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长城沿线民族杂居地区的“一体化”治理

明末清初,长城沿线以北主要为蒙古部落游牧之地。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清代长城沿线逐步形成蒙汉杂居区域。热河地区是长城沿线蒙汉杂居的典型地区,清廷在长城沿线蒙汉杂居地区逐步推行与内地“一体化”的边区治理,在“一体化”的过程中,蒙汉民族互动往来,交往交流交融,清廷对热河地区由间接统辖变为直接治理,热河地区逐步实现边疆内地化、军政向民政转化、二元管理体制向行省制转化,体现从“边区”到“政区”,从“多元”到“一体”的演变过程。

清代呼和浩特地区蒙汉民族经济依存关系考略——基于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

呼和浩特位于土默川平原上。土默川不仅是土默特蒙古族赖以生存的故乡,也是谋求安居乐业的内地民众繁衍生息的热土。从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再到内蒙古的首府城市的历程,呼和浩特发展的基础在于蒙汉等各民族对本地的经济开发与互利互惠,并由此而实现了政治统一、文化交融。而作为这一过程历史见证的归化城副都统衙门多语种档案,反映出清代中央和地方因战事和生计之需开垦土地的历史。在官垦形成大量内地移民村落的同时,私垦的内地移民或杂居于蒙古人村落,或独立成村并世代定居。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蒙汉民族形成休戚与共的经济依存关系。

清入关前对蒙藏地区的经略--以藏传佛教为线索

清朝建立后,逐渐确立了支持格鲁派以安蒙藏的策略,这一方略的孕育可谓始于后金时期。自后金时期始,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任统治者以藏传佛教为纽带,逐步建立并深化与蒙藏地区的联系,进而争取到蒙藏地区势力支持,促进了清朝建立。对清入关前两位统治者运用藏传佛教与蒙藏地区建立、深化关系之过程进行分析,可说明藏传佛教在其中发挥着联系三方的纽带作用,亦可进一步了解此过程中满、蒙、藏三方各自的态度。

清代都邑社会与蒙古文学家族的转型

清代八旗文学家族多兴起于北方草原及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大清定鼎中原的过程中,满蒙汉军八旗作为政治共同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一起进入京师,后因八旗驻防制度的颁行散布于都邑社会中,八旗家族生活重心也因之而由游牧地带迁往京师及重要驻防城市。生活地理空间的变化导致八旗家族在社交范围、价值观念、仕宦途径等方面都和早期成员有所不同。即以蒙古文学家族而言,作为个体的蒙古家族士人兴起、繁盛,家族成员心理基质发生变化,家族文化或由武转文或文武并重,鲜见单纯重武者。这些变化直接反映在了他们关于家园变迁的文学书写中。随着时代发展,清代蒙古家族的民族个性趋于模糊,他们在文化认同书写中建构并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国情怀得到深度展示。

元明清蒙古族汉诗研究的力作——评《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

《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是研究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新例证。该书创新点众多,主要有三:一是构建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新体系,对古代蒙古族汉诗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观照,展现了蒙汉间的民族交融和文学交融;二是丰富多元的文献搜集,对生卒行年、著作流播、交游考论进行了清晰深入的考证;三是厘清古代蒙古族诗人汉诗发展脉络,从思想史、社会史和整体历史角度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发展进程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该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改变了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系统地呈现出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发展历程,而且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与汉族在不断交融碰撞中共同书写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内涵和意义。这对于当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借鉴和榜样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清代蒙古地区人口买卖的罪与罚——以土默特司法档案为中心

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较为猖獗,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危害尤为重大,不利于边疆人口的管理,也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打击人口买卖、保护妇女儿童对于当时的人口管理和社会稳定十分重要。从清代归化城土默特档案入手,解剖“蒙人布木伯尔等拐卖人口”这一典型案例,梳理清代土默特有关人口买卖的36份司法档案,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从中央与边疆部族的关系考察,也体现了中央法与地方法、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理藩院则例》中央法与《蒙古律例》地方法的内容互相尊重,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与蒙古地区的制衡关系和清政府治理边疆蒙古地区的政策与谋略。清代土默特档案中司法判决的相关内容显示出蒙古地区逐渐认同中央《大清律例》的趋势,也体现出其严惩买卖人口行为的立法态度和相应减轻处罚的司法实践操作。这种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背离现象,充分展示了清代统治者在制定、执行法律时,既能坚守中华法系传统,又能灵活应对社会变迁的务实态度。

“殊属不合”:清代蒙汉杂居地区“不应为”律的适用

清代,蒙汉杂居地区杂犯轻罪案件频发,“蒙古例”立法内容粗糙,社会基层精英阶层的缺失,使得“不应为”律在蒙汉杂居地区具有适用空间。在蒙汉杂居地区司法实践中,“不应为”律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得到广泛适用。从“不应为”律地位与目标来看,其系维护边疆生活秩序的“灵魂性条款”,对蒙汉杂居地区社会生活秩序维护起到重要作用。

简论清朝初年对青海蒙古的政策

清王朝对青海蒙古的统治,经历了以蒙治藏,加以利用,招抚分封,羁縻而治和武力平叛,直接统治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逐步演进,也是和清朝初年重新统一西北地区过程中战略重心的转移相一致的,也是清朝民族政策中武力征服是其重要手段的明证。

灭法与护法——论康熙末年准噶尔部入藏事件

康熙末年准噶尔部入藏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往学界往往对此次事件持较为负面的评价。实际上,准噶尔部入藏不只是一次给藏传佛教宁玛等派带来灾难的灭法事件,也应该被视为一次维护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护法运动。准噶尔人对护法有着强烈的意愿与动机,并在入藏后采取宗派迫害、整顿戒律等诸多措施来弘扬格鲁派教法。而以往所谓准噶尔人的一些暴行,如致使僧人锐减、在藏区烧杀抢掠等等也都还有待商榷。只有在对歧异的史料去伪存真,并对史料之所以众说纷纭的深层原因有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准噶尔部入藏的护法性质。

和硕特蒙古与明末清初甘青地区格鲁派寺院势力的扩张

17世纪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并以此作为根据地,通过武力征服,实现对青藏高原的统治。和硕特蒙古尊奉藏传佛教,支持格鲁派,其对青藏地区的统治,不仅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主导地位,也促成格鲁派寺院势力在甘青地区的急剧扩张,既大大改变了明末清初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局面,也深刻影响了甘青地方社会。

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研究状况之述评

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史研究,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性的断代研究。文献表明这一地区的灾荒史研究,尽管有初步的前期积累并有所进展,但由于史料的相对匮乏以及利用不充分等原因,使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着相对的不足。因此,加大对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史的系统研究力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影响

早在蒙元时期,儒学便传入蒙古地区。有清一代,清朝所辖蒙古地区东至东三省,西至新疆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北至大漠,南至长城沿线。儒学在这些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

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

清代蒙古族家族文学研究一直为学界所冷落。清中期的蒙古族家庭文学因其民族融合进程中的文化地位及文学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清中期出现了法式善、和瑛、博卿额等文学家族,这些家族因为有着很好的文化传承和文学修养,家族多能文之士,文学创作也较为丰富。

清朝的黄教政策与蒙古社会

清朝的黄教政策 ,是其边疆民族政策的组成部分。虽然该政策给蒙古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使蒙古族经济 (包括寺院经济 )、蒙古地区经济、宗教文化和宗教教育都得到了发展。蒙古族人口的增长受到了限制 ,若将其纳入当时中国人口大势及草原地区自然与社会的承载能力中考察 ,则是不能全盘否定的。黄教政策削弱了蒙古人民的战斗精神 ,却带来了北疆的和平 ,有利于社会稳定。

论清代满蒙文大型“分类词典”的发展演变

康熙年间圣祖敕令编纂了满文单语种大型分类词典———《御制清文鉴》和满蒙合璧的《清文合蒙古鉴》等。至乾隆年间,高宗敕令在这些早期词典基础上扩充类目、修订借词、增加注音等,逐渐规范编成了标音词典———《御制增订清文鉴》。在此基础上编纂了《御制清文鉴补遗?抄》、《清文鉴择录》、《选录清文鉴要语》、《清文总汇》、《满汉文鉴》等满汉合璧的大型分类词典,之后合并满蒙合璧词典和满汉合璧标音词典等。编纂了《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其后又增加藏文、维文等编成了《四体合璧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等四、五体合璧词典。

塞外蒙汉杂居格局的形成与蒙汉双向文化吸收

清代及民国时期,随着塞外移民的展开,内蒙古汉族人口大幅上升,形成与蒙古族交错杂居的格局。在长期的近距离交往中,蒙汉两族在语言、生活习俗及宗教信仰领域出现大量的相互采借与彼此融合现象。蒙汉双向文化吸收体现出阶段性、渐次性、复合性、民族性和适应性五个主要特征。

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及其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20世纪初,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财政拮据的严重危机,这一背景决定了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就是聚敛蒙财,以充帑银。放垦蒙地虽然使蒙古地区的农耕业有了空前的扩展,丰富了蒙古地区的经济生活,但从总体上来说,导致了严重的农牧冲突,激化了民族和阶级矛盾,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生态环境破坏。因此,清末放垦蒙地对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是负面效应。

《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

《清实录》汉文本所具有的原始性和特殊性的分析,证明了该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著作,对于研究清代历史、清代历史文献学及史学,都具有不可轻视的史料和文献价值;其满文本和蒙文本,更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学和史学的重要资料,也是用以考证汉文本实录和清代历史事实的独特依据。《清实录》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受到了当代学者的重视,摘录、改编和应用其史料的学术活动方兴未艾。

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但其并不以清朝为中华正统而视之。对于蒙古人,李朝之恨甚于对于满人之恨,燕行录即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蒙古人之极大鄙夷。归其原因:首先,在"满蒙联姻"中,李朝人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其次,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再者,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视蒙古人为"夷"族。

吴三桂与五世达赖喇嘛——清初西南边疆多元关系之一角

在吴三桂入滇署理云贵军政事务之际,蒙藏联合势力的触角也伸向滇西北藏区,双方关系微妙。吴三桂出于战略考虑,对罕都所代表的蒙藏势力入滇采取认可态度,并主动与西藏达赖喇嘛结纳关系,书信礼物往来。罕都叛教问题的发生及其处理,暴露了蒙藏联合政权内部已经出现裂痕,必须予以妥善解决。吴三桂反清叛乱以及康熙皇帝要求五世达赖喇嘛派蒙藏军队协助剿吴,使西南地区多种势力之间及它们与清朝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微妙。在吴三桂与五世达赖喇嘛(格鲁派寺院集团)、蒙与藏、吴三桂与清廷、蒙藏联合政权与清廷等多重力量关系的博弈中,清朝的力量及其权威逐步得以在青藏高原地区稳固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