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3件书法裱件的分析研究

四川博物院馆藏3件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原装原裱书法作品,因存在不同病害亟待保护修复。本文对三件作品揭取下来的裱件样品,检测及分析进行了包括纸张纤维观察、超景深观察、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红外光谱分析、扫描电镜观察等,结果表明:3件裱件样品中虽然有宣纸和机制纸的使用,但仍以手工竹纸作为主要装裱用纸,以淀粉为粘接材料,以黄檗(又称黄蘗)为黄色染料,施加动物胶等措施仍然沿用了传统装裱技艺。样品年代历经了中国古代手工纸逐渐被机制纸代替的历史时期,其制作工艺、纸张用原材料以及染料的使用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现状与对外交流的一隅。

清代佑宁寺松巴益西班觉五台山朝圣考述

松巴益西班觉分别于1750年、1767年、1775年三次朝圣五台山,不论是在五台山的朝圣转山、布施供养、学法静修、讲经说法,抑或是在往返途中的传法灌顶、开光授戒、交游社交、降雨治病,三次五台山之旅早已从内容、范围、意义和影响等方面超出“五台山”和“朝圣”本身,成为松巴堪布通过朝圣之路强化师徒关系、促进佑宁寺复兴、拓宽社交网络、冲破地方势力和家族政治、提高个人及松巴活佛系统影响地位的重要资本。

泰山清代行宫造园特色浅析

泰山清代行宫是皇家行宫园林与泰山风景名胜融合的佳作。首先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概述,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选取岱顶行宫、白鹤泉行宫、四贤祠行宫和灵岩行宫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造园手法进行了概述,最后分析泰山清代行宫的造园特色为选址古迹、因礼布局、宫岳相联和景题通天。对汲取传统行宫园林营造智慧和启发泰山当代风景保护与建设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泰山进香及相关问题研究

泰山位居五岳之首,历来备受青睐,而帝王的封禅、致祭活动,更确立了其独尊地位。泰山地位的尊崇,令四面八方的信众齐聚泰安,登临泰山,拜谒于泰山神下,成为泰山忠实的香客。据泰山现存碑刻记载,明清时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民众的各阶层人士,无不亲祀泰山,将泰山进香活动推至鼎峰。究其原因,或为显示帝王之正统地位,或求国泰民安,或为福寿康宁,或为游览胜景,因人而异,不一而足。朝山进香活动的兴旺发达,带动了旅店、餐饮及庙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泰山内、外道路的兴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地民众的负担,使当地的民风民俗、社会风气发生转变乃至恶化。

明清时期泰山神祇地位变迁探究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民间化后称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为主的宗教神灵信仰。泰山神信仰源于远古的山岳崇拜,在明代以前,泰山神不仅因多次得到帝王的敕封、致祭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因"泰山治鬼"之职而成为民间各香社崇祀的主体,泰山行祠亦已遍布域内各府、州、县,其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其民间杂祠甚至淫祀的属性亦不时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地位远在泰山神之下。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两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碧霞元君大有凌驾于泰山神之上之势,究其原因则与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封禅活动的终结及碧霞元君神职广大等诸多因素有关。

新发现的清初南无教《泰山圣母苦海宝卷》

《泰山圣母苦海宝卷》是清初南无教女教首尹喜编的一部宝卷,存未完成的手稿本(由他人代书)。泰山圣母是民间普遍信仰的一位女神,本卷中女神既是观音老母的化身,又被暗示为无生老母的分身。本卷的发现,有助于了解清初南无教的活动和泰山女神在民间的巨大影响。

历史上泰山大疫及其防治考述

泰山地区历史上多有瘟疫发生,其中以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地方疫情尤为严重。瘟疫的发生与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泰山地区人民自古就有疫情防治意识,并孕育出一代代当地防疫名医。

涩川氏泰山和歌与清代泰山诗

明治随笔作家、诗人涩川玄耳来到山东,登上泰山,写下了《岱崂杂记》和《在山东歌集》,回到日本后,于大正年间陆续出版。在写山东生活的和歌集里,有一组题为"泰山"的和歌,以一个外国人的目光,记录了当时泰山的民俗、信仰,还有乞丐、村姑、牧童等的生活,透露出浓厚的日本特色文化,比如把碧霞元君和富士木花开耶姬、弁才天女联系起来。除了赞美泰山奇丽的景观,还表达了沉重的历史兴亡之感。与我国清代泰山诗歌比较,可以看出其中的异同。

泰山北齐造像碑记与敦煌“白衣佛”问题新证

敦煌莫高窟有五铺主佛身着白色衣衫的说法图壁画,为北魏和西魏时期所绘。关于其身份的研究成果斐然,但多数都是从宗教史或佛教典籍的角度进行揣测。泰山地区发现的一通北齐佛教造像碑底座恰有"白衣大像"题名,成为研究敦煌北朝"白衣佛"问题的新证据。这一发现证明,白色与弥勒的关系在佛教经典和艺术现实中如此密切,"白衣佛"正是弥勒无疑。

清朝曲阜颜氏家族文献述略

自复圣颜子之后,世居鲁都曲阜或徙居外地他乡的颜氏后人,承续先祖圣训,重儒笃学,诗礼传家,贤人辈出。在清朝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的一百余年间,以颜光敏为代表的曲阜颜氏家族成员纷纷著书立说,文脉绵延不绝,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清朝曲阜颜氏家族成员的遗著约有近百种,包括诗文创作、经典阐释、家乘方志、诗话笔记、博物考古、形胜记撰等,其中尤以诗歌见长。系统整理与研究这些文献,不仅对于拓展和丰富清朝社会历史与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继承和弘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精神文明建设也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初泰山石刻学述略

泰山石刻研究历经元明沉寂之后,于清初勃然振兴。学者之中,尤以顾炎武用功最深、成就最大。顾氏通过他一系列的新发现、新收获,将岱刻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层次;而他倡导的"书石互证"的研究方法,更具有学术典范意义。在其影响下,朱彝尊、叶奕苞、李光日英等人亦多致力于岱刻研讨,论著丛出,各擅胜场。遂开启此后二百年中泰山石刻研究的繁盛之局。

《同音字汇》音系与台山方言

韵书《同音字汇》的音系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中古清平声字与清去声字合流;二是知庄章组声母合流,与精组声母构成对立。将该书的音系特点与王力、钱淞生《台山方音》(1950)所记录的台山方言语音特点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只有少量由于古今语音演变造成的差别,据此可判定本书为记录清代中后期粤方言四邑片台山方言语音的韵书。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该书中语音至今台山方音的发展演变情况。

经验、知识与政治: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富士山认识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文人的富士山认识构建了富士山作为日本代表、国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神山、绝景、避暑胜地等多重形象和意义,也塑造了它作为“异国之山”“东亚之山”“文明之山”的多重面孔,总体上也呈现出从“客观叙述和赞美”向“赞美和批判并存”的立场转变。这种认识是主体与对象在一定时空内基于经验而发生知识性·情感性联系的过程,既立足于中国文人关于富士山的体验和知识,也受到近代文明观、中日关系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也对中国人的自我认识和日本人的富士山认识产生了影响。

清代山东、日本港口贸易及泰山诗东传

山东临海,是与长崎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出港地之一,凭借海运优势,众多山东特产,如大枣、豆类等被运抵江浙闽粤与天津及长崎等地销售,山东地方志也被销往日本。锁国期间,日本人严禁出海,他们接触中国文化的惟一途径,就是来长崎贸易的中国船商和舶来的汉籍。在德川吉宗的推动下,享保年间大量中国地方志运抵日本,当时几乎所有的山东地方志都在其中,如《岱史》、《泰山志》等,此外,《古今图书集成》传到日本也促进了泰山诗作、文化东传。从江户时代大江匡弼《五岳真形图传》和加藤利正《富士百咏》、释慈周的《六如庵诗钞遗编》,明治涩川玄耳《岱崂杂记》和《在山东歌集》等日本文献可以看出其影响之深远。明治晚期仍有《岱史》等传入日本销售。

黄山艺苑诗选(6)

搜集整理饶璟、鲍忠勅、洪琮、江铭勋、黄生、吴度、姚景明、王炜8位明末清初徽籍人士的49首诗作,对作者、诗的出处,诗中涉及的人物和史迹作了考证。

黄山艺苑诗选(7)

搜集整理江贽、汪弼、程谦、方兆曾、闵麟嗣、方熊、汪舟、汪广澄8位明末清初徽籍人士的73首诗作,对作者、诗的出处,诗中涉及的人物和史迹作了考证。

论清代的碧霞元君信仰

有清一代,是碧霞元君信仰的大发展时期,并极具社会影响力。从纵向的时间概念上考察,碧霞元君信仰于清康乾时期和光绪时期分别达到高峰;从横向的空间概念上分析,泰山核心区与周边省域之辐射区的碧霞元君信仰存有层级差异。清代崇奉碧霞元君信众及香社之多元化,表明当时碧霞元君信仰的多样性特征。清代碧霞元君祠庙分布范围之扩大与神祇安置之变异,展现了当时碧霞元君信仰的演进性。

《泰安州提留香税疏碑》考论

今存岱庙之《泰安州提留香税疏碑》刻立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系一份由刑部起草发出的公务文书,事关泰山香税银两支付事宜。该碑所载的内容及行文,可如实地说明清代泰山香税提留的历史事实,而作为文书本身也是那一时期行文规范查考的依据与见证。

元代道人张守清与武当山

在元代武当道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位著名的道人———张守清。本文从元代武当宫观建设、道派建设和对外宣传三方面,论述张守清为武当山所做的贡献。

明清齐云山香道景观序列分析

道教踪迹始于唐代的安徽齐云山,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状态。经过多方促进形成的满足信众朝山进香通行需求、观赏需求的香道,成为齐云山一个景观丰富的线性空间。在自然环境基础上,探寻促进齐云山作为道教名山发展的3个主要社会性缘由:道教、徽商、香会。并通过古籍查阅、现场调研所得资料,以图文互证的方式,从开端、发展、高潮和终局4个空间演变阶段来研究齐云山香道的景观序列,揭示其各部分空间的景观特征及标志性景观背后表达的意蕴。由此,可更加清晰地了解古代道教名山的景观空间营造,对现代相关类型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具有一定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