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建构:蒙元时期语文建设的历史考察

语文建设对蒙元时期的群体性认同产生深远影响。畏兀儿蒙古文的选择和使用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认同形成,八思巴字的创制试图构建超越性的国家认同,北元时期的语文规范化建设最终形成了蒙古民族的现代认同格局。蒙元语文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意义。

敦煌壁画中的蒙元服饰研究

以敦煌蒙元时期壁画为研究对象,对男女供养人画像和其他壁画中世俗人物画像服饰作了客观的描述,并以此为蓝本,对蒙元服饰与华夏民族、波斯、高丽等服饰文化的交流作了探讨。

罟罟冠的演变与形制

罟罟冠作为蒙古族典型的服饰品,在我国服装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许多学者认为罟罟冠有100多年的历史,经过考证其历史至少在400年以上;除蒙古族使用外,罟罟冠还是许多其他民族已婚妇女的冠饰。在消失400年后的今天它又重新出现在蒙古草原上。

论蒙古时期文士诗歌活动

蒙古时期的北方诗坛并不冷落,从多个方面展示出元代文学的特质。契丹族耶律楚材等人在河中府的汉语诗歌沙龙、姚枢与刘秉忠在吐蕃的唱和,在地理上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领域。河中府诗歌沙龙与畏吾人廉希宪组织的廉相泉园诗酒聚会是元代较早的多民族文人雅集。忽必烈潜邸文人的唱和成为元代馆阁文学活动的先声。河汾诸老的诗社与刘祁归潜堂题诗反映了金源文人艰难的处境与复杂的内心世界。汉人世侯与文人的诗歌活动体现了蒙古时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特点。

蒙元时期的“守宫”与今日成吉思汗陵的渊源关系——兼论成吉思汗陵的性质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其四大斡耳朵由后妃们依次继承。元朝建立后,元廷封甘麻剌和他的子孙为晋王,镇守漠北,兼领四大斡耳朵,史称"守宫"。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从财产的继承角度研究这一现象,却没有触及它的本质问题,即用途问题。翻检《史集》和《元史》,不难看出,保留是为了祭祀之用。新近的考古发掘进一步验证了这一事实。成吉思汗四斡耳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八白室和今天的成吉思汗陵性质相同,均为成吉思汗灵庙,是蒙元时期遗留下的守宫制度的产物。

蒙元时期蒙古、色目妇女守寡现象探析

蒙元时期,蒙古人和色目人都有收继婚习俗,且与朝代相始终。收继婚有助于避免妇女守寡,但是,仍有一部分蒙古、色目妇女孤寡一生,构成蒙元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寡妇群体。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理学所宣扬的贞洁观的影响,元朝法律的限制与保护,履行家庭责任、守护家庭财产的需要以及夫妻间的感情基础。在这些守寡妇女中,北方人多于南方人,上层妇女居多且大多为婚后十余年守寡者。

西安出土蒙元傅元明墓志考释

傅元明为蒙元前期汉人世侯刘黑马麾下重要将领,其墓志志文所载傅元明及其子侄职官,为探讨蒙元前期“都总管万户府”下职官设置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志主生平及家族迁徙,也对研究宋金元时期社会变迁具有较大价值。志文撰书者为《类编长安志》作者骆天骧,本文对其在司天台的任职经历及其所书碑石做了补充梳理。

陕西西安焦村蒙元墓葬发掘简报

2008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焦村发掘了3座蒙元时期墓葬。墓葬形制较完整,出土墓志、石函、陶俑、模型明器等遗物,较为丰富。其中一座墓葬的墓主为蒙古帝国都总领傅元明,纪年为蒙哥汗四年(1254年)。墓葬位于蒙元时期奉元城,属于家族墓。此次发掘为关中地区蒙元早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成吉思汗史迹调查

2006年秋，我们随中国国家博物馆蒙古高原考察队，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实地考察青铜时代至明清古迹。重点考察了以下遗址：（1）鄂尔浑河、鄂嫩河流域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遗址、墓葬和鹿石；（2）诺彦乌拉山、克鲁伦河流域匈奴古墓；（3）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突厥汗国陵墓及突厥鲁尼文碑铭；（4）回鹘故都黑城子（Qara—Balaγasun）和城郊摩尼教寺院遗址出土九姓回鹘可汗碑；

蒙元时期蒙古人壁画墓的分期

本文以蒙元时期墓葬材料中经过族别确认的蒙古人壁画墓为研究对象,尝试以文献为依据,分析蒙古人壁画墓中墓主位次的变化,再结合壁画题材,将蒙古人壁画墓分为蒙古时期、元代早期和元代晚期三个时期,并简单探讨其特点和演变。

蒙元时期的酿酒锅与蒸馏乳酒技术

2004年春夏之交，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联合举办“成吉思汗——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展”，其中的一件展品“铜酿酒锅”（图一）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后来有机会在内蒙古博物馆同仁的帮助下，仔细观察了这件酿酒锅。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本文考察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的蒙文佛经所使用的字母、译音和文章格式,判定它们源自蒙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