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规范性与阶级利益——兼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公平”等的论述既具有描述性特征,也具有规范性特征。当在描述性语境中阐述其道德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说明道德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关系、道德的历史性、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与阶级利益的关系等内容。而在规范性语境中,他们也确实对资本主义作出了道德评价,认为其是不正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迫害。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无产阶级道德观比资产阶级道德观更为合理。他们比较各阶级道德观之合理性的标准不在历史之外,而是由历史本身来提供的,即何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何者就具有合理性。

特质愤怒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攻击规范信念的中介作用

基于攻击规范信念的中介作用,构建特质愤怒影响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理论模型,依据372份大学生调查数据,实证探究特质愤怒、攻击规范信念对网络道德失范行为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攻击规范信念在特质愤怒与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降低大学生特质愤怒水平,纠正大学生的攻击规范信念,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水平。

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及发展方向

实现科学的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对于规范化的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中仍存在部分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地区差异较大、数据支撑效能不足等问题。为改善相关问题,应从加大失信惩戒威慑力、完善信用制度实施方案、加强大数据技术运用等方面推进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

德性如何“成于乐”——基于先秦乐教演变史的考察

自西周礼乐之治开始,即出现了旨在培养个体德性(政治德行)的乐教。“乐”与“礼”之规范性相辅相成,具有使不同身份的个体行为符合规范的教化功能,谓“礼、乐,德之则也”。随着诸子学说在春秋末年的兴起,德性的内涵从政治德行范畴深化为内在的道德品格,但乐教形式的自觉性价值亟待建构。孔子于礼乐制度规范失效的情况下挖掘了“乐”的自觉性价值:将由“乐”引起的情感视为个体作出道德行为的主要动力,以西周传统乐教的形式内容作为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对象,并设置了理想人格作为德性实现的现实形态,建立了一条凸显个体内心自觉的德性修养路径,谓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是这一德性修养路径的方法论提纲。孔子“乐”论被孔门后学与荀子所继承,德性修养变为以人性、人情为基础的讨论。而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强调“乐”的规范性价值,与孔子强调“乐”的自觉性价值互为补充,使“乐”的德性精神留存于儒家教化思想中,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之一。

无人参照的自然内在价值如何推导有人的道德义务——论自然内在价值的有效性问题

自然内在价值是自然中心论确立人对自然应当承负直接道德义务的理论内核。以无人参照为主要特征,对自然内在价值理论上的合理性质疑经常导向为实践上的有效性怀疑,即无人参照的自然内在价值如何推导出有人的道德义务?由于自然内在价值论拒斥保护自然的唯人目的论,对自然内在价值的有效性回答实则是在康德道义论范畴下做出伦理信念的规范性处理,以便将自然内在价值与人伦内在必然关联起来。在此目标下,自然内在价值的“无人参照”不等同于去人化的无人在场,而是去人类中心的以人为基础的伦理在场。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权益冲突问题上,对自然承负直接道德义务的伦理要求指向的是自然福祉的优先考量,这在突出种际正义的同时却在道德形式与道德内容上存有回避现实人际正义的弊端,从而限制了自然内在价值作为一种伦理信念的有效发挥。

“规范”与“德性”并重的道德教育之路探索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商业化等进程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也使得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约束和引导人们的行为上面临诸多的挑战。践行道德规范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阻碍了道德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不同场域中的道德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需要汲取德性伦理传统的养分,并以此来反观规范伦理所遇到的瓶颈。在分析两种伦理传统的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尝试把握规范与德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对个体道德发展的内涵重新加以定位,以期对道德教育走出现有的困境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

信用规范的第三形态研究——基于信用学的视野

信用规范具有道德、法律和信用管理等多种形态。信用管理中的信用规范可简称为信管信用或信管规范,它是与道德信用、法律信用相区别的信用规范的第三形态。信管信用伴随着信用关系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是在与道德信用和法律信用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中协同发展的,具有现实必然性。在对信用行为的调节中,信管信用在调节范围、调节力量、评价取向、惩戒措施和责任属性等方面均具有自身特征;信管信用还拥有自身的存在方式,拥有特定的类型划分,在各信用领域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信管信用的现实必然性、自身特征以及特定的存在方式是其得以成为信用规范独立形态的依据,也是信用学信用规范理论需要论述的基本内容。

何为道德上的“好”:一种伦理语境论释解

如何诠释“好”的含义乃道德哲学界一大难题,主要原因在于它蕴含特殊的规范性:说出含“好”话语不只意在表征现实世界,更在于鼓励或引导听话人实施某种道德行为。传统上,学者们或援引另一类规范性概念、或借助词源学上的“标准/准则”、或依据行事理由等来解释“好”的这种规范性,但结果皆不尽如人意。本研究提倡采用伦理语境论视角,指出在道德观和已知信息既定不变的前提下,“好”的意义受到特定语境中道德主体意欲达成的目的的影响,而它们所表达的规范性则体现在道德主体努力实现欲成目的的过程之中。借此“,好”所具有的形而上规范性意义便可转化为更加具象的自然意义。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的法功能预期及司法实现

《民法典》优良家风条款以“家庭”为主体,明确了婚姻家庭“全方位人格”的公序良俗边界,补强了婚姻家庭法入典后的社会化表达。其可作为裁判依据和说理依据,借由司法审判的过程发挥倡导性规范的教化作用。援引优良家风条款审结的案件涵盖了正向解读和逆向解读,能够制衡婚姻家庭关系的财产法化倾向,较少出现司法裁判的异化。然而,优良家风条款的司法适用也存在泛化援引和说理不足等问题。司法机关需要明确不同情形下优良家风条款的援引规则,充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释法说理,并在此过程中平衡婚姻家庭秩序与个人权利保障,把握心证过程的扩张与谦抑,以此实现优良家风条款德法相融的法功能预期。

新时期实验技术人员的职业规范与发展

实验技术人才是学校和科研机构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加强科技实践与创新的重要力量。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确定,一系列重要指导意见和文件指明了新时期实验技术人员职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验技术队伍发展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从职业重要性、道德素养需求以及职业规范发展几个方面,探讨了新时期新条件下实验技术职业发展规律,提出实验技术人员应该不断提高道德素养、专业水平、社会责任、从业操守的综合素质,应该对职业重要性有全面的认识,对职业道德素养有清醒的理解,对职业发展和规划有明确的方向,能够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需求,潜心钻研、攻坚克难,提高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进一步从工作实际出发,介绍了近年来在实验技术人员的职业规范与发展方面开展的一些工作和探索。

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规范意蕴、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反腐的重大创新,对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提出了新的要求。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公职人员所应遵守的、与其职业特质相符合的良好品行与个人修养,是一种融资格型道德操守、履职型道德操守与模范型道德操守于一体的特殊形态的道德操守。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蕴含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加强公职人员道德治理的现实逻辑、使命型政党道德模范引领作用实现机理的理论逻辑、借由法律的强制实施机制增进道德操守实效性与强制力的实践逻辑。推进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实现需要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从立法路径、教育培训、考核评价、处分原则与监督保障等方面构建严密的道德操守制度规范体系。

军事医学伦理学研究现状及进展

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从军事医学伦理学的产生及其发展、军事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发展、对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展望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重点研究了军医职业带来的军事伦理学困境、军人战斗行为后的心理创伤和精神健康问题、对待战俘的军事医学伦理学问题、生物技术应用于军事的医学伦理问题、海外事务中军事医学伦理规范的建立、新军事革命对军事医学伦理学的需要等方面。未来,军事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必定是站在全球视野的合作与共赢,需要构建符合国际伦理需求的军事医学伦理规范,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军事医学伦理学体系。

敬畏情绪对山岳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以道德规范为中介

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是促进山岳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手。文章以杭州天目山风景区为例,探析敬畏情绪、道德规范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构建敬畏情绪对环境责任行为的理论模型,对山岳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敬畏情绪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2)道德规范中,道德判断和道德意愿在敬畏情绪和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3)被诱发敬畏情绪的游客,更容易提升其满意度,进而实施环境责任行为;(4)社会规范正向调节道德规范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关注游客敬畏情绪体验,强化游客道德规范,利用好社会规范带来的群体效应等启示,为景区培育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提出建议。

国外大学生医德教育的比较研究

医德教育作为培养医务人员高尚医德的重要途径,通过国外医德教育比较研究,从医德教育的历史沿革入手,选取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从社会文化背景、医德培养方式、考核评估方式、制度保障、医德教育经费等方面分别论述,并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我国医药院校的医德教育提供借鉴。

有关道德地位的五种理论——基于《生命医学伦理原则(第八版)》

生命医学伦理学中有关道德地位的五种理论都是基于特殊规定的,包括人类物种属性、认知属性、道德主体性、感受能力和关系等。在这些道德地位理论所建构的连续的道德地位等级序列中,并不是所有具有道德地位的个体都有明确的、无限制的、完整的道德地位,因此,道德地位的标准经常冲突,或因过于狭隘而无法成为道德地位的一般理论。通过道德规范的细化和限制权衡,从这些理论中提取精华并融合为一种多元的和连贯的道德地位标准,将规范付诸实践后可以塑造日益实用的道德地位准则。

立德树人背景下大学生体育失范行为的心理分析和现实规避

对大学生体育失范行为的心理进行考察,旨在使学生养成良好体育行为习惯。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生和体育教师开放性问卷调查资料进行质性分析,在体育行为认知决策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体育失范行为的心理对抗与行为选择机制模型。主要结论:(1)体育行为动机、体育规范行为态度和遵守规范自我效能决定个体的体育失范行为意向,体育失范行为意向产生体育失范行为;(2)在决定体育失范行为意向的心理过程存在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对抗,内部动机有利于产生遵守规范意向,外部动机容易引发违反规范意向;(3)在决定体育失范行为意向的心理过程中,存在认为遵守体育规范有利和不利、违反体育规范有利和不利2种体育规范行为态度的对抗,遵守不利和失范有利的态度容易产生违反规范意向,遵守有利和失范不利的态度有利于产生遵守规范意向。

中国式道德现代化:意识与规范的秩序性契合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深厚的道德逻辑,表现为“自由意识与公共规范”的秩序性契合,这种契合过程是完整、连续的,逐渐由“唤醒意识—建构规范”向“尊重意识—崇尚规范”演进。中国式道德现代化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伊始,通过民众的意识自觉来摆脱对传统伦理规范的依附和愚忠,达到“日新其德”的目的;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构建道德制度,遵循政治实体的规范认同原则,培育民众共建共享的善为意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通过开拓道德空间、构筑公共规范体系、维护和谐精神秩序,使价值反思与文化转型互促共进;随着新时代道德治理格局的优化与完善,尊重意识、崇尚规范逐渐成为国民自信自强的新风尚。

伦理共同体的重构:德育个体性危机的检视与消融

伴随着主体性的张扬,个体性危机开始在道德教育领域浮现。密集教养、个人主义以及恶性竞争使得学生陷入自我中心的个体化生存状态,缔造出个体性的“神话”并造成社会性的淡化,严重阻碍了学生公共精神与公共道德品质的养成。含蕴共同价值取向、道德准则以及文化传承的伦理共同体成为消融德育个体性危机的肯綮。道德教育需要诉诸伦理共同体的价值力量重构公共秩序,在承袭伦理传统中宣明道德规范,在视域融合中落实道德关怀,在道德榜样的引领下激发伦理认同,在道德践行中培育道德责任,唤醒个体的公共意识,重建消解的道德秩序。

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原则:道德失范治理的内在要求

道德失范对我国道德原则带来的困境主要表现在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动、伦理关系的复杂化和价值标准的多元化三个方面,此类现象阻碍了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充分发挥其统领道德规范的作用。道德原则处于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借用西方道德原则造成的,由于西方道德原则在理论上的局限,使得构建的道德规范难以发挥效力。对于道德原则的困境,需坚持以集体主义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从集体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调节的方式以及价值标准三方面阐明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内在效力,回应道德失范引发对道德原则的挑战。

简论摄影伦理

摄影是利用相机、手机、数码等手段,使客观世界的物、景、事等在固定或活动状态下的复制或再现,同时也体现人和社会活动的心理、理念等。摄影既复制或再现看得见的形象,同时,还体现看不见的但可以从“影像态”或“形象态”体会或分析出摄影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心理和思想活动等。因此,摄影作品除了外在的美与不美外,还存在好与不好、善与不善的问题。所以,摄影伦理是指摄影活动中应该坚持的价值取向及其行为规范和道德行动。社会主义摄影伦理及其影像伦理是客观社会道德现实的反映,具有客观性、时代性、隐在性、先进性特征。摄影伦理及其影像伦理具有独特的社会作用,作为摄影工作者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摄影伦理价值取向和基本伦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