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英译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通过梳理分析国内二十年来有关《三国演义》英译的现有研究成果,探讨其研究态势和研究热点。结果发现:已有研究可分为译本研究、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翻译史研究和译介与传播等五个维度。学界对该领域的探究存在译本选择过于单一、视角局限于传统语言层面、翻译史研究覆盖面不足等问题。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关注全译本和节译本的对比研究;加强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扩宽历时研究的时间跨度以便展现《三国演义》英译史全貌。

布迪厄理论视角下翻译审美再现研究——以罗慕士、赛珍珠的汉语典籍英译为例

文章从布迪厄提出的"文化生产场"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罗慕士翻译的《三国演义》和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审美再现差异形成的三大外部因素,即翻译协助者、翻译赞助者和翻译消费者。研究发现,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并不纯粹是译者的个人选择,更多地取决于翻译场域中上述三者对其的制约和影响。译者为获得和维护他所追求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象征资本,必须充分考虑上述主体的"利益"或期待。

译者翻译倾向研究——以邓罗和罗慕士英译《三国演义》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翻译学界开始逐渐重视邓罗与罗慕士的两个《三国演义》全英译本。然而就这两个译本的比较而言,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褒罗贬邓"的倾向,即绝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罗慕士译本在传递原著内容方面更胜邓罗译本一筹。我们应当还原两个译本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它们做出公允的评价。两位译者在译本中体现出的翻译倾向与历史文化语境影响下的不同翻译目的、不同出版社、译者的语言能力及工作模式密切相关。

罗慕士译《三国演义》对长度词的英译及问题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原著中,长度词有:里、丈、围、尺、寸、匹。罗慕士对《三国演义》中的"长度"词的翻译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显出了在"归化"和"异化"之间的徘徊,由此带来了一些混乱。作者采取文献资料、对比等方法,分析了这些形式和错误,并提出改进的办法。认为直译是译作中传播源语文化的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文学外译中“直译”表现形式的差异性及时代因素——以赛珍珠与罗慕士的翻译为例

赛珍珠与罗慕士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直译"了中国经典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体现出贴近原文、忠实传达汉语文化内涵的共同特点,但存在明显"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典型方面:专有名词的转化、连动结构的处理、提示语的添加和注释的使用。对比分析发现赛译努力再现原语表达及文化意象在汉语读者中产生的反应和效果,而罗译在贴近原文语言结构的基础上相对灵活,较多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本研究显示:对外译介中国经典文学,同样是积极保留原语文化的"直译",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对"接受度"不同的关注点,不同表现形式也反映了时代特征。

《三国演义》中人名英译研究——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

从异化与归化的角度,以罗(慕士)译本为研究语料,讨论《三国演义》中人名的英译。认为:作为翻译思路和方法的法和异化法不是一个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度"的问题。具体采用哪种方法与语言环境和译者的目的、意图有关,也与读者的接受效果有关。

《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对衡量词的英译问题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衡量词。罗慕士的《三国演义》英译本中对这些衡量词的翻译形式多样,但有不少错误。文章分析了那些形式和错误,并提出改进的办法。

从接受美学来看《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中的官职翻译

《三国演义》中的官职名称种类繁多、内涵丰富,这是翻译工作的一大挑战。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罗慕士译本的官职翻译。研究发现罗慕士译本立足于读者群体的期待视野,选词通俗易懂,依据两种文化的差异程度来灵活选取翻译策略,从而促进了视野融合,激发了召唤结构,不断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和作品的艺术价值。

罗慕士对《道德经》的翻译与阐释

文章首先对中国典籍《道德经》及其英译本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翻译中国经典著作的困难之处以及罗慕士译本的成功之处。文章拟通过对罗本翻译特点及其技巧的分析,着重探讨罗本对《道德经》的成功阐释,最后充分肯定了罗慕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

孔明形象的海外建构——从认知叙事看罗慕士英译《三国演义》

在《三国演义》的对外译介和三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客观地呈现人物形象是译本有效传承典籍精髓的关键因素。认知叙事学关注读者转向,聚焦读者如何重构故事世界。译者正确理解和阐释原作人物,是原语文化能够被译语读者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是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的关键前提。在认知叙事框架视角下,罗慕士通过适应与变异策略,将孔明的小说形象和历史形象展现给目的语读者。有效的人物形象建构,有助于向西方世界推介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

罗慕士的翻译立场——以《三国演义》英译本为例

罗慕士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其《三国演义》的英译本被视为在英语世界最为成功的译本之一。翻译立场对于译者在选取具体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中具有导向性作用。本文以罗慕士《三国演义》的英译本为例,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探究其在翻译习俗、儒家文化、典故、史实、诗词等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方面采取的翻译方法,结合译者的生平和访谈,以期探究其翻译立场,并揭示其立场的成因。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之下,对翻译立场的研究对于文化典籍译者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学术性翻译的典范--《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的诞生与接受

《三国演义》的英译活动迄今为止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在现存的各种或长或短的《三国演义》英译文中,罗慕士译本以其突出的学术特点脱颖而出。本文系统研究罗慕士英译活动的学术动机及其发生的理想学术环境。从译作在学术圈的接受情况来看,精准合理而又优雅有力的译文加上极富内涵的副文本使罗慕士1991年全译本成为西方《三国演义》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珍品,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译者身份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以罗慕士译本中的曹操形象为例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居于核心地位,并发挥着重要的能动作用。译者的翻译策略固然直接决定了译作的质量,但译者身份对译作质量产生的影响亦不应忽略。关注译者,不应当仅仅关注其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翻译方法,更应将其译者身份和翻译过程联系起来。本文拟从罗慕士的译者身份出发,以他译本中的曹操形象为例,探讨译者身份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三国演义》中占星文化的英译

本文以有关占星描写的翻译为例,通过比较邓罗和罗慕士的《三国演义》译本,系统研究两位译者在处理翻译难题时的方法。笔者发现,邓罗和罗慕士分别选择归化和异化、简化和繁化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模式。笔者认为,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由各自的翻译目的、所处时代、专业背景以及工作模式所决定的。

《三国演义》英译重译现象中的自我指涉

在文学作品的重译中,存在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即译者重新翻译自己之前的译作,或称之为"自我重译"。本研究以罗慕士(Moss Roberts)和亚历山大(G.G.Alexander)分别翻译的《三国演义》英译本作为案例,结合两位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从间接翻译与自我引用两个角度探讨译者的自我指涉。译者在自我重译时受到自我认知、时代背景、读者接受等因素的影响,重新解读原作与译作,经历了一种自我审视与价值观重写的过程。对于"自我重译"现象的研究不仅展现了多样化译本形态的译者价值取向,也为建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模式与译本研究范式提供了解释路径,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译介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