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任视角的价值对齐探究

从价值对齐的信任意涵与信任样态来看,技术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要求作为类存在的人在价值对齐的进程中,必须厘清合作、信任与价值对齐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与道德意涵,深刻反思人作为价值性存在的根基何在,充分审视技术信任的顶层逻辑及权重,高度重视信任的反面,警惕价值对齐的非道德现象与异化,积极守护技术语境中的人际信任,避免信任的单向度。因此,应以基于道德的信任校准价值对齐,将人类作为人机(技)信任链构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规避价值对齐的陷阱,走向有效的价值对齐,进而确保人工智能安全。

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内在重构 --信任关系中的人伦“五常”

在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中,专业关系是社会工作者首要面对的问题。在现有的理论逻辑下审视专业关系,无法完全应对社会工作在实务中出现的问题。建立信任是构建专业关系的首要任务,信任也是维护专业关系持续向好的保障。将人伦“五常”理论移植于信任关系中似乎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五常”理论应用于人伦信任之中回应了社会工作对于伦理道德的缺失,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专业关系建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融资道德风险下订单农业供应链成员信任决策研究

基于订单农业供应链中农户转移资金用途的道德风险问题,考虑农户受资金约束和农户互惠动机,构建公司与农户的序贯互惠信任博弈模型,通过农户完全理性、农户具有互惠动机但公司不提供担保融资、农户具有互惠动机且公司提供担保融资3种情形,分析订单价格、生产成本和融资利率对供应链成员信任的影响及信任决策问题.结果发现:当公司不提供担保融资时,无论农户是否具有互惠动机,双方都不能建立信任互惠关系;当公司提供担保融资且农户具有互惠动机时,则存在3种序贯互惠均衡,在互惠动机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实现双方互信;最后,通过算例分析订单价格、生产成本和融资利率对农户互惠敏感程度和守信用概率的影响,提出增强农户互惠动机,设置合理的利益共享和监督机制及丰富订单农业融资服务等建议.

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分配正义

诉求机会均等与伦理关怀的分配正义是新时代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题中之义。公共资源是公配正义的物质前提,品德是分配正义的必备条件。分配正义不仅可促成经济−政治−社会的有效互动、推动社会信任的合理循环,也有益于提升公民的权力−权利意识。强化分配正义中的社会公共信任建设就是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分配正义的实践既要谨防分配的绝对平均化,忽视个体差异的经济化,更要杜绝过程中对地位、金钱或关系的依赖。理想的分配是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的统一,在分配−发展中诉求公共资源分配的他律与自律结合,突出分配的发展原则、公正原则及共享原则。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有赖于执政党认知力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提升,要有对社会客观规律与人民群众的敬畏之情。

共享经济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信任的中介作用

研究从共享经济的态度与实际体验两个层面出发,考察了共享经济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探讨了信任的中介作用。研究1以160名成人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法考察了共享经济态度、信任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2以113名成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忆启动范式操纵了个体的共享经济体验(vs.网上购物体验)。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无论是共享经济态度还是实际体验,都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并且信任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我国居民文化参与的影响因素——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

文化参与不仅是居民的一项重要权利,而且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公共服务、道德认同和社会信任对我国居民文化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1)公共服务、道德认同与社会信任对居民的阅读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公共服务、道德认同与社会信任对居民的视听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公共服务和社会信任能正向预测居民的活动参与。提高居民的文化参与,需要不断加强公共服务制度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同时还要加强社会道德认同和社会信任体系建设。

保险受托人的法律构造——以保险金信托为视角

保险金信托系将人身保险与信托制度进行嫁接的金融产品,因设立保险的主体不同导致保险金信托的产品在结构上存在不同的组合方式和法律问题。为便于信托公司主张保险金请求权以及领取保险金,将信托公司列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系当事人的唯一选择。在传统人身保险合同关系中,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人作为受益人,其受益权源自被保险人的赠与,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受益人对于保险金请求权可以自由处分,也不承担任何保险合同的义务。而在保险金信托模式中,信托公司占据保险受益人的地位,由于受益人对保险金请求权可以自由处分,如果信托公司怠于请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则信托目的可能无法达到;保险金的真正受益人游离于保险合同之外,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防范机制失灵。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商业人身保险不单是风险规避的工具,更是兼具投资理财与财产传承功能的金融产品。监管对混业经营的禁止以及保险金给付条件的限制,导致人身保险无法满足当事人对保险金按照意愿分配的需求,当事人在通过信托制度解决上述问题时导致法律关系失衡。在保险金信托模式中,信托公司作为保险受益人实质上是领取保险金的受托人,而非保险金请求权的受赠人。

经济学层面上的道德、信任、信用与征信

道德、信任、信用与征信这四个概念被相继引入经济学研究中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四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相互影响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道德规范是形成全社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的基础,信任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信用是商业交易的前提,是维系社会经济正常关系的纽带,而征信是对受信人信用状况的一个全面了解和高度概括,据此建立的奖惩机制能为良好的社会信用状态形成打下基础。

团队氛围影响下信息异质性与团队士气关系研究

通过企业63个团队总共242名员工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寻求了信息异质性(学历、工作年限异质性等)与团队士气(情感承诺、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等)的关系。研究发现,团队成员的信息异质性如果较大,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团队氛围(信任、程序公平氛围等).从而对团队士气有消极作用。最后,本研究分析了其原因并提出了对策。

社会资本的社会学理论渊源

社会资本是以信任、互惠和规范为基础的网络和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朔到社会学的道德、互惠、团结和信任等概念。亚当·斯密对美德和信任的研究、马克思对有限团结的研究、迪尔凯姆对道德和经济交易的阐述、齐美尔对互惠交换的阐述和马克斯·韦伯对价值观的研究等都构成了社会资本的理论来源。

消费者品牌信任瓦解与重塑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商业市场中的诚信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因诚信引发的商业欺骗和假冒伪劣等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尤其是近来年中国乳制品行业暴发的各类产品伤害事件使许多品牌失去了往日的光泽,消费者过去所依赖的品牌信任感知机制开始瓦解。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困境,消费者品牌信任如何重塑?成为摆在企业和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命题。为了探寻诚信危机下中国品牌的出路问题,本文将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引入到营销领域,以中国乳制品行业为背景,深入剖析了消费者品牌信任嬗变的内在机理,探讨了消费者品牌信任重塑的有效途径。

艾滋病谣言的社会渊源：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

2001—2005年间,中国几个大城市都流传过艾滋针刺的谣言,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这一恐慌带有明显的“集体道德恐慌”色彩,部分新闻媒体持有所谓艾滋病患者一定会报复社会的观点,在公共舆论中营造了一种敌视艾滋病感染者的声音,这是形成公众轻率相信艾滋针刺谣言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些谣言所导致恐慌的社会渊源也可以追溯到文革之后中国进入转型社会之际特有的人际信任不稳定状态,即“信任危机”。

学校何以担当学生伦理道德培养的责任——基于信任、利他与合作的培养分析

责任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从本质上讲,是对义务的认识和对义务的实践。受市场张力和渗透力的影响学校的伦理道德责任极为重要。学校责任的复杂性和伦理道德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信任"、"利他"与"合作"三维作为学校的伦理道德责任的重要性,即学校应该且必须对学生的"信任"、"利他"与"合作"等美德的培养承担责任。

诚信应成为现代医德理论的重要范畴

诚信在中国优秀道德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信用危机是职业道德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诚信是职业道德建设的灵魂,具有责任性、自律性、荣誉感和广泛性,应成为现代医德理论的重要范畴。信息公开和建立诚信档案是促进医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图书馆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诚信道德教育的思考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标志。文章对学生诚信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进行浅显的论证,分析学生诚信缺失的现象与原因,提出诚信道德人格的培养及开展诚信道德教育的对策。

反驳文本对患方信任和道德判断的影响与机制

采用反驳文本范式对患方进行知识修正,提升患方对医方的信任和道德判断。预实验编制反驳文本并验证其有效性,实验1验证反驳文本可以显著提高患方的对医信任和道德判断,并发现医疗结果是影响患方信任和对医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实验2和实验3探究了反驳文本有效性的作用机制及适用普遍性,发现不确定性容忍度和宽容度在反驳文本和患方信任及道德判断之间呈链式中介作用,且反驳文本可脱离医学情境提升普遍患方信任。

诚信:从道义、功利走向责任与权利

诚信作为行为规范有其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在道义论看来诚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道德标志,是做人的伦理准则。在功利论看来,诚信是维系人际合作,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基本要求。而在责任和权利伦理看来,诚信是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和作为社会一员的权利。当今社会要形成诚信的社会环境和机制,不能停留于道义论的诚信观,也不能局限于功利论的诚信观,还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构建基于责任和权利的诚信观。

近世商人的诚信伦理与韦伯命题

马克思·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的文化因素,现代化是西方文化的特例,在其他民族中不会产生。那么,传统商人伦理特别是诚信伦理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能否承担这种西方既成的体制?我们认为,传统商人诚信伦理至少能在结果上获得"善"。虽然,遵守诺言、契约、合同只要求责任主体间履行的最后结果,但从商人的儒家品德看,主体的守信行为是发自内心的,是由内而外的路向,这恰恰与韦伯的观点相反。

见义勇为认定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建构

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应该将范围限定在见义勇为行为发生之后,不能对见义不为者进行法律的制裁,否则将导致更多的道德风险。准见义勇为者和被救助者相对于国家机关具有信息优势,但是,二者之间又缺乏未来反复合作的机会。如果排除道德因素,二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基础。要解决信息、信任造成的见义勇为的尴尬局面,可以通过法律进行调整:利用现行的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诈骗罪等法律规定进行规制;重新界定见义勇为的范围、申报和调查程序、公益基金运作、免责条款等,最终实现见义勇为行为的法治化。

网络评论的道德感知对评论有用性的影响研究

将网络评论与道德相结合,探讨网络评论的道德感知对其有用性的影响。以评论前后不一致及评论语言不文明两种典型的不道德评论为例,分析道德感知、信任及评论有用性3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潜在消费者对不道德的评论会降低信任,进而降低评论有用性。由于消费者对道德判断的标准不同,高道德信念消费者比低道德信念消费者更容易感受到评论的不道德。此外,消费者对主客观评论及有无商家回复评论的道德感知均无显著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