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唐汉地僧传的存量及传世情况——以史志与经录对勘为中心

晋唐之际产生的汉地僧传,在文献分类上属于“此方诸德传记”,实与“西域圣贤传记”并行不悖,成为梳理中国中古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证据。历代史志与佛教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虽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重出、淆乱现象乃至难以考证,然而毕竟依据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理视角,为后人具体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献清单。将史志与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清单进行对勘,以史志补撰著录和汉文大藏经、敦煌宝藏收录为相关辅证,不仅得知这批僧传文献的体制形态、总体数量以及存佚情况,而且可见同列于上述两类目录者为少数全帙,它们因唐代佛教学者的编目入藏才得以流传至今。从古典目录学视角考察晋唐汉地僧传的分布,有利于全面把握佛教文献和学术史,从而推动文史研究走向深入。

晋唐时期中土僧人西行求律及贡献

佛法东传,经论先行传译,汉晋以来翻译出了大量佛经。但因对佛典翻译不善,佛典不齐备等因素,为广寻完备的佛教原典,汉地僧人踏上了西行求法道路。戒律是佛教“经律论”三藏之一,但在中土戒律的传译相对滞后,律藏残阙,律典传译不足,维持僧团的制度不完备,对律藏的迫切需求下,从东晋法显西行专门求取律典开始,晋唐时期不少中土僧人西行求法,带回并翻译律典。从法显携归并翻译出《摩诃僧祇律》及其他戒本开始,到唐代求法僧义净远赴印度求取律典,翻译并完善中土的诸部律典,建立起了完整的有部律典,使得中土佛教得以建立并保存系统的说一切有部律典。中土僧人的西行求律,为唐代律宗的兴起,对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聊斋》丛脞录——说《罗祖》与《金和尚》

《罗祖》与《金和尚》两篇,属于《聊斋志异》中有关宗教内容的小说。《罗祖》以明代民间宗教无为教的创始人罗梦鸿为主人公,以"真人假事"的手法宣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禅宗要义。《金和尚》也以史有其人的山东五莲山光明寺僧人海彻为原型,"真人真事"的描绘中也不免有捕风捉影的个别虚构内容,其宗旨在于无情揭露佛教中邪恶势力的气焰熏天乃至作恶多端的无耻行径。

《高僧传》所见部分东晋南朝巴蜀地区僧人事迹及推论

巴蜀地区的“高僧” ,多与当地政府官员有交往 ,佛教与世俗政治有着密切联系。巴蜀地区道教势力强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也使得巴蜀地区的佛学 ,在境界上与三吴地区始终存在着差距。

信仰与史实的统一——慧皎《高僧传》叙事分析

该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慧皎《高僧传》的文学性进行分析,认为慧皎善于抓住表现人物内心情感的细节,运用各种叙事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避免了人物形象的脸谱化与单一性。《高僧传》将神异情节放置在历史背景之中进行叙事,体现了作者努力使僧传与史传取得平衡,使信仰与史实得到统一的良苦用心。佛教生死观念的特殊性,使《高僧传》叙事存在某种内在的形式规则,主要表现在传中的人物结局往往呈开放式状态,造成了一种与史传迥然不同的美学特征。

东晋诗僧现象解读

针对学界对诗僧的界定的模糊,论者重新进行了界说,并审视了东晋文人与僧人的诗歌,得出它们共用了一个相同或相似的话语系统的结论。东晋诗僧的出现,忽如一夜春风来。究其原因,主要是老庄玄学与大乘佛学的契合交通为僧人与文人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而大规模的对话及对话与赋诗同步,直接导致了诗僧的出现,并形成了东晋诗僧与文人诗歌话语系统的同一性或相似性。

辽金诗僧与僧诗

辽金两朝诗僧可分为职业僧人和准职业僧人两种类型,前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后者。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三:丰富的漫游、访学经历有利于他们佛学知识、佛教活动经验的积累和陶冶诗情、增长诗才、提高诗艺;绝大多数诗僧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创作能力;很多诗僧都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并在宗教事业或社会发展方面有显著贡献和历史地位。从创作的主题取向上来看,辽金僧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佛理禅机诗、酬赠君主诗、抒发感触诗、表现俗情诗和山居修行诗五大类型的题材。辽金僧诗的独特魅力表现在多述山林幽隐之兴的"蔬笋气"和借佛典禅籍中的话语入诗、造意两个方面。

《聊斋志异》中“金和尚”与“金举人”本事考

《聊斋志异》中的金和尚与金举人是两个饶有意味的小说形象,本文考证人物原型,并分析其与小说形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魏晋南北朝僧诗的历史文化价值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规模碰撞、交汇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相对自由发展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僧诗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多元文化混合体,这是它在中国诗歌类型发生学意义上的主要特点。对魏晋南北朝僧诗的解读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佛教文化是如何由客体文化向中华文明主体文化的补充地位递进,以及佛教话语如何影响并转化为中国文化及民众日常思想表达形式。因此,研究僧诗,重在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两晋南北朝河西僧人西行及河西的译经活动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经由河西东传,故而敦煌、凉州等地佛教非常盛兴,汇聚天竺、西域各族(主要是西域各族)译经、传教的僧人,历时既久,河西地区也孕育了一批本土僧人,对佛教在中原及江南的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敦煌、凉州等地一时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河西在佛经传译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从经河西西行僧人及河西本土僧人西行取经,以及凉州译经状况及其推动佛教传布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高僧传合集》与宋夏金时期西北的佛教

史学界多认为中国佛教到宋代就开始衰落了,《高僧传合集》对宋以后西北高僧的荒于记述,从一个侧面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但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宋以后的佛教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等不同佛教流派的综合,考察当时佛教发展的情况必须注意这一点,只要稍微深入地了解一下宋夏金时期西北佛教包括藏传佛教流行的盛况,就会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佛教整体上不仅没有衰落,还出现了区域化、民族化、民间化的时代性特点。本文着重从宋夏金时期西北佛教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佛教在这一时期发展的趋势。全文约7000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服饰开始出现,并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变化中,形成了一些与中国传统服饰相适应的特点。僧衣的名称较多,形制也逐步中国化。道服则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

两晋文人与诗僧佚诗存目考

两晋一百五十余年,为我国文学发展特殊时期,涌现一大批诗人与诗僧,但几经兵燹,诗人与诗僧文集十不一存。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共有371位文人及诗僧,有集若干卷。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所录诗人共194位,近一半文人或诗僧诗作失存。所录诗人或诗僧大多仅有一两首诗或残句存世。文献的缺失,已成为制约晋诗研究进一步拓展的重要因素。文章据丁福保《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提供的线索,参照《四库全书》与《大藏经》等文献所收有关两晋文人与诗僧创作情况,共考订出两晋文人与诗僧77位,佚诗124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的知识结构与学风好尚

汉末三国时期,佛教初传中国,佛教高僧多精通方术,以方术幻化吸引中国民众。南北朝时期,南方佛教高僧前期受玄学影响,谈玄之风甚盛,后期儒学礼教成为佛教高僧学习的重要内容;北方佛教沙门前期多重内典而不重儒学,后期则出现精通儒家经典的佛教高僧。到南北朝后期,南北佛教界都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典型僧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学风好尚和知识结构三个阶段的变迁,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渐进过程。

清初岭南佛门生态考论--以新修《曹溪通志》之诤为例

明清之际佛门诤讼活动频繁,是中国佛教史上一种特异的文化景观。朝代鼎革,使大批士人涌入佛门,为佛门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士人身份的特殊性使佛门诤讼在单纯的宗门教理之争外具备了新的因子。康熙初年,发生于岭南遗民僧之间,围绕新修《曹溪通志》的诤讼,表面看是济、洞两家门户之争,实质则是部分遗民僧对佛门话语权的维护,对明清僧官制度以政权干涉佛教事务的反抗,对清朝统治者试图控制佛门遗民的抵触。由此事件,可以看到清初佛教政策下遗民僧群体内部结构的分化,遗民僧对自身双重身份的体悟及诤讼者个性化的形式表达,这一定程度映射出清初岭南佛教生态的大致情形。

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之书写策略

魏晋南北朝释家传记在叙事写人中过程中,灵巧高妙地运用多种书写策略。不仅采用传统史传常用的附传法、带叙法等,还采用不少别具特色的书写策略,如旁衬法、心影法等,既节约篇幅、简省文字,又使行文灵活多变、摇曳生姿,多角度、立体化地呈现传主的神韵风采,提升传记的文学品味。

毛晋校刻《唐三高僧诗集》考论

晚明毛晋大索十余年,终聚得释皎然《杼山集》、释齐己《白莲集》、释贯休《禅月集》,并将三家之诗合刻为《唐三高僧诗集》。毛晋校刻《唐三高僧诗集》在补遗、校勘方面虽屡有疏误,却是此后三家诗集最为流行的版本,不仅为诸多丛书所收录,亦是今人整理三家诗集的重要参校本。毛晋并称三家之诗为“唐三高僧诗”,是用最为简明而直接的形式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僧诗创作的一种典范,具有较高的批评史价值。

解不了名缰系嗔贪——《天龙八部》中的僧侣形象

《天龙八部》一书中僧侣的角色众多,僧人的身份理应是这非人世界中最清心寡欲的一群,然而作者写他们,却无异于痴情众生。他们有爱有恨、有痴有怨,各自有自己的形象特色,也拥有不同的生命选择。笔者即以《天龙八部》中众多的僧侣形象不同的生命选择,分为顿悟出家、得心安乐、以死赎业、自由入世及袈裟内的真相几部分讨论。

论东晋僧诗的特殊性

东晋时期,随着般若学的广泛流传,许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投身到僧人队伍中,诗歌这种文学形式逐渐被引入宗教领域,成为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僧诗重在说理,受"佛玄合流"思潮的影响,说理形式呈现出"以玄释佛"的特点。同时,自然山水景物也被引入诗歌,成为诗人顿悟佛理禅机的客观意象。

从弘法到违戒:金代僧人日常生活的多重面相

日常生活是佛教史的重要研究视角。金代僧人作为佛教的虔诚信仰者,学习和传扬佛法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具体涵盖坐禅诵经、游方问学、农耕生产、从事公益等多个侧面。金代僧人在专心弘法的同时,也会发生违制的现象,一些寺院通过制定丛林规约以遏制和处罚违制者。弘法利生和触犯戒律并存的现象,真实反映了金代僧人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