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宏观经济有确定性均衡,中央银行对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高于物价稳定,总供给冲击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作用方向相反,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作用方向相同,总供给冲击没有持续性影响,总需求冲击有长期持续性影响,货币政策冲击有短期持续性影响,通胀波动主要来源于总供给冲击,产出缺口波动主要来源于货币政策冲击,名义利率波动主要来源于总需求冲击。

重大风险冲击的经济波动效应、金融风险效应与财政货币政策调控

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和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等重大风险发生会对经济活动和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冲击。本文从商品需求侧与商品供给侧引入重大风险冲击并将“双金融摩擦”引入新凯恩斯DSGE模型来探究重大风险冲击的经济波动效应与金融风险效应,并分析财政货币政策对重大风险冲击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第一,在“金融加速器”作用下,重大风险冲击通过推高企业贷款违约概率导致金融风险水平上升和经济衰退。第二,当重大风险冲击对商品需求侧的影响大于对商品供给侧的影响时,经济波动加剧、金融风险水平上升。第三,下调企业所得税通过改善企业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降低金融风险;下调无风险利率虽然能够削弱重大风险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负向影响,但会导致金融风险积累。因此,为应对重大风险冲击,中国应做好对困难企业的财政支持与信贷支持,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宏观经济下行风险与金融风险的能力。

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中国经济波动分析

本文基于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识别和分析了偏好冲击、技术冲击、价格加成冲击和利率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冲击对产出波动产生了正向影响而且存在技术扩散机制的情况下产出水平可以到达新的稳态水平;而对通货膨胀波动产生负向影响,而且影响较为明显。货币政策冲击(利率冲击)对产出波动和通货膨胀波动均产生负向影响,而且影响较大。价格加成冲击对产出波动产生正向影响,对通货膨胀波动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增长需要各项制度和措施的配合。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视角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劳动力供需趋紧和成本上升将成为长期趋势。在典型事实的基础之上,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内,引入劳动力成本约束,并对家庭预算约束条件和厂商生产函数进行扩展。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通过"要素替代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供给冲击和通过"收入-消费效应"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对投资波动有显著影响,而需求冲击对消费波动的影响较为明显;中国当前以数量控制为主的货币政策对这两种冲击都有一定的熨平作用,客观上起到了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它加剧了通货膨胀率本身的波动。

房价波动、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波动：一个DSGE分析框架

在构建一个包含房地产市场和普通消费品市场两个市场的新凯恩斯主义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之后,基于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中获得的结构性参数对其进行校准。在校准的基础上,考察了外生技术冲击、偏好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以及短暂的一次性房价加成冲击,对于普通消费品产出、住宅产出、通货膨胀、住宅通胀、实际工资与失业等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技术冲击与偏好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一次性房价加成冲击对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更大且持续性更长的效应。因此,稳定货币政策和控制房价加成能够减弱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周期的不良影响。

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预期与未预期冲击视角

中国正处于货币政策改革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实施效果呈现出新的特点,对新时期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本文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预期与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结合不同货币政策规则(数量型和价格型)设定,运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以讨论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与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相比,包含预期货币政策冲击的模型表现效果更佳,且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忽略预期冲击会低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相比,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更大且政策效果的持续时间更长,但是不能忽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对消费、通胀的调控作用;无论何种规则下,货币政策冲击对投资的影响最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加强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和预期管理,引导公众形成可预期的货币政策环境,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另外,在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应该继续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同时注重与价格型工具的协调配合,从而合理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