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璠“农务女红图”与明代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

学界围绕邝璠是否是“农务女红图”的作者以及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是否源自《便民图纂》这两个问题仍存在些许争议。本文结合版本学、书籍史与技术史的进路进行考证,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早于《便民图纂》的“农务女红图”版本,邝璠确系是“农务女红图”的作者,他所开创的“耕织图+竹枝词”模式被明人视作继楼璹之后的又一次创新。之后,随着弘治本《便民图纂》被建阳书坊所翻刻,其中的“农务女红图”成为明代中后期诸多日用类书中耕织图像与农业竹枝词的来源,这从日用类书中的“题农务女红之图”与农业竹枝词部分皆可得到印证。

以“耕织图像”为核心的知识图谱设计及应用研究

耕织图像是艺术领域重要的图像资源,在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技术的驱动下,提出一种面向耕织图像的数字资源开发,实现多种载体形式的耕织图像资源数据知识图谱构建、主题性检索功能设计,以满足知识服务需求。构建耕织图像知识图谱与数据关联,选取各种载体形式的耕织图像资料为数据来源,搭建图文资料图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本体知识图谱,以充分挖掘利用图像知识。基于关联数据构建作品的知识图谱模型,能够揭示耕织图像的语义信息,为各种载体形式的耕织图像资料的数据化转换提供新方法和新思路,既能揭示耕织图像之间隐藏的关系,又能比较分析耕织图像中未知图像的内涵,以及耕织图像中所涵盖的关于耕作和纺织图像技术、工具、动能等的发展演变。

艺术、政治与仪式——再探中国古代“蚕织”图像的传播与社会功能

“蚕织”图像,指涉及蚕织劳作活动的图形和影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此类图像主要存在于工艺美术与绘画领域。本文以宋代“蚕织”图像所涉及的三类绘画主题—“豳风图”“耕织图”和“蚕织图”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受众群体为切入点,对以往该领域研究中有关此类图像社会功能的观点,进行了重新思考。文中对“蚕织”图像的不同受众群体在该图像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特别关注他们所起的作用与其自身社会分工间的联系,由此梳理出该图像在不同社会阶层间完整的传播链条,并讨论了这一传播链条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治理的意义。

传统农耕文化“走出去”:中国古农书《耕织图》在日本的跨文化传播

对中国古农书《耕织图》在日本传播过程进行历史考据与分析,考察其如何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流布日本,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四季耕作图”“养蚕机织图”等日式农耕图绘。研究发现,《耕织图》东传日本的历程是一个禅宗语境与日本室町时代幕府文化交融的过程。《耕织图》原有的“劝农课业”与“鉴戒主义”的传播意图在传播过程之中被削弱,居于次要地位的艺术审美功能被放大。而通过将《耕织图》转换为日式艺术作品,连接起禅宗寺庙与幕府将军的权力控制,彰显出统治者的文化品位,实现了文化变迁。这一转变在承袭《耕织图》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象征意味之余,亦赋予日式农耕图绘在文化意象上更加浓厚的宗教意蕴。

《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背景探析

吴越国钱镠奠定了“苏杭熟、天下足”江南富庶的“天下粮仓”,三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和宋室定都杭州促进了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宋初年剧增人口带来社会压力急需农业技术推广载体的创新,京畿郊县於潜天然优越的环境成为水稻蚕桑生产和耕织文化的沃土,“诗画县令”楼璹情系耕织积极担当记录於潜农桑生产的画家,等等。这些得天独厚、适逢其时、正逢其人的历史背景所具备的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条件,构成了《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必然。

农耕文化语境下康熙朝《御制耕织图》考论

耕织图作为展现我国古代农业耕织生活的重要图文载体,自南宋楼璹首创以来,在清代达到了创作高峰。康熙题诗、焦秉贞绘制的《御制耕织图》体现了康熙时期中西绘画结合的艺术风尚,对研究中国传统农桑技术和农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是解读中国农业史、纺织史、艺术史的珍贵文献。《御制耕织图》鼓励人们从事农桑劳动,在艺术审美中传达农业立国的思想主旨,是对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高度总结与阐扬。

中国古代《蚕织图》技术文化东传对“蚕织浮世绘”影响研究

日本“蚕织浮世绘”是中华农业技术文化东传日本的证据。江户时代的胜川春章、北尾重政、喜多川歌麿等日本画家绘制的“蚕织浮世绘”,再现了中国古代《蚕织图》技术环节称谓、蚕桑器具形状、“图文互释”等特征。15世纪至19世纪后期,鉴岳真相收藏梁楷《蚕织图》、狩野永纳摹绘宋宗鲁本《蚕织图》、橘守国以楼璹版《蚕织图》为基础《绘本直指宝》,深化了中华农业技术文化东传日本的基础并扩大了其影响,最终形成日本“蚕织浮世绘”。“蚕织浮世绘”是日本农耕图像表达迈向本土化的结果,其特征包括3幅连续绘的表现形式,画面套色艳丽、构图空间多元、人物肖像“美人绘”等,其中仍能看到中国古代《蚕织图》技术文化的影响痕迹。

康熙五彩“耕织”母题图式研究

“耕织”母题自南宋时起便受到当朝者的一定重视,至清朝达到鼎盛,不仅康熙至乾隆三代均有授意重绘《耕织图》,更是出现了以“耕织”为母题的多元载体创作,陶瓷便是其中之一。其不仅体现出了当朝者对政权“合法性”的彰显,亦促进了陶瓷绘画技艺的精进。从《耕织图》的创作意图出发,重点探讨了清康熙五彩“耕织”母题创作与原版的图式对比,在尊重原版图式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的元素与视觉纵深感的调整及景象的重置再造,这些在革新彰显康熙五彩独特陶瓷艺术的同时,为后世陶瓷艺术的创作发展提供了参考样本。

中国古代著名纺织人物群体文化特征分析

针对目前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的缺陷问题,文章运用古文献资料调研与文物考古研究两维印证的方法,从性别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背景,系统地分析中国古代著名纺织人物群体所蕴含的纺织信息,进而阐述该人物群体的文化特征。研究认为:首先,女性纺织人物可分为教育说教型、精神象征型和技艺高超型三种类型,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决定了女性纺织人物要多于男性。其次,男性纺织人物划分为机械创造型、纹样创新型和技术创新型三种类型,而男性的社会地位则决定了男性纺织人物的创新性与技术性高于女性。最后,中国古代纺织文化历史悠久,长久以来纺织被认为是女性的领域,她们利用空闲时间完成纺织,并支撑着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也离不开无数辛勤耕耘在纺织领域的女性。

基于《御制耕织图》的重构:康熙五彩耕织图瓶的空间塑造

康熙五彩耕织图瓶作为清代创作五彩瓷器中一件具有明显写实风格的艺术佳作,不仅生动地表现出了耕织劳动过程中的情景,更突显出清廷对农业发展与汉文化的高度重视,这也使得其图像在装饰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虽然其图式源自于焦秉贞的《御制耕织图》,但载体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艺术效果的迥异,特别是基于媒介对画面表现的限制,使得其营造出了别于原作的空间意蕴。为后人展示康熙时期御窑精湛古彩技艺的同时,又呈现出当时人伦思想下的多重社会表征。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绘制版本变化与形态流变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等劳作过程。从南宋直至晚清,由于许多文人画家参与绘制"蚕织图",图画内容、图画数量、绘制风格各不相同,故留下了"蚕织图"不同的绘制版本。至清代,"蚕织图"出现了石刻、年画、瓷器、彩绣画、实景图、彩廊、墨锭、木刻屏风等表现形态各异的载体,为"蚕织图"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这些变化体现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活动,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蚕织图"也就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

耕织图是清代御制文献中的一个农业主题,清代宫廷曾出现过大量帝王御制的以耕织图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清宫所藏甚多,记载于各类目录学著作当中。清代帝王的御制耕织图,有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之间在创作上存在传承、模拟和复制的关系。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影响深远。

几种鲜见的《耕织图》

本文主要介绍了南宋梁楷、李嵩,明代仇英、宋宗鲁,清代冷枚、陈枚、何太青以及袖珍型等八种目前比较鲜见的《耕织图》,并分别就其内容作了一些比较和分析,对《耕织图》的发展和演变作了分析。以此作为对《中国古代耕织图》一书的部分读者所提问题的释疑。

梁楷《耕织图》存世和“减笔画”特征及对日本“四季耕作图”的影响

文章梳理了画家梁楷绘制的《耕织图》分别存于美国和日本的证据,认为梁楷《耕织图》与楼璹版《耕织图》有很大差异,表现为省略耕织活动环节,仅挑选部分场景组合成图卷,较多地表现耕织活动与环境细节,图绘中人物形象体现了梁楷的“减笔画”艺术特征。梁楷《耕织图》于室町幕府时期东传日本,受到狩野画派追捧,形成风行一时的“梁楷样”,成为屏风绘、隔扇绘的“粉本”,并逐渐形成效仿中国《耕织图》的日本“四季耕作图”,流行时间约400多年。

楼璹《耕织图诗》的艺术渊源及其创变

楼璹《耕织图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现较早的大型农事组诗,其文本融合了先秦以来大量同类诗歌的艺术精华,虽然尚有明显的拼凑痕迹,但其集大成意义毋庸置疑,实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之先声。在广泛继承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耕织图诗》也有所创变。遵循着谏上和劝下的双重艺术旨趣,《耕织图诗》一方面增添了宫廷诗的因素,屡用舜帝躬耕、丞相重农、后妃祭蚕献茧等典故,有些织图诗风格软媚,塑造的人物形象近于仕女,与以往的农事诗颇有差异;另一方面,《耕织图诗》又融入了劝农诗劝勉农桑、化育民风的艺术功能,有意识地向农村推介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倡导更为合理的家庭协作式的生产关系。楼璹《耕织图诗》奠定了别具一格的耕织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容忽视。

清代中前期淮河流域社会生态衰败下的女性生存状态研究

清代中前期,中国社会进入了封建时代的最后盛世——康乾盛世。然而,北宋以前长期被视为国家统治中心地之一的淮河流域却在"盛世"之下加速衰败。伴随区域社会生态的衰败,作为男权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其生存状态也不断恶化。当长期作为淮河流域农家理想经济结构的"男耕女织"模式开始蜕变为仅有"男耕"而无"女织"的残缺型生产模式时,女耕化与逃荒成为淮河流域大多数女性新的生活"选择"。同时,随着曾经淳厚、淳朴的民风异变为暴戾、狠斗之风时,淮河流域女性频遭男性的各种暴力侵害与摧残,甚至出现了女性群体的暴力化倾向。

“农务女红图”中的左图右史——兼论其对中国传统耕织图体系的影响

“农务女红图”是邝璠以楼璹《耕织图》为蓝本而创制的一批耕织图像,它一方面通过增删图像的方式将当时农业技术的某些最新发展反映于其中,挣脱了传统耕织图像绘制中“技术停滞”的桎梏;另一方面又将楼氏所配的五言诗改为民间流行的竹枝词,把读者的范围从士大夫拓展至庶民百姓。这些图像与竹枝词因其通俗性而被晚明建阳书坊的书商们所青睐,开启了日用类书“农桑门”中插入耕织图像的滥觞,使得由楼璹开创的、一直居于庙堂之上的传统耕织图体系开始通过版刻的形式传播到民间社会,构成了耕织图传播的另一种模式。

明代耕织图诗的俗化与推广——以邝璠《题〈农务女红之图〉竹枝词》为例

明邝璠在宋楼璹《耕织图》的基础上更易数事,简化了农桑过程,将其编入日用类书《便民图纂》,题为《农务女红之图》,并将题诗换为"通俗浅白"的竹枝词形式,为后世构建了一个经典的市民耕织图诗蓝本。其版本有三,其中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本的手钞本最符合邝璠创作原貌,并补遗了一首竹枝词,凡32首。《农务女红之图》与竹枝词将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完美结合,弥补了"图画"语境的空白,有效促进了耕织过程的推广,并重现了传统家庭"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反映了统治阶层为维护封建秩序所做出的文化改良与革新,也反映了竹枝词对"文化下移"所做出的贡献。

闽西客家竹编农具米筛的制作工艺特征分析

竹编米筛是世界客家中心汀州地区民间常用的农具,为客家人民的生产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民间竹编工艺文化,更是中国农耕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完美映射。通过对客家竹编农具米筛制作工艺的梳理分析,希望对弘扬和继承中国优秀的民间工艺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接结起花装饰面料的设计

总结一款接结起花装饰面料的设计方法。介绍了面料的结构图。为实现起花剪花与接结组织的有效结合,介绍了各部分的组织图、模拟效果、穿综穿筘方法以及纹板图。为保证面料的装饰效果,采用了几种彩色的经纱。通过改变经纱颜色,得到了不同风格的装饰面料。认为:设计的装饰面料具有较强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