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流动育龄女性的生育时间成本感知与生育意愿

流动育龄女性对生育成本的感知与母职惩罚的认知,会对其生育观念产生影响。立足对于育龄流动女性在妊娠期和分娩后可能面临的工作时间减少风险的理解,将流动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操作化为产前时间成本与产后时间成本。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参考单递减生命表方法与总和工作年限方法分别计算生育年龄段流动女性的产前时间成本与产后时间成本,并采用系列计量模型和因果修正及稳健性检验方法,探索出流动女性人口的生育时间成本与其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计量结果发现,预期生育时间的成本上升对流动女性的一孩及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其中,这种抑制作用在二孩生育意愿上更为明显。

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母职惩罚”效应——基于动态视角的分析

在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下,生育成本和养育压力主要由女性承担,使已育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面临“母职惩罚”,这一现象进而反过来影响女性的生育决策,成为许多国家(地区)近年来出现较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已有研究显示我国女性的“母职惩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尤其在近年来出现愈发严重的趋势。但囿于数据,已有文献大多聚焦20世纪90年代甚至是21世纪后生育的女性,鲜有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初开始比较各时期女性生育行为对其劳动参与产生的影响,并且大多数文献主要考察生育事件的整体影响,较少关注不同育儿阶段对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动态变化。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4年的生命历程回顾性调查数据重构女性在生育前后的劳动就业史,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1980年之后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的劳动状况在初育前后的动态变化轨迹及其在不同工作部门类型的女性间的差异。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女性参与劳动的概率在生育一孩后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并在生育后第2年达到最低点。生育前在企业工作并且拥有农业户口的女性受到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而生育前在政府部门工作或务农的女性受到的影响较小。文章进一步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和混合效应多分类逻辑斯蒂模型比较生育对女性参与劳动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生育队列间的差别和不同生育阶段对女性在不同工作部门参与劳动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一孩的女性,在21世纪之后生育的女性的劳动参与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相比生育前,成为母亲后的女性在各工作部门工作的机会都有所下降,但在企业获得工作的可能性最小且受到影响的持续时间最长,在其他类型的部门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仅在孩子年幼时受到影响。提升未来我国女性的生育水平需要切实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降低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重点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同时鼓励男性多参与育儿和其他家务劳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显性断裂与隐性承袭:从代际共育看家庭伦理的现代化

本文以“农二代”城市新移民家庭的代际共育为经验研究对象,讨论农业家庭进城后中间一代在同居共育过程中重建家庭平衡的实践过程。一方面,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压力,中间一代有意识地依据培养现代个体的观念与技术来抚育子代,他们对自己儿时被抚育经历的反思强化了“为人父母”时抚育理念的现代化,造成祖代与中间一代观念上的显性断裂。另一方面,在共居育儿的生活实践中,中间一代又隐性承袭了亲子一体的传统意识,既会无意识地调用亲子一体的伦理资源来平衡家庭关系,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文化自觉”,体认到育儿的现代实践依赖传统一体的支持。“一体”与“个体”的交织塑造着家内行动者尤其是女性的感情世界。这一过程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深沉而恒常的支持力量,又蕴含着其在当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性别规训、生育与性别收入差距

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强调女性对家庭的付出,束缚了现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更加重了生育行为带来的母职工资惩罚。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究性别规训、生育与性别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性别规训程度与个体收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该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女性群体中;生育行为对性别规训的收入代价具有调节效应,随着育儿的性别呈现差异。因此,文化根源上的性别规训是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应通过淡化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调整生育假期等方式,降低性别规训的收入代价。

随机实验法在社会科学因果分析中的应用--以女性生育行为的选择效应为例

清楚辨析变量间因果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难点,基于观测数据传统的统计推断方法存在着混淆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无法满足“无偏性”和“一致性”估计.提出在研究设计中可利用自然科学随机试验思路控制所有混淆变量,以满足因果分析中的必然性.即在社会现象是多因、随机和未知的前提下,引入随机性自然实验达到“总体相同”的必然性和在社会现象是已知、清晰和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倾向值匹配法构造实验组和对照组,控制混淆变量进行因果分析.最后,以女性生育行为的选择效应为案例,详解自然实验法在控制女性多孩生育事件对收入影响分析中混淆变量的应用、倾向值匹配法在控制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行为影响分析中混淆变量的应用.

工作灵活性真能缓解女性的生育惩罚吗?——对现实“妈妈岗”的思考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与对现实“妈妈岗”的观察,以促进女性工作的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工作灵活性能否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从而降低女性生育惩罚并鼓励生育。实证结果表明,工作灵活性能够缓解子女数量导致的女性生育惩罚增加。工作灵活性每增加1个单位,多生1个子女使得女性年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由8.6%变为8.0%,即从收入惩罚上看,女性生育惩罚下降了7.0%。从异质性上看,工作灵活性对办事人员及商业服务业人员、非国有部门以及无父辈照料的女性缓解效果更显著。和其他生育友好型措施相比较,工作灵活性不及父辈照料措施效果好,与社会幼托服务的实施效果相当。

平衡的艺术:“博士妈妈”的学术障碍与突破路径

随着女研究生数量攀升、高校生育口径的放开和适婚年龄的到来,女博士在求学期间结婚生育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本研究以9位高校在读“博士妈妈”为研究对象,采用自传社会学与深度访谈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她们生命历程体验中的学术障碍与突破路径。研究发现,“博士妈妈”普遍经历了双重角色的困顿与不安,并且在家庭与学生的角色冲突中不断遭遇情境障碍、制度障碍与性格障碍;但在充满矛盾与挑战的学术与生活面前,她们凭借多样性的社会参与和个人心性品质努力进行正向的意义生产、自我生产,以及新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的生产,打破了母职惩罚下女性的社会刻板印象,实现了自我和学术的突破可能。

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母职双重税赋”

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加剧了女性工作-家庭的矛盾冲突,引发了就业率和生育率的同步降低现象。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市场经济与家庭支持政策缺场的叠加,可能进一步激化女性就业与育儿间的矛盾。通过"性别-母职双重税赋"分析框架,探求其形成的内在基础,提出该分析框架的9个命题,分解"性别税"和"母职税"独自和共享的作用机制。未来研究需进一步丰富并完善本分析视角,整合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材料,多角度、多层面地对该分析框架加以检视、修正与完善。

生育对城镇体制内女性工资收入的影响

聚焦受计划生育政策严格限制的我国城镇体制内女职工群体,探究生育行为对女职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及2014年三期混合截面数据展开的2SLS回归分析证实,生育子女对城镇体制内女职工工资收入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每多生育一个孩子,女职工工资率将显著下降18. 4%,月工资亦显著下降15. 9%。此"生育工资惩罚"效应在生育一孩时较生育二孩时边际影响更大,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没有管理职务的女职工影响更强。政策层面,应重点关注体制内家庭生育意愿的动态变化,推动和完善职业职务配套鼓励措施,为我国顺利推进"全面二孩"政策保驾护航。

养育子女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母职惩罚和父职奖赏?

养育子女对人们的社会网络资源具有影响且存在性别差异。通过使用JSNET2014数据发现:第一,养育孩子会改变父母日常社会网络资源的质量,对于女性而言,未成年子女越多,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但是餐饮社交活动越少;对于男性而言,未成年子女越多,其社会网络资源的异质性越强。第二,养育子女会影响父母在职业领域的社会网络资源,对父母的影响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相似的是,养育3岁以下的子女对父母的职业网络资源均有负面影响,既会减少父亲与同事、客户的网络资源,也会减少母亲与同事的交往;不同的是,养育3岁以上的子女对父亲的三类职场网络资源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母亲与同事、领导和客户的网络资源均有显著负向效应。第三,对于学龄期父母来说,养育孩子使得母亲的社会交往转向了“以孩子为中心”,母亲与孩子老师、其他家长的交往要明显多于父亲。

论生育事件对女性和男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基于CHNS 1993-2015年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继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理论之后,补偿性差异理论、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理论和生育支持流派被运用于解释职业地位获得。本文利用1993-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八次追踪数据,运用多层逻辑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生育事件对城乡非农母亲和非农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验证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理论的作用力并同时验证其他四个理论的作用。1993-2015年20多年间城乡非农母亲和非农父亲的就业率和正规就业比例都有所下降,小时工资率有所提高,然而性别工资差距依然存在。实证检验表明生育事件对城乡非农母亲就业、正规就业和小时工资率都产生一定影响,孩子越多、家中有5周岁以下婴幼儿起负面影响,推迟初育年龄反而起正面影响。生育事件对于城乡非农父亲职业发展的影响较弱,孩子越多的父亲越可能非正规就业,推迟初育年龄有利于父亲采取正规就业。母职惩罚理论得到了验证,父职溢价理论并非完全适用,多育和较早生育对父亲职业地位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同时,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理论、补偿性差异理论、生育支持流派具有一定解释力。建议重视生殖健康宣传,倡导适龄生育;防止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推进男女平等;做好生育休假和幼托服务方案,采取对女性友好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

拐卖儿童罪:设刑与动刑——兼论“轻处”倾向的背后因素

针对拐卖儿童罪的重刑吁请,从设刑上,中国《刑法》已为该罪配置了足够重的法定刑,在与100个具有代表性的法域针对该行为的法定刑设置对比上,中国为本罪配置的法定刑仍属重刑之列;从动刑上,司法实践中对于拐卖儿童罪绝对重刑的比值虽然较高,但在本罪与其同罪异体的拐卖妇女罪以及盗窃、诈骗、绑架罪等11个犯罪相对重刑的对比中,发现法官群体针对本罪存在相对"轻处"的倾向,而隐藏于背后的父母同意情况下犯罪人拐卖儿童罪的高比重情况,可以对此倾向予以解释。

婴幼儿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分析0~3岁婴幼儿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的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托育能显著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且主要影响年轻女性,但并不会影响已就业女性的劳动时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户籍、一孩还是多孩家庭、是否有祖辈帮助,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于男性的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来说,婴幼儿机构托育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此外,有0~3岁婴幼儿、但未获得机构托育的女性相比于无婴幼儿的女性而言,其劳动参与概率显著更低,“母职惩罚”确实存在。而那些有0~3岁婴幼儿并得到机构托育的女性与无婴幼儿的女性在劳动参与上无显著差别,说明婴幼儿机构托幼能够有效缓解“母职惩罚”。本文提出,加强3岁以下婴幼儿社会机构托育服务,能积极促进女性劳动参与和帮助女性发展,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和促进家庭发展的重要配套政策。

美国网络儿童色情物品持有罪的立法变革

儿童色情影像的存在不仅对受害的儿童造成极大的身体和心灵的伤害,更是同样地对社会的伤害。而持有儿童色情物品,等于支持了儿童色情业的市场。每一个儿童色情制品,无不是对儿童性虐、猥亵与损害的活生生的写照。因此,许多国家的儿童色情法意图摧毁儿童色情的市场,因为它本身是对儿童的虐待。为铲除儿童色情市场,惩罚网络儿童色情持有势在必行。美国很早就制定了儿童色情防治法,现已形成完备的立法体系。相比而言,我国尚未有儿童色情防治法,也没有专门负责网络儿童色情犯罪防治的部门。

血缘媒介视角下的女性流浪命运——试析徐小斌的《羽蛇》

《羽蛇》是把人物命运的延展放在五代女性身上,并放在一百年的中国历史的变迁当中,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以血缘为媒介的五代女人生活的独特精神内涵。对其独特的象征意象以及逃离哲学加以探讨,更加关注文本的精神意蕴以及作者的女性观察视角,挖掘其深层次根源童年经验。

立法本意解读下猥亵儿童罪的刑法规制缺陷与完善

猥亵儿童罪分离于1979年刑法规定的流氓罪,在1997年刑法的设置中指的是为满足性欲或性刺激而对未满14周岁儿童实施的除奸淫幼女外的淫秽行为。但随着犯罪形势的变化和民众对未成年人性权益保护认识的提升,猥亵儿童罪的刑法规制已面临对象范围设置狭窄、构成要件描述笼统、刑罚设置层级单薄、与强奸罪的衔接不当的问题。为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严厉打击猥亵儿童犯罪,引导广大民众树立对法律的信任感,有必要重设猥亵儿童罪条款,将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内容升格为第二百三十七条之一,设定三款内容,分别对应基本情节处罚、加重情节处罚及猥亵儿童罪犯罪构成的解释性规定,以此明确猥亵儿童罪的具体构成,扩展被害对象范围,增设列举式的加重处罚情节,完善对应猥亵儿童罪不同危害程度的刑罚阶梯,加重法定刑的设置,加强与强奸罪的刑罚衔接。

目的论体系视域下虐待儿童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界限适用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界限,是虐待儿童案件的适用难点。只有在目的论体系视域下,从形式上贯穿虐待儿童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法律体系,实质上厘清法律体系保护目的导向的虐待儿童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才能破解这一适用难点,使具体案件处理更为正义。

女性职业发展中的生育惩罚

两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差异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体现,也会加剧其他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其中,生育惩罚是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生育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能解释相当部分劳动力市场中的两性差异。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历时悠久,但一直缺乏系统化的梳理。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研究,对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生育惩罚进行量化,探讨了个人、家庭和政策层面影响生育惩罚的主要因素,特别就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说明。本文强调生育与生产的矛盾,将关于生育惩罚产生的机制梳理为家庭制约论、人力资本论和雇主歧视论三个方面,并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两侧,提出通过赋能女性和创造机会的方式平衡家庭和工作,最终减轻生育惩罚的方法。文末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并就若干开放性议题进行了讨论。

罪刑法定视域下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以教师虐童入刑为视角

当今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日趋激烈,不同刑法解释立场对严重的教师虐童行为应否入刑以及入刑应如何定罪的问题形成不同的观点:形式解释论认为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石下,现行刑法中无对其规制的合适罪名,只能以无罪处理;实质解释论则认为可以以故意伤害罪对其定罪量刑。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在罪刑法定视域下其实是高度统一的,只是面对不同案件应选择不同的解释限度。当前我国已进入法治轨道的初始期,入罪时应坚持形式解释优先的原则,不宜轻易突破法条原义;出罪时应坚持实质解释的优先性,对虽有明文规定但不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行为只能以无罪处理。这方为严密刑事法网、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人权保障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