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与实践机理——基于农民合作社建设的思考

推进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当前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仍然面临着一定的现实问题,包括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力量仍需强化、村落空心化现象突出带来连锁反应、产业现代化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民族关系稳定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生态治理现实性压力与预防性压力交织等具象化表征。依循小农经济改造的必然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农民合作社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化大生产、促进民族地区乡村人力资源整合的一种新型生产经营主体,这构成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中农民合作社的生成原理。具体而言,农民合作社作为基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补充场域、各民族内源式发展的良好平台、民族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主体、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天然媒介、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机载体,有助于达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这五维目标旨归,推动各民族在内源式发展中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分析

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当前国家亟需解决的难题。边疆民族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窗口",而且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关键性、战略性区位之一。与国内其他区域农村相比,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具有人口分布差别化、宗教信仰复杂化、语言文字本土化、民族文化多样化的特征,致使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更具挑战性。只有树立了共生共存的边疆农村治理理念,才能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的现代化。

后脱贫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逻辑理路、价值转向及战略选择

后脱贫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开始逐步由低层次脱贫转向高层次振兴。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现象是实现“共同富裕”伟大愿景的思想所指,是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融合的发展所求,是砥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践所需。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维度要由解决收入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治理理念要由“输血”治贫向“造血”防贫转变,治理模式要由开发式扶贫向开发式与保障性扶贫并重转变,治理目标要由“特惠”扶贫向“普惠”式乡村振兴转变。具体战略要求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以系统思维构建边疆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体系,通过不断完善民族产业构建相对贫困治理支撑体系,推进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协同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远”工程: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由于地理环境制约、民族宗教文化影响和师资严重不足等原因发展相对落后,严重阻碍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农远"工程加快了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这一工程的实施关键在于"应用",教师应在认识和技能方面改变和提升,教育机构应在激励和制度方面予以保障,以充分体现"农远"工程在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学习成绩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优势。

少数民族山区综合现代化道路探索——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个案

中国是一个山地大国,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9.4%,而且构成全国领土的骨骼,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基础和生态基础,具有经济战略地位、资源战略地位、社会文化战略地位、生态功能战略地位。山区农村现代化问题,世界上虽然有些经验可资借鉴,但是在中国这样广袤辽阔、地理综合条件异常复杂的山区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却是前无古人的。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难点在农村,而难中之难则在山区农村。探讨我国山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已经成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将在科学发展观和现代化理论指导下,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个案,初步探讨山区综合现代化模式问题。

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研究

2022年1月,新国发2号文件对贵州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时代要求,也为西南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上闯新路、开新局指明方向。改革创新,需立法先行。通过考察发现,目前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法治建设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居民参与生态治理意愿不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供给不足、司法保障机制运行不畅、执法监督质效较难保障等。因此,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应立足于西南民族地区社情乡情与资源优势,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以人才振兴和科技振兴为支撑,通过健全乡村绿色生态立法体系、完善乡村绿色生态司法保障机制、强化乡村绿色生态执法监管职能等路径寻求破局之道。

乡村振兴背景下边疆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边疆民族地区是集边疆性与民族性于一体的独特区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边疆民族教育现代化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际理解、增强国家认同以及推动民族发展的历史使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之际,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民族教育现代化应继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提升民族教育意识;抵制境外敌对势力侵扰,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培养少数民族骨干,助力边疆稳固发展;增强教师职业供给,提升民族教育质量以及加强信息技术建设,赋能教育深化发展。

民族地区公费师范生的现代化及使命意识的培养

师范生公费教育是由各级政府主导,以提高乡村教师队伍的水平为目的的重要政策。民族地区公费师范生是乡村教育的重要预备力量,其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自洽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保证。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锚点在教师现代化。当前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薄弱环节在民族贫困地区的乡村教育,而乡村教师严重流失制约了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现代化发展。扎根并促进民族乡村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是时代赋予公费师范生的使命担当。具体来说,公费师范生的使命意识的时代意蕴包括促进乡村社会在地化发展的社会使命,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个人使命,促进乡村教育高质化发展的教育使命。通过调查发现,公费师范生现代化使命意识整体向好,但是部分学生存在使命意识仍显薄弱、现代化认知存有模糊、教学过程出现“离地化”等问题。以向农性为导向,制定培养目标,以在地化为核心,优化课程设置,以自觉性为目标,提高自我效能等是培养民族地区公费师范生使命意识的重要路径。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困境与法治纾解——以广西靖西市为例

以法治来保障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通过对广西靖西市乡村治理的实践研究,可以看出广西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在基层党建、村民自治、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法治保障建设。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应强化乡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建设,引领乡村法治建设;树立法治思维,依法推进村民自治;建设多元协同的稳疆固边机制,依法维护边境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全;依法加强对"两宗三非"人员的管理引导,实现边疆多民族融合共生。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基于2021年“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力量由向城市聚集转向城乡的均衡运动,三者构成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在全国具有典型示范作用。本文选取上海财经大学2021年“千村调查”西北五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数据,从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土地等资源经济效益三方面,纵向分析由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和制约因素,横向对比其与东南沿海地区乡村振兴的差距。分析发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缺乏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产业结构单一且基础薄弱、土地等资源经济产出不高且抗风险能力不足,需要依托国有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发展特色产业,推动社会力量的强力注入、内部积聚和自然流入,进而实现该地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研究——以X、Y、Z村为例

该研究以云南省3个边境村——X、Y、Z村为例,通过文献搜索和实地调研方法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现状,并提出关于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设的思考。研究发现:3个村的农业产业具有独特性,基础很好且成规模,给村民带来了较好的收入;3个村的生态环境良好,村民对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治理的满意度较高。为进一步推进这3个村的发展,也为云南省其他边境村和我国其他边疆省份边境村的发展提供参考,提出要加强党和政府的引领,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发展特色产业,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户经营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引育并举,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强化生态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现代性与地方性:文化视角下民族地区乡村发展——基于Y省K自治州“贫困文化”治理的实地调查

针对民族地区的脱贫发展问题,主要有经济与社会结构视角和文化视角两种解释模式。在脱贫与发展实践过程中,民族地区的部分文化因子通常被视为所谓的“贫困文化”,而且往往也成为现代性改造的对象。然而,民族地区及其民众在认同现代性价值的同时,也针对现代性改造所采取的措施作出了相应的回应甚至抵制,从而导致脱贫与发展政策出现落地难题和悬浮困境。从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双重视角看,现代性与国家权力的内在勾连以及国家权力的整体运行,成为现代性价值与地方性文化之间张力的基本动因。进入乡村全面振兴阶段后,民族地区应保持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双重自觉,在乡村振兴中重新认识和强化民族文化价值、文化认同,推动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速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