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蒙汉文化融合及其对元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元代是蒙古入主中原并实现大一统的特殊时代,其时蒙汉之间在文化上存在广泛而深入的融合,具体表现在天文地理、政治制度、礼乐习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从地域上看,元代蒙汉之间的文化融合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步发展的趋势,以及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元代蒙汉文化融合熔铸了元代各民族士人的共同心血,同时,方外人士在蒙汉文化融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人自觉弘扬的“中州元气”,最终成为大元王朝施政的文化纲领,渐次化作那个特殊时代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可见,元代蒙汉以及各民族的融合体现了胜过刀枪剑戟的中华文化的强大聚合力。同时,蒙汉文化上的融合对元人文学创作以及其中所蕴“大元气象”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文化交融视野下的蒙元女子大袖袍研究

蒙元时期女子所着大袖袍,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本文基于古籍文献、图像资料和实物标本的三重比对,对大袖袍领、袖缘与衣身材料的组合搭配进行分析,深入探究其形制渊源,并阐释服装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研究认为:大袖袍是通过用料差异构建了蒙古族女性身份地位的等级秩序,其形制特征博采众长,糅合了辽、金“团衫”衣身肥阔及南宋“大袖”衣袖宽大。蒙元时期女子大袖袍在吸收外来服饰文化元素的同时,更多地保留了蒙古族自身的传统文化,其形制凸显出民族服饰的历史价值,丰富了中华服饰文明的文化内涵。

蒙元时期直译体公文中外来词的特点

直译体公文是蒙元时期因蒙古语翻译而产生的一种混合语,其中有大量的外来词。直译体公文中的外来词除具有古今共有的借用规律外,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具体表现为:(1)外来词数量很大;(2)多以名词借用为主;(3)借用形式多样,其中词汇词以音译为主,语法词以意译为主;(4)音译词重音不重形,故蒙源外来词异形形式多;(5)蒙古语的形态成分借入到直译体公文中后以词的形式出现,或者成为语法成分的标记;(6)意译的语法成分体现蒙古语的复杂用法。

蒙药火硝七味散的方源、方解与临床应用研究

目的:对蒙药火硝七味散进行基源考证、方解分析并综述临床应用,为该复方的进一步研究与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查阅文献与考证方法进行文献综述。结果:蒙药火硝七味散出自《四部医典》,是由火硝(20 g)、白硇砂(10 g)、良姜(10 g)、古月(10 g)、方海(10 g)、荜茇(10 g)以及冬葵果(10 g)组成的蒙古族传统复方。蒙医在使用过程中,因方中单味药的入药剂量不同,其临床疗效各不同。蒙药火硝七味散具有调胃火、破石痞功能,蒙医临床上治疗肾及膀胱结石,临床疗效确切。结论:蒙药火硝七味散对肾及膀胱结石的临床疗效显著,具有探索研究价值。

元代蒙古族文人诗学性情论

“性情”范畴多用以指代主体论,其衍生出的“吟咏性情”命题又与诗歌本体论、功能论有密切关联。及至元代诗学性情论指涉颇广,涉及自然、雅正、抒发个人性情和有益社会政教等多个方面。元代蒙古族文人从“吟咏性情”出发,对性情论作出了多角度的阐扬。僧家奴、燮理溥化、脱脱等人偏于吟咏社会情志,发挥世教作用;以萨都剌为代表的另一支偏于吟咏个人情志,但对社会问题也不乏关注。诸人对同一范畴作出不同方向的诠解是其来有自的,充分反映着元代华夷一体的文坛特征。探抉其诗学性情论有助于进一步全面把握元代诗学思想及时代特点。

元杂剧兴盛的思想文化背景

元杂剧在金元之交的兴盛,是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以至失衡状态下超常规的产物,带有蒙元文化的鲜明印记。本文从元杂剧赖以形成的北曲的特质、蒙元文化多元交织的形态特征、全真教与元代理学的离合关系等方面,对元杂剧兴盛的思想文化背景进行了富有新意的发掘和归纳,力图将元杂剧兴盛原因的讨论引向理性思维与文化学的高度。

蒙元遗俗与明人日常生活——兼论民族间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双向交融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恢复汉唐衣冠文物制度,号称"胡风"一洗殆尽。其实并不尽然。无论是明代的制度建设,还是明朝人的日常生活,无不受到蒙元遗俗的影响,风俗确乎存在着因袭难变的一面。风俗因袭难变的面相,转而又可证明"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并非存在着统一性,且各民族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存在着一种双向交融的倾向。至于"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之说,仅仅说对了一半,即崖山之后的华夏文化,已经不再如同宋代以前的华夏文化,但并不证明崖山之后中华文化已经沦丧殆尽,而是变成了一种经历蒙、汉乃至满、汉融合之后的华夏文化。

袁世凯治蒙政策刍议

民国初期 ,蒙古地区处于严重危急局面。袁世凯当政之后 ,采取种种羁縻笼络和软硬兼施手段 ,初步稳定了内蒙古局势。又通过谈判等手段 ,至少在形式上恢复了中国在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的主权。随着内外局势的缓和、稳定 ,他又开始推行放垦、改省 (设特别区 )等政策 。

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亦集乃路之关系

蒙古豳王出伯一族系察合台后裔,1277至1282年间脱离察合台汗国而投归元廷忽必烈麾下,被委以重任,长期驻守河西走廊西端的肃、瓜、沙及西域东部的哈密地区,始终处于抵御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都哇等西北诸王叛乱的第一线。透过黑水城元代汉文文书,如《大德四年军粮文卷》、仁宗朝文献(编号F116:W561)、TK204文书、TK248文书等,可见作为元代之军事集结地与物资供给地的亦集乃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元朝西北边防线上的重要军事堡垒,而活跃于西陲重地的豳王出伯家族一直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相引以为援,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西北边防。

蒙元宫廷烹饪刀工与烹饪方法考释——以《饮膳正要》为例

对成书于14世纪30年代由元朝饮膳太医忽思慧编撰《饮膳正要》记载的烹饪刀工和烹饪方法进行了详实考究,并对蕴藏在烹饪刀工和烹饪方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呈现出的力学知识和烹饪知识进行分析和说明,指出部分蒙古族宫廷食品及其制作技艺与当前蒙古族保留下来的食品及其制作技艺存在较大程度的关联性和沿袭关系。

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蒙元王室选择藏传佛教信仰与藏传佛教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广泛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也是蒙、藏民族双方关系互动以及藏传佛教密法与其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结果。蒙元统治者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着多层面关系 ,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的兴盛、藏传佛教界对蒙古王室的积极传教及藏传佛教密法的特色等对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具有重要影响。

蒙元时期何以运用土官进行边疆治理——以云南边地实践为视点

对西南边疆早期土司设置理路进行了梳理。认为早期土司多以"土官"面目出现,其产生于内地;蒙古汗国主要借助土官展开战争善后工作,并以土官区作为兵源、军需物质的补给地;元朝早期,土官辅政辅军的特色鲜明,不断调整土官布局和重新整合土官力量,均是为了强化这种特色;元朝中晚期,西南边疆成为中央政府治理的真空地带,政府滥委土官辅政辅军,结果导致地方兼并势力的勃兴,并带来边疆治理的灾难。

元代蒙古人宗教信仰的多元化问题

元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蒙古人自身的文化传统、多民族融合、元帝国统一的政治目标和宗教政策导向以及宗教自身的性质等因素是形成这种多元化特征的主要原因。

审音与勘同之法在蒙元史等研究领域内的运用

所谓审音与勘同,是指利用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成果,对某一文字史料中音译的名物制度方面的外来词汇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原形,从而得以与他种文字史料进行对勘比较的办法,中外学者用这种办法解决了内陆亚洲史上许多疑难问题。蒙元史、民族史研究过程中若要利用审音与勘同方法,除了掌握汉语和相关语言的发展规律外,还需要了解汉语的音译规则。审音与勘同方法只能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辅助手段,不可迷信它的有效性。

认同与建构:蒙元时期语文建设的历史考察

语文建设对蒙元时期的群体性认同产生深远影响。畏兀儿蒙古文的选择和使用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认同形成,八思巴字的创制试图构建超越性的国家认同,北元时期的语文规范化建设最终形成了蒙古民族的现代认同格局。蒙元语文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意义。

蒙元文化在现代园林中的应用

通过蒙元文化内涵的研究以及园林要素与文化的联系性研究,找到在园林的各个要素中应用蒙元文化的途径和应该遵循的原则;通过典型设计实例的分析,将蒙元文化的应用具体化,为现代园林设计提供借鉴。蒙元文化可应用于现代园林的地貌、建筑、雕塑小品、路面铺装等景观要素中,蒙元文化意境的塑造可通过蒙古图腾文化、特色造型、特色图案、民俗风情的应用等途径来实现。

蒙元初期的丝绸之路与国家治理

13世纪,随着蒙元帝国的兴起和边界的快速推移,新疆由传统的中国边疆西域变为帝国版图的核心区。四通八达的交通和保障有力的驿站运输,保证了帝国一统天下,重构了此前衰微的丝绸之路。移藩去篱、交叠有效的治理,使蒙元帝国在多元互动、交融共生之中走向繁盛,生动诠释了"丝路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一带一路"建设会使新疆由中国"边疆"跃居亚太"核心",为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福祉,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14—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史述略

14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中期,蒙古族史学史的主要内容由明朝学者的蒙元史学和北元—蒙古的蒙元史学两部分构成。其发展也呈现出前期的明人蒙元史学一枝独秀和后期的明朝学者和北元—蒙古学者蒙元史学齐头并进的局面。分别看来,明人的蒙元史学呈现出学随时进的特点,而北元—蒙古的蒙元史学则在黄教与史学结合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元代蒙古族所着半臂形制研究

本文对元代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并结合元代传世画像、元代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和元代出土实物资料等,探讨了元代蒙古族中最为流行的直领齐腰汉式半臂、高丽式半臂、独具特色的交领右衽袍长过膝的蒙古式半臂的特点进行分析,另外还说明其服饰对明清服饰的深远影响。

正史与造作——以蒙元时代为例

研治古代工艺美术必须利用正史,如《元史》,它对官府工艺美术的记录尤其详备。其尽管舛误甚多,久被诟病,但仍能呈现造作格局、彰显造作地位、揭示品类兴盛、披露作坊性质、记载名品时代、补充实物欠缺,是讨论蒙元工艺美术的核心史料。不过,只有全面占有蒙元资料,才能充分利用、深入理解其工艺美术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