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文化动因——构建新质生产力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文化是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要义,把文化纳入其理论建构是创立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新机遇和新路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等一起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文化软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并成为生产力突破的深层动因。从历时性过程考察,文化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基础性动力支撑,主要表现在: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晶深度嵌入其他社会结构,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精神动因;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二者互动是近代文明演进的重要方式,也形成了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长点。从共时性形态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和现实形态,可以发现:文化赋予了新质生产力新的内在规定性;文化经济新业态、新消费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包含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诸多具体实践形式。从人本性尺度审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人文价值内核,可以得出结论:新质生产力本质是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的生产力,也是推动文化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必须摒弃“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文关怀的资本主义生产特性;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则。

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作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信息为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依托其高效的数据采集、处理、分析能力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大力提升社会生产力。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大变革,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及质量变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绿色经济增长:后发优势与隧道效应

文章测算了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和基于碳排放效率的绿色经济增长指数,并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和探究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增长的机制,从相对差距的视角论证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驱动因素及后发优势。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是提升碳排放效率、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赋能绿色经济增长;(3)数字经济在相对落后的城市存在后发优势,发展数字经济是缩小城市差距、实现区域协调的重要手段;(4)在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中存在隧道效应,该效应是相对落后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

零工经济下的算法管理与内在动机: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研究

文章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算法管理对平台零工内在动机的作用机制。对不同类型平台的零工工作者的两阶段问卷数据分析显示,算法控制通过抑制关系需要的满足从而显著负向影响零工内在动机,而算法反馈显著正向影响零工内在动机。自主性需要和关系需要的满足能显著正向影响零工内在动机,但胜任需要满足对其内在动机无显著影响。平台零工类型在算法管理与内在动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与其他类型的零工工作者相比,单一技能离线工作者的自主性需要满足更易促进其内在动机,而算法反馈更易削弱其内在动机;与单一技能在线工作者相比,综合技能在线工作者的自主性需要满足更易促进其内在动机。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机与多元化转型路径研究

本文利用1726家重点企业调查问卷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机与多元化转型路径之间的匹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机,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增强竞争力均促使企业选择多元化转型路径,但促进作用依次递减。在替换估计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采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成立。从具体的转型路径来看,促使企业引入智能生产线的影响动机由强至弱依次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增强竞争力;促使企业引入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车间智能化改造的影响动机由强至弱依次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增强竞争力;促使企业实现物联网远程管理的影响动机由强至弱依次为提高效率、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增强竞争力。受地区、政策、企业研发能力、所处行业和企业规模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机对多元化转型路径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本研究从更为微观的角度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规律,为科学设计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合理选择适应性转型路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就业选择?——基于工作动机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2—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与职业信息网络(O*NET)工作动机的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个体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及工作动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个体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且主要作用于非正规受雇群体;数字经济对非正规就业的作用效果因工作动机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即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支持自主型和关系自主型两类劳动者对非正规就业的选择,而自主成长型劳动者在数字经济推动下更偏好创业。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新生代、高学历和复合型工作技能的劳动者而言,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工作动机对个体非正规就业偏好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本文从工作动机的视角重新审视和归纳数字经济相关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新特征,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构建更具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新思路。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金融化适度性——抑制效应抑或助推效应

聚焦于企业投资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问题,以2010—2020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董事会微观视角,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高,代理成本越高,金融化适度性越弱,并且在过度金融化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董事会正式层级会削弱非正式层级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的负面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低以及董事会规模小的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更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适度性。

东道国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用Ward聚类法对2006—2020年我国与104个国家的OFDI动机分类,用功效得分法计算出数字经济,加入数字经济与投资动机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并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法PPML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此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OFDI及OFDI动机的影响,结论如下:各种检验表明东道国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OFDI;数字经济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突出,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较弱;数字经济的提高会抑制市场规模、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的促进作用,会削弱工资水平对我国OFDI的抑制作用;市场型OFDI偏好数字经济和研发投入高的国家,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对市场型OFDI促进作用较明显;东道国研发投入越高,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水平才越能获得额外收益,双边协定的签订有利于OFDI的发展。文章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激励创新的基本手段,对一国的综合国力产生深远影响,然而行业的异质性往往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不尽相同。利用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Tobit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行业异质性所引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激励效应的差异。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竞争程度大、经济和发展水平高的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更大;对于那些垄断程度高或者自身发展水平有限的行业,这种创新激励效应则相对较小。因此,针对不同行业的差异化特征,政府应充分考虑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的不同影响,在保证创新主体获得足够创新激励的同时,辅以宽严相济的制度安排;完善反垄断政策,全方位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进而最大程度的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路径”:典型事实、内在逻辑与策略选择

中国充分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经历了技术孕育阶段、爆发增长阶段、融合协同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走了一条从模仿与本土化改造到自主创新、优先发展消费互联网、以规模优势“反哺”创新、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中国经验。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路径”以需求端为基础,超大规模市场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进而激发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挖掘更加多样化的需求,形成迭代上升的发展模式。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体现出“禀赋优势”与“后发优势”的结合,两种优势得以关联的关键是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中国“市场牵引、反哺技术、创新驱动”式的发展路径,面临治理体系、内生动力、外部环境与赶超式发展的不匹配问题,这将制约中国数字经济的自增长可持续性与市场主体活力激发。做强做优做大中国数字经济,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作用,更加有效地发挥政府在加强法治建设、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深圳高质量发展低空经济的先发优势与实现路径深圳市委财经办课题组

低空经济以海拔3000米以下空域为依托,以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是能够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经济形态。深圳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深圳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加快建设具有深圳特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未来产业,围绕低空经济领域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把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着力打造发展新动能。

中国绿色食品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绿色食品供给动力不足和需求增长乏力已成为制约绿色食品经济发展的两大瓶颈 ,限制了绿色食品经济特有功效的发挥。本文从利益、科技和需求三个方面着力构建了促进绿色食品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分析

从一般机制和特殊机制两个方面构建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系统,认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力量,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力.而城市规划、技术进步和社会人文类型等是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外生力量,他们共同作用,不断改变着城市的空间形态.除了一般的动力机制,还对推动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特殊动力如新区开发、交通区位袭夺、大型工程建设、突发自然灾害等做了初步的论述.各种内生和外生的力量共同作用,不断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和进步.

海洋产业影响省域经济增长估计及其分异动因判识

采用静态和动态计量方法分析2006～2015年海洋经济对沿海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并通过空间计量方法识别差异动因。研究发现：（1）海洋经济对中国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地影响,其中天津、上海、福建、山东、广东、海南海洋经济总量贡献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省域海洋产业对区域经济影响度分异呈现省际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不断缩小,且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3）引起省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海洋经济相关因素中,海洋第二产业、海洋进出口贸易额等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即拉大差异）,且海洋第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相关发现有助于中国沿海省（市、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科学决策。

农户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动力、问题及对策

农业循环经济作为农业农村节能减排的重要抓手,引起了众多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农户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直接主体之一,本文通过文献调查、实地调查、农户访谈等方法分析了农户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动力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动力主要来自经济利益驱动、社会需求拉动、科学进步推动、社会规则推动、责任和道德驱动以及政府推动。我国农户量多、面广,具有分散性,组织化程度低,与市场、政府的交易成本较高,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各项动力对农户的作用发挥不足。调查中发现农民通过加入专业合作社具有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优势,可以克服上述不足,具体表现在:能提高农民谈判能力和组织化程度、增强抵抗风险能力、增强经济实力,更便于政府和消费者对农户生产进行监督及实现农户间相互监督,能培养和提高农民的道德和责任意识、降低和政府交易的成本。建议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纽带作用。

我国企业集团行业多元化动因的分析

首先对多元化进行界定,指出行业多元化的刺激因素、动机和动因是不同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回顾了西方关于企业集团多元化动因的文献,并将中国案例与西方进行比较,指出中国企业集团的多元化主要是转型期各种内外部刺激因素推动的结果。从各种刺激因素来看,中国企业集团的多元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转型经济中的企业环境战略动机:中国实证研究

近年来,企业环境管理已成为全球战略学者和管理学者广泛研究的主题。本文以中国转型经济为背景,运用制度理论、激励理论、资源基础观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等,分析了中国转型期不同类型的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制定环境管理战略决策时的动机,并通过数据实证分析了相关假设,结果表明,遵守监管是目前中国企业的主要环境管理动机;私营企业相对国企较重视经济效益优化,国企则明显以遵从监管法规为主要出发点。因此,中国转型经济中,推进环境管理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法规,同时,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采取分类管理的政策。最后,论文对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农村承包地流转:动力机制与制度安排

研究目的:利用经济学收益成本分析的思路,揭示影响农户承包地流转动机的主要因素及其后的制度安排,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方法:部门调查和农户调查相结合。研究结果:影响农户承包地流转的收益因素主要包括农地经营能力、非农就业选择、集体经济组织发育及流转期限等,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农地经营细碎化、有形市场建设滞后、基层组织介入不够、流转后的社会保障不足、制度预期的不确定性及农产品安全等。研究结论: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应重点帮助提高农户流转后的收益水平,并有效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

论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德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是世界上循环经济发展最早、水平最高、成效最显著的国家之一,其成功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介绍德国发展循环经济动力机制的基础上,分析比较了中国与德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差异,针对这些差异,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状况和历史文化传统,探讨了我国如何构建循环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问题。

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

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具备了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和实施"先发优势"战略的基本条件。在制度创新的支持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的主要武器在于加速发展创新型经济,由此才能用高经济回报化解生活水平提高后要素价格再评估的巨大压力。在创新经济中,我国发达地区在全球经济竞争舞台上的角色,会由追赶者变为赶超者,甚至变为领跑者;在功能上,则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循者变成制定者;在市场地位上,将由弱势的追随者变成市场的垄断者或寡头竞争者,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代工者变成价值链的"链主"。为此,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的转型、形成财富效应的氛围、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定期垄断制度、通过服务业全球化集聚高端人才、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建设创新文化等,就成为决定我国创新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