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提升感对艾滋病公众污名的影响:无偏见动机的中介作用

艾滋病公众污名是指人们对艾滋病确诊或是疑似患者群体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的敌对行为。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艾滋病公众污名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检验了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同时使用问卷测量了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并探究了两者间的关系。研究2检验道德提升感对艾滋病公众污名的影响及无偏见动机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群体中同时存在着对于艾滋病的内隐公众污名和外显公众污名,但二者并不相关。道德提升感可以减少内隐和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更容易受道德提升感的影响。“正义”取向和“关怀”取向两种道德提升感类型在减少艾滋病公众污名的效果方面不存在差异;在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的作用方面,性别与道德提升感类型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具体而言,启动“正义”取向的道德提升感可以显著降低男性被试的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启动“关怀”取向的道德提升感可以显著地降低女性被试的内隐艾滋病公众污名。无偏见动机在道德提升感与内隐、外显艾滋病公众污名中的中介作用均显著。

我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问题及对策分析

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及由此带来的病耻感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精神障碍患者中,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病耻感主要表现在社交回避,担心遭到歧视,或因各种原因而延误诊治,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治疗、预后和生活质量。通过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病耻感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就目前如何减少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提出相应对策。

组织污名研究的兴起、现状与未来研究方向

作为一种消极的社会评价,组织污名普遍存在于社会中且破坏力巨大。虽然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探索组织污名的生成机理和管理策略,然而现有组织污名的研究还非常零散,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本文借助于梳理过去多年组织污名研究文献,致力于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当前组织污名研究的理论框架与贡献是什么?社交媒体时代组织污名研究应该关注的重点和方向是什么?本文的贡献在于不仅系统地梳理了组织污名研究的脉络与理论框架,更在于指出社交媒体时代开展组织污名研究的方向与重点。

恐慌的消逝:从“电子海洛因”到电子竞技

20世纪90年代,以街机为代表的电子游戏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当时,游戏场所被视作危险空间,游戏者被判定为越轨者,而电子游戏则被指责为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电子海洛因”,并在世纪之交接连遭受家长控诉、媒体曝光、专家批判,以及政府打击。随着游戏的流行迭代及其进入家居生活,公众针对危险空间的恐慌暂时平息,但“网络（游戏）成瘾”在2004年前后又重启了公众对游戏的恐慌。沉迷游戏的上网者被相关专家诊断为“网瘾”,亟须矫正或治疗。直至网戒产业的相关黑幕被媒体曝光,公众针对“网瘾”的恐慌才暂告一段落。游戏污名的消退得益于三个原因。首先,流行游戏本身在迭代更替,表现为角色扮演类游戏的衰落与电子竞技类游戏的兴起,其商业模式从点卡售卖、道具付费拓展为泛娱乐全产业链运营。其次,各级政府以“发展民族游戏”为口号,促进绿色、健康游戏产业的发展,并为国产游戏事业解绑。最后,原先的游戏玩家如今长大成人,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结成趣缘社群,广泛联结,同声相求。游戏逐渐成为一种融社交、时尚、竞技于一体的新型娱乐方式。

当代农村题材小说的阶级伦理叙事(1949—1966)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对敌对分子的外貌、言行、性格、品质,采用的定性丑化的话语修辞模式,其目的在于通过敌友二元对立的单质共同体想象,完成阶级伦理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宣传和渗透。由此产生的艺术伤害是难以忽略的,作家按照阶级出身的道德归罪模式对坏人进行定型化塑造,采取外貌丑化与性的污名化叙事策略,导致对阶级敌人形象扁平化塑造方法成为共性的表征。

与疾病相关的污名——以中国的精神疾病和艾滋病污名为例

从西方污名研究的传统来看,心理学派倾向于从个体出发解说污名;社会学派多采取从社会出发的解释路径;人类学的视角避免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困境,将污名作为人类应对危险的道德体验和社会现象来理解,为反思和推进当下流行的以污名化的逻辑来解释、应对污名现象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聚焦于精神疾病和艾滋病污名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揭示,要理解特定社会中与疾病相关的污名产生的根源,应该尝试超越单纯从疾病出发的视角,关注特定社会和文化中关于人的定义;而要探讨污名的维系机制,则应把污名从静态的社会观念和态度重置回日常生活世界的场景,作为动态的社会过程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