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史诗与印度史诗中的隐喻之比较

蒙古史诗与印度史诗中存在大量的隐喻,本论文主要阐释了史诗隐喻,并对两个民族史诗的母题隐喻、神话隐喻、人物隐喻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其异同产生的原因。如此研究对于理解史诗意义重大,特别是通过对比两个民族史诗隐喻意义的不同,更能深入理解不同民族史诗的独特风格以及其中呈现的民族文化与心理。

试论蒙古族史诗的文学禳灾功能

蒙古族史诗的禳灾功能是其多元价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蒙古族史诗的文本就可以概括为对一个民族消除灾祸的诗意表达,包括英雄不败的母题,以及大量的祝赞词都对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禳灾意义。而讲唱史诗的过程则完成了一个禳灾仪式,但为了保持史诗消灾的神力也在讲唱过程中伴随着诸多的禁忌。

东蒙古本子故事表演中的汉族说书赋赞和戏曲影响——以护背旗、虎头靴、绣龙蟒袍为例

蒙古本子故事的表演传统是在蒙古英雄史诗口头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但在形成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汉族说书口头传统和戏曲表演传统的影响。蒙古本子故事表演文本的英雄整装披甲母题的程式化诗歌段落或者套语和汉族说书赋赞之间具有对应的关联,并且和汉族戏曲表演传统之间潜在着一种发生学关系。汉族戏曲艺术形象为东蒙古本子故事说唱艺人提供了借助想象和塑造中原王朝英雄形象——中原王朝历史主体的模式。而汉族说书口头传统是蒙古本子故事表演传统和汉族戏曲表演传统之间产生关联的重要中介。

新时期蒙古史诗研究回顾与展望

三十年中国蒙古史诗的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在与国际学术交流中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少数学者走出国门,带来了国外史诗研究的理论成果,带动了中国蒙古史诗研究的恢复和发展;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人员交往的深入,蒙古史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为新世纪中国蒙古史诗研究的转轨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中国蒙古史诗研究事业在搜集、整理、出版、研究诸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

论古代东方史诗文学发生的同质性——以蒙古史诗与印度史诗为例

人类自身的类同化特征投射到史诗创作中,就表现为审美发生和文学创作的趋同性。将古代东方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就会发现同属于东方的蒙古史诗和印度史诗在产生、发展、传播等方面存有诸多的相似之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地域环境、频繁的部族战争、个人意识的逐渐觉醒、民族融合与文化互渗促成了两个民族史诗的形成,而且蒙古史诗与印度史诗又都有着漫长的发展流变过程,史诗中所包含的神话内容、神灵观念等都与其各自的民族神话相联系。

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与蒙古英雄史诗的比较研究

突厥语民族和蒙古族由于相同的游牧经济生活、共同的萨满文化背景、错综复杂的族源关系和频繁的历史接触,他们的英雄史诗之间具有诸多的共同特征。本文通过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和蒙古英雄史诗形成、发展规律和结构类型的比较研究,阐释了突厥英雄史诗和蒙古英雄史诗传统的相似性。

程式理论及元杂剧的程式化特征

元杂剧这种艺术形式是在民间讲唱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口头程式理论的提出为口头传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界。蒙古史诗的程式化特征也存在于元杂剧中,具体表现在作品结构、角色设置、表演规范和故事情节、人物上场诗、情景描绘、民俗文化的表现、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元杂剧形成程式化的特征是与讲唱艺术的影响、民族审美传统的改变、技艺的传承、表演的客观条件及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和经济利益驱动演员表演的相互模仿等有关。元杂剧和其它讲唱艺术一样,都有程式化的共同特征。

蒙古英雄史诗传统与叙事民歌

本文立足于蒙古英雄史诗与蒙古族叙事民歌之间的相承性特征,并从它们的题材、英雄形象塑造、程式化特征等三个方面着眼,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承性特征以及所产生的传统文化渊源、社会历史根源、地理单元等诸层面进行分析。认为,蒙古族叙事民歌的产生和发展渊源于蒙古民歌传统与英雄史诗传统的结合。

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的唱词格律研究

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的唱词格律研究以口头表演理论为基础。英雄史诗音乐包括唱词、曲调,并形成一个整体。其唱词具有明显的韵律特点,音乐曲调节奏鲜明,音调简短,调式多样。

蒙古—突厥史诗英雄与骏马同时诞生母题的比较研究

蒙古—突厥史诗中的英雄及其骏马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蒙古—突厥史诗中英雄及其骏马同时诞生母题与英雄的骏马将自己的主人拖出地面的再生母题之间的结构关系。蒙古—突厥史诗中英雄被敌人抛入地下之后英雄的骏马用尾巴把主人从地下拖出地面的母题与英雄的骏马先于英雄的诞生而出生的特异诞生母题之间在结构上存在着一种置换关系。两者都是英雄的诞生仪式。

故事歌手“江格尔奇”

根据调查报告和采访记录,探讨了故事歌手"江格尔奇"的学艺过程、创作轨迹和表演传统。勾勒出史诗《江格尔》的传承和发展的基本脉络。

文化审美表现论下蒙古族英雄史诗《格斯尔》英译研究

以汉译琶杰说唱本为蓝本的《英雄格斯尔可汗》是国内唯一翻译成英文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格斯尔》。本文在刘宓庆的文化翻译理论中文化审美表现论的基础上,结合该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文学特征——宇宙结构的概念表现,分析了模仿和代偿的文化审美翻译表现式如何在时空、方位和数量等方面表现文化审美意义,从而为继续英译蒙古族史诗《格斯尔》完成一定的基础工作。

蒙古史诗文本多重意义结构的形成

文章探讨了蒙古史诗的诗句、母题、人物名称、神话因素如何在程式化创编和传播机制中形成为史诗多重意义结构的不同层面,认为诗句、母题、人名、神话都有自身的表面意义和深层意义,由它们的种种关系、不同组合和意义交叉所形成的史诗文本的意义是多层而多变的。

关于鄂尔多斯史诗——《鄂尔多斯史诗》代序

过去,我国蒙古学界一直热衷于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的翻译和研究,以致于形成了"江格尔学"和"格斯尔学"。相形之下,学界对蒙古中短篇英雄史诗则未免太过于冷落了。《鄂尔多斯史诗》及其汉译本的面世,不仅有利于纠正目前学界普遍存在的对史诗貌似既专业又深刻,实则极端片面、狭隘肤浅的认识,而且也能为学界研究鄂尔多斯英雄史诗提供了较为充分而可信的文本。

蒙古史诗与印度史诗中呈现的民族精神之比较

作为草原文明和森林文明代表的蒙古民族和印度民族,其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辽阔的草原和繁茂的森林之中。在蒙古史诗与印度史诗中明显表现出了各自的民族精神。对力和武艺的崇尚是草原人的核心,蒙古史诗的尚武精神既表现在蒙古人所追求的力之美上,也体现在史诗所弘扬的英雄主义精神上;印度民族则具有崇德尚文的民族精神,史诗中的人物在对"正法"的追寻与坚守中,彰显了仁爱和平、自我牺牲以及崇尚道德的精神。蒙古英雄的牺牲为的是战争的胜利,当前的幸福,为了部族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印度英雄的自我牺牲却有着更高的境界,为的是求取和平,实现正法,达到梵我和一。

试论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的现实意义

多少世纪以来 ,蒙古族英雄史诗不仅是我国蒙古族人民家喻户晓的生活经典 ,而且也是我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的宝贵财富。进入 2 1世纪的今天 ,如何继承和弘扬史诗精神 ,发掘其现代价值 。

蒙古族中古英雄史诗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在蒙古族中古时期,部族间的割据混战、封建制度的不断深化、蒙汉文化交流与中原农耕文化的渗透以及萨满教的延续和佛教的传播等社会文化原因所致,其时的英雄史诗具有与远古英雄史诗明显不同的时代特色。诸如,主题中渗透着封建等级制的特征和萨满教与佛教的斗争;原有人物形象分化成汗和臣属两个等级之外,还增加了许多新形象;使用魔法和妖术布阵等母题的引入使其情节结构变得十分丰富和复杂。

论印度史诗与蒙古史诗的文学治疗功能

印度史诗与蒙古史诗均产生于民族发展之初,其中透视着人类早期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特征等文化信息。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透视史诗,解读其文化功能,必将有助于重构并深化对史诗的认识和理解。研究印度史诗和蒙古史诗文学治疗功能生发的土壤、史诗在讲唱中的治疗功能、史诗的复活情节与治疗功能,目的是获得史诗的人类学信息。

试论蒙古史诗讲唱中的“替罪羊”现象

"替罪羊"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原始民族风俗信仰中,蒙古史诗讲唱同样也存在类似现象。通过对史诗讲唱"替罪羊"现象的分析,使我们获得了一个了解古代蒙古人精神世界与风俗信仰的角度。今天曾经在民众心中具有神圣地位的蒙古史诗早已被现代文明观念所消解,但这绑在毡包前代人受过的羔羊却能向我们传达出千年前蒙古先民的原始思维以及蒙古史诗那神异威严的力量。

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中的角色类型及其演述禁忌

对布仁初古拉演述的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中的角色进行类型学分析,讨论了蟒古思因.乌力格尔的故事及角色属性。认为,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故事类型,其表演是在既定的结构程式和民俗语境中进行的,且有明确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