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proBNP对有创机械通气小儿急性呼吸衰竭28 d内死亡的预测价值研究

目的:研究氧合指数(OI)和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NT-proBNP)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需要有创机械通气的急性呼吸衰竭(ARF)患儿28 d内死亡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17—2019年入住本院PICU的需要有创机械通气的111例ARF患儿,收集并分析患儿临床资料,包括儿童机械通气死亡风险评分Ⅲ(PRISMⅢ)、OI、NT-proBNP、机械通气后28 d内生存情况等。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ARF患儿28 d内死亡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NT-proBNP、OI和年龄预测28 d生存情况的效果。结果:患儿中位年龄12个月(4.5~66个月),28 d内79例存活(71.17%),32例死亡(28.83%)。与存活组相比,死亡组OI显著升高,NT-proBNP水平显著降低(均P<0.05),两组24 h内PRISMⅢ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I、NT-proBNP均为ARF患儿28 d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年龄、OI、NT-proBNP及三者联合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25 0、0.603 6、0.602 8和0.657 2,年龄+OI+NT-proBNP联合具有更好的预测效果。结论:在ARF需机械通气患儿中,最初24 h的年龄、OI和NT-proBNP水平与28 d死亡风险相关;年龄、OI和NT-proBNP三者联合有助于早期识别ARF插管患儿死亡风险。

基于“技术道德化”理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潜能与风险研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国内外研究者围绕它及其背后的大语言模型教育应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大部分研究因缺乏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原理的了解而在问题探讨中存在伊莉莎效应。研究首先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学原理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从维贝克“人—技杂合”视角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展开技术哲学分析;其次,基于“技术道德化”理论分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四大潜能和面临的五大风险挑战;最后,提出基于“人—技杂合”的思想从“设计者”和“使用者”两种视角构建“双向奔赴”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将成为未来探索的重要方向。

算法推荐赋能道德教育的价值、风险及治理

算法推荐是人工智能背景下内容传播的重要技术手段,可有效提升内容的渗透性、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以及教育的亲和力,彰显出较强的道德教育价值意蕴。同时需注意的是,算法推荐在运用于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可能引发道德认知窄化、道德情感疏离、道德意志弱化、道德行为掩饰等风险问题,从而导致负面效应。鉴于此,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出发,在道德教育领域算法推荐技术的应用应始终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应以算法优化促进多元内容传播,以人机协同增强虚拟网络关照,以系统思维引领正确价值导向,以道德约束达到自律他律平衡,使智能技术更好赋能道德教育的行为引导与人格塑造。

步数记录:健身运动符号化的产生逻辑及道德风险

基于符号理论对健身运动的符号化过程进行分析。以步数记录为例,讨论健身运动符号化的产生逻辑及道德风险。体育符号化在人类文明之初就已体现,现代科技发展加速了健身运动的符号化进程。手机、手环等电子设备与健身运动的结合,方便了使用者对体育符号的读取,符号的价值评判成为运动参与的考量因素。健身运动符号化带来诸多道德风险:对健身运动符号的不当认知易导致体育本质的异化,以体育符号为中心的社会互动易产生越轨行为,商业对健身符号的塑造易引发攀比、炫耀等现象。健身运动的符号化呼唤更为有效的体育伦理教育,在尊重运动个性参与、发挥群体助力作用的同时,应强化体育符号的商业监管和认知引导。

个人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的考察与完善——以深圳立法实践为切入点

深圳出台的个人破产条例作为地方性立法先行先试的探索,难免会存在各种不尽之处。从法律文本规定的角度考察其中的失权与复权制度,存在规则体系化程度不够、解除权理解分歧、救济途径缺失等问题;从实效角度考察,存在引发法律冲突的可能性、权利的限制宽严失衡、地方立法实际效果外溢、诱发道德风险等问题。只有妥善、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下一步立法的全国性铺开打下坚实基础。

基于劝导技术的数字体育应用原理、风险与防范研究

基于文献资料调研与逻辑分析,解析劝导技术嵌入数字体育的应用原理、风险机制及防范方案。研究认为,基于劝导技术的数字体育设计原理是借助劝导理论把设计者意图以“脚本”形式进行数据编码,实现中介变量具体化,据此干预体育参与者意图和行动。宏观角度,以追求市场效益为目标的传统科技创新模式易滋生风险,要以外部治理方式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微观角度,劝导技术自身蕴含着结构性风险,包括信度风险、效度风险和拟合度风险。化解信度风险需要贯彻负责任创新理念、提升技术设计透明性、开展技术伦理审查;化解效度风险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技术适应性,并以共同参与技术设计方式来克服“家长主义”;化解拟合度风险要强化价值敏感设计,要重视生命权利、公平正义、人格尊严等敏感价值,关注青少年、老年人及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需求。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与治理研究

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掀起人工智能领域的新一轮革命热潮,其在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提供强大驱动力的同时,也将给人类社会的法律法规、道德伦理、隐私保护、社会治理等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挑战。首先介绍了新一代人工智能面临的法律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算法模型攻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4个方面的安全风险,其次调研并比较了我国、美国及欧盟关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治理现状,最后从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加强道德伦理规范建设、构建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国际合作4个方面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全球气候变化使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明显提升,巨灾保险可以通过发挥其损失补偿、风险管理与社会治理功能,降低经济社会系统的气候脆弱性。然而,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政府财政支持型的巨灾风险应对模式运行乏力,加之我国巨灾保险市场培育不成熟,制约了巨灾保险功能的发挥。究其原因是现有不健全的法律规范体系无法为巨灾保险市场的规范运行提供制度基础;同时,巨灾保险与大数法则间的矛盾,市场中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突出,以及市场有效需求与基础设施的不足等,共同制约了巨灾保险市场的发展。因应之策在于,建立健全法律规范体系,推进巨灾保险立法,明确运行模式、投保方式与风险分散机制,对巨灾风险的跨时空分散以及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改善,有效提升巨灾保险市场需求,同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巨灾保险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有限扶助:地方债违约风险处置的制度选择

面对地方隐性债务存量,中央“不救助”原则起到了很好的源头管控和风险规避作用,但近年来有些地方不断加剧的政府债务风险也给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借鉴预算法中对有关地方实行扶助的制度经验,对地方债的自救施以“有限扶助”,是制度选择上的一种可能。“有限扶助”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兜底救助”,是中央在坚持“不救助”原则、由地方自行偿还的基础上,明确对资格、流向、程度和方式进行限定的扶助:根据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强弱,限定扶助对象资格;根据地方债筹集资金的性质不同,限定扶助资金流向;根据中央财政压力的大小,就整体债务规模限定扶助程度;根据中央在地方债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限定扶助方式。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扶助的前提条件、程序设计、责任追究等应当通过法律进行明确,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中进一步防范化解“有限扶助”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和财政风险。

中国农业保险精确承保精准理赔存在的问题、成因与对策

作为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业保险在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效显著。然而,现阶段中国农业保险承保理赔依旧相当粗放,存在效率低下、手段落后、道德风险严重、协保不规范等现状与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和参保农民的获得感。究其原因在于保险机构的技术手段落后、支撑信息缺乏、基层队伍素质低、风险管控不健全;政府管理部门的保险信息不对称、数据共享难度大、标准规范难制订和核定机制未形成;农村农业的基础相对薄弱,农民保险意识和认识不足,保险知情权未全面落实和科技应用能力有限。现阶段,农业保险亟待推进精确承保和精准理赔工作,意义重大。基于此,保险机构应加大科技创新应用力度、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设和构筑内部风险管控体系;政府部门应建立大数据共享与应用机制、加快查勘定损标准规范制订和推进损失核定委员会设立;同时,应增强投保农户保险意识、纠正错误认识并推动科技在农民端普及,进而合力推动中国农业保险的精准化转型升级。

探寻工程伦理教育与学生的交集——兼谈若干认知误区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工程前景,伦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仍被低估。伦理教育在立德树人和工程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纽带作用。然而,学生对工程伦理认知程度较低,各界对工程伦理了解也存在普遍误区,成为当前工程伦理教育需要直面并解决的问题。为此,工程伦理教育亟待聚焦其与学生生活、学习和入世之间的交集,增强学生参与,以确保单科目或多科目伦理教学效果。首先,通过加强学生对身边社会现象和工程实习、实训经历中蕴含伦理的情境认识,充实工程伦理教学案例库,助力学习者知悉工程伦理的价值和意义,提升学习兴趣与伦理敏感度。其次,透过工程伦理的道义考量和价值判断两个基本维度,启发和引导学习者慎思明辨,塑造学生工程的大局观,开阔胸襟与视野,因势利导为个人学业和专业发展提供镜鉴和启迪。最后,从传统文化经典中探寻伦理传统、风险意识和系统工程思想,促进传统与现代伦理的对话和交流,丰富工程伦理的认知图谱,增强学习者投身工程实践创新的使命感与自觉性。

乡村治理视阈下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潜在风险与治理对策

村干部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的组织领导者、参与者和带头人,其队伍建设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和农村治理成效。村干部道德意识、个体素质、治理能力与知识储备等对于防范化解治理风险、改善乡村社会治理质量、提升村级政策执行效果、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以Q县村干部队伍建设情况为例,研究发现在当前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的背景下,村干部队伍存在行为决策中的机会主义、队伍构成中的过度年轻化、队伍素质能力不足和治理过程中“村”“民”纽带淡化等潜在风险。为有效防范化解村干部队伍建设风险,应从强化村级财政预算硬性约束、完善村干部离任审计制度、采取青老结合推进村干部队伍更新、坚持“内培外引”密切“村“”民”联系等方面入手,以村干部业绩考核为引领破除村干部群体思维局限,保障新时代村干部队伍建设与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求契合,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治理有效实现。

政府性融资担保是否降低了普惠小微贷款违约风险

提升政府性融资担保的风险缓释效应,对完善普惠金融风险分担机制、实现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某省2019—2021年普惠小微贷款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政府性担保的风险缓释特点。研究发现:第一,政府性担保对普惠小微贷款的风险缓释效应主要体现在贷前阶段,对贷后阶段的风险缓释作用有限。从现实看,保证人专业性不足引致的贷后监督失责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第二,尽管政府性担保提高了贷后违约率,但政府提供的协助追偿能有效抑制不良贷款演变为最终损失的可能,因此商业银行仍倾向于发放政府性担保贷款。第三,防御型经营模式不能帮助政府性担保机构降低贷款违约率,低资本金、低放大倍数和高费率的经营模式面临更高贷款违约风险。第四,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性担保的贷前风险缓释效应在低信用评级企业和首贷户中更明显,而贷后风险缓释效应在上述企业中的体现并不明显。文章研究结论对探明政府性担保风险点,推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实践指导意义。

算法伦理审查的逻辑认知及实践路径

算法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决定“人机共生”关系走向的关键要素,同时也带来了人类认知上的“黑匣子”,限制了人类理解和使用技术的能力,引发了技术使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导致了人类对算法的不充分信任。算法伦理审查的价值规范体系,包括算法伦理审查的标准化、制度化和结构化。发展负责任的算法,强化算法伦理审查的理性认知并建构实用框架,推进算法透明度、可解释性以及公众满意度等伦理维度指标落地,可以有效消解算法歧视和隐私暴露等问题,更好地推动算法伦理审查机制的健全完善。

教育评价改革的风险及其治理——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思考

教育评价是整体教育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决定着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教育评价改革作为一项人为和为人的探索性实践活动,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分析视角,教育评价改革囿于教育评价的内在复杂性与风险社会生态中的不确定性,在改革过程中隐含着价值取向与功能谱系的“钟摆现象”、政策试验的创新扩散风险、评价制度体系的系统风险以及评价主体的伦理风险等问题。置身于风险社会中的教育评价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选择与客观存在的风险共舞,使评价回归立德树人的本真性价值。为此,需创设风险文化生态,提升评价改革的风险自觉意识;完善体制机制,为评价改革的风险预防和策略应对提供科学有效的制度供给;建构风险伦理以强化评价改革的道德正当性,进而实现道德善治的改革风险治理。

人工智能时代的品德评价:技术机遇、伦理风险及其规避

品德自身所具有的情境性、稳定性、内隐性等特点,以及品德评价中的诸多伦理困境,使得品德评价比其他评价更为困难。当今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品德评价科学性、操作性的提高带来了技术上的种种可能。人工智能的“第三持存”“数字记忆”“全息摄入”“日常性存在”等特征,可以很大幅度地提升品德评价中数据获取的真实性。同时,人工智能评价的实时性、循证性、精准性对于提升品德评价在教育改进、政策制定、个体发展等方面的效用也具有积极意义。不可忽视的是,人工智能本身在品德评价中的应用,同样存在着诸多需要我们警惕的伦理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来源人工智能基于算法所获得的“真”与品德评价所内含的“善”之间所存在的一定张力。规避其中的伦理风险,需要我们做到算法逻辑和价值逻辑的统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结合以及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调适。

论个人信息泄露下游侵害风险的损害赔偿

信息主体将在其个人信息泄露后遭受“下游侵害风险”,这种风险可进一步分为下游侵害行为风险和下游侵害结果风险。出于平衡信息处理者行为自由与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之间关系的考量,应认可下游侵害行为风险的可赔偿性,而否认下游侵害结果风险的可赔偿性。作为损害概念的差额说经过修正后足以容纳对下游侵害行为风险的赔偿,此种赔偿的实现不必再借助风险性损害的概念,直接将风险所引发的不利益分别归入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即可。财产损害是为消除或降低下游侵害行为风险而支出的费用,精神损害是信息主体因承受此种风险而产生的精神焦虑。财产损害以信息主体实际支出的费用为基准计算,并由法官进行必要性及合理性审查,精神损害则须在严重性判断的基础上通过赔礼道歉或给付金钱的方式予以赔偿,赔偿金数额的计算应采用以风险评级为基础的法定赔偿规则。

全球风险治理视域下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三大命题

作为一种地方性道德知识的中国道德话语只有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才能获得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能力。转移即重构,其中包含三个内在相关的基本命题:空间场域、价值逻辑与叙事进路。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概念突破了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双重疆界,推动地方性道德知识所构造的空间场域实现了从地方到全球的转向,由此获得了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国道德话语与全球风险治理发生了交集。文明交流互鉴逻辑与文明同质化逻辑的分歧,从本质上反映了多元现代性与一元现代性的观念之争。前者突破了后者在共同利益、文化交往、责任担当等方面所存在的多重认知局限,成为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内在遵循。此种价值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叙事进路,而叙事文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结方式则成为问题的中心。与“直接转进”和“间接转进”相异的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国传统道德话语融入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并以后者作为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中国文化资源,由此全面而客观地注解了“中国”场域中现代道德话语的意涵。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运用探析

国家治理是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治理,既要有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硬治理”,也离不开政治、文化、伦理等方面的“软治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就是注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发挥思想引导的“软治理”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法宝,在党领导人民开创伟业的百年实践中始终发挥着动员群众、教化育人、化解矛盾、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生命线”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治理二者在思维理念、目标指向上的高度契合性、协同性和一致性,为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生命线”作用提供了可行性并指明了方向。由此,以意识形态宣传为重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导向、价值构建、道德教化、铸魂育人、激发动力功能,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实践力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认同构建、价值共识缔造、社会道德风险规避、治理主体能力塑造、共治精神氛围营造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和独特的天然优势,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智慧、决策参考和行动指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助推器”。

网络道德建设的反思与重构

网络技术风险规避、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性、网络空间安全的维护都离不开网络道德建设的支持。网络空间存在技术异化遮蔽个体道德意识、主体理性缺失引发道德失范行为、公共特性危机瓦解道德个体信任等风险。重构网络道德建设路径,必须以主流价值为导向,全面贯彻技术向善理念;以道德至善为引领,深入推进主体理性教育;以健全的法律为保障,切实维护网络公共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