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性向恶论”考辨

荀子的人性论,不是性本恶论,而是性向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向善论正相对应。孟子荀子的人性论都是基于孔子的人性论的展开。而孔子的性相近说强调的是性的非善非恶,性的善恶则是就后天的积习修为上说。孟子荀子的或狂或狷的人格特征制约着向善向恶的人性判断的不同选择。而人性无论向善还是向恶都不妨碍可以通过后天的存养或矫饰使人性得以完善。《荀子·性恶》篇的具体论述表明其所谓性恶是性向恶而非性本恶。荀子的性恶伪善说与韩非自利自为的性本恶论不同,荀子的性向恶论并未得出人性不可改变的消极结论。

墨荀韩人性论的历史与逻辑及其政治建构

从墨子到荀子、韩非,虽然思想流派不同,但其人性思想有着一条渐次演变的历史与逻辑。《墨子》在“所染”中认为,人性如素丝,无善无恶,但受到后天环境影响。进而指出,“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趋利避害是人性本质特征,因而,合乎逻辑地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观作为墨子思想的核心观念。墨子的其他思想学说皆围绕着“兼爱”而产生,形成墨子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政治学说。荀子提出“人性恶”的自然人性论,趋利避害是合乎逻辑的道德行为,通过“化性起伪”,用礼义法度来引导改造自然人性。由此,荀子提出隆礼重法的思想,力图建立一个符合礼法的有秩序社会。韩非子从自然人性论上认为“人性恶”,但与荀子通过隆礼重法来教化治理民众不同,韩非子并不主张对人进行道德教化,而是主张利用人性恶,趋利避害的利己自私的行为而推衍出其法治思想,力图建立一个富国强兵的中央集权国家。

荀子与韩非“法”之比较及其当代启示

荀子与韩非都十分重视“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荀子之“法”来源于“礼”,以“礼法”并称;韩非之“法”源自“道”,称为“道法”。在“法”与人性的关系上,荀子“礼法”是通过“化性”来起作用的,韩非“道法”则是通过“因人情”的方式而实现的。荀子的“礼”为圣人所制定,“礼法”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韩非的“道”则体现为一种外在社会规律。荀子与韩非“法”之比较带给我们的当代启示:法律的制定既需要汲取优秀传统,也需要与时俱进;既需要对人性进行规范,也有必要顺应人情;法律的实施必须克服“人治”,走向“法治”。

墨子“言多不辩”析意

《韩非子》一书称墨子"言多不辩"。白寿彝认为此处"辩"应为"华美的语言"之意,与论辩并无关联;张觉以意译的方式将"辩"字释为"巧妙动听"。二家注释皆不确切。"辩"字并非是文辞的"藻饰华丽"与"巧妙动听",而应指对言语所进行的"修饰加工"。"藻饰华丽"与"巧妙动听"皆指言语的呈现效果,而"修饰加工"则为言语的修辞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言语获得包括"华美""动听"在内的表达效果。"言多不辩"之意应为"言论多而不富于修饰加工"。

“法、术、势”思想新探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不是互相孤立的。道家、法家乃至荀子都有关于"法、术、势"的论述。在法家中,齐法家与晋法家对"法、术、势"有着不同的观点。荀子受到齐法家影响甚大,对"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改造,将之完全消融于儒家的话语系统之中。在综合前人基础之上,韩非创造性地将"法、术、势"一体化,完成了"法、术、势"的融合与贯通,最终铸就了独具特色的韩非法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