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文”论在晚清民国的回响——兼论近代文学观念的建立

清代中期阮元及其门人对“文”观念进行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分梳,反省古文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以使文学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这促使了文学独立,并出现了文学史观的雏形。阮元及其门人关于“文笔”的考辨不仅在当时引发了对“文”观念的论争,而且影响了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文学观。他们对阮元及其后学的观点进行选择性吸收和转化,甚至有批评阮元之处。同时,关于“文”的论争也引起其他近代学者对文学观念的关注和探析,为民国学者进行文学史撰写提供了材料资源和观点支撑,促成了清末民初“纯文学”观念的萌发,进而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

《訄书·清儒》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二重奏

重订本《訄书》所收《清儒》篇,是现代清学史的开山之作,已有研究大都采取单纯的学术史视角,而没有进入章太炎的思想体系之中,因此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不但体现了章太炎对清代学术史的敏锐洞察力,它更是一篇重要的思想文献。单讲学术史,此前研究也忽略了《清儒》中隐含的文学与经学、文士与经儒的对立叙事,如果由此视角进入,既可以观察到乾嘉以后学术的独立性和学者的专业化倾向,更会发现,章太炎借由强调这种对立,完成了对儒学与经学的裂分。由此章氏解构了政治性的旧儒学,而创造了一种历史性的新经学。而这一工作进一步的思想方向则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再造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章太炎是五四学人的先导。

回到杜预--论晚清今古视野下的章太炎《春秋》学

清中叶以来,随着常州今文学的复兴,今古之争再次成为学术与思想领域的焦点问题。章太炎借助其对《左传》的诠释,对康有为及保皇党人所依据的《公羊传》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上溯到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术,甚至对今文家所尊奉的孔子,亦肆意贬抑。透过这种批评,章太炎的《左传》学最后标榜回到杜预,从而背离了清初以来驳正杜预的主流倾向。不难发现,章太炎的《春秋》学,表面上通过对康有为诠释《公羊传》的批评,发挥了《左传》中的思想,其实充满了基于党派意识的门户之见。

《文始》“且”族校笺及评议

宏观层面,《文始》“且”族以初文“且”为语根,以“孳乳”“变易”为线索,在藉义、阻义、助义、往义、粗义、壮义、始义等错综复杂的义通关系中建构“且”族系统。“且”族的宏观脉络基本上合理。微观层面,《文始》“且”族的很多结论在学界基本能达成共识,一些有争议的结论也能够启迪后学。《文始》“且”族也存在一些牵强、错误的结论,应高度重视《文始》的价值但不能处处迷信《文始》。《文始》词族中卓见与谬误往往杂厕而居,明其是,辨其误,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始》的学术价值。

《齐物论》的异样佛解——以《庄子内篇注·齐物论》与《齐物论释》为例

近人较多地从知识论角度来解析《齐物论》,从而易得出相对主义的否弃论。然晚明憨山德清与近代章太炎虽皆以佛解《齐物论》,但在异样的时代需求与教育观念下,他们不仅在文本主旨上存在着“齐‘物论’”与“‘齐物’论”的异样判定,而且在佛学的解读基点上亦存在着南宗迷悟与唯识思想的异样性。在运用“立于心旨与工夫”、训诂与唯识名相解析诸法的异样诠释方法的基础上,他们通过禅老思想与华严、般若以及西学的异样融汇解读,彰显出“世人迷真执妄”与“心之主动”的观念,建构出破执而归真宰与“不齐而齐”的异样图景。无疑,这无不与二人背后所深蕴的化解庄佛矛盾、解庄传佛、振兴佛教与用国粹激动种性,以及佛庄联手的最大化救世功能之异样解读意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章太炎进化观的历时性研究

1903—1906年间,章太炎的进化观发生了鲜明的“断裂”,在《訄书》时期,章太炎认同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至《俱分进化论》时期,他提出了善恶苦乐并进的俱分进化观,并把“俱分”进一步推扩为“文明”的定语;到《民报》时期,特别是在《齐物论释》中,批判线性进化观背后的理论根源逐步呈现出来,表达为“齐文野”的思想旨趣及对目的论文明观的深刻反思,对进化概念本身的批判实则是对诸如文明、进步等观念被用以将强权和暴力合理化、合法化、合目的性的危险的格外警惕,这是理解章太炎一以贯之之道的方便法门。

多元性与普遍性的弥合--章太炎以“齐物”解构“公理”的后果

章太炎在与《新世纪》派论战的过程中,深感“公理”对于个体的压制。他从“公理”观念形成的认识论基础与话语霸权两方面对其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以“齐物”思想取代“公理”的观点。为了避免“齐物”观念同样面临从认识论层面被解构的风险,他将“齐物”的合法性建立在否定名相以体证“真如”的基础之上,然而这却致使其价值指向徘徊于多元性与普遍性之间。章太炎最终以当下历史情境中的“人民”弥合了二者之间的裂隙。因此,“齐物”思想的价值指向并非多元或者普遍,而是回归于“人民”这一历史主体之上。

“自性”观念与鲁迅主体性思想建构

《民报》时期,章太炎提出以“自识”为宗、建立新宗教的主张,因此“自性”“自心”“自识”等佛学概念频频出现于章氏这一时期的系列论文中。受其影响,鲁迅在早期文言论文中也多次运用“自性”等佛教语汇转译西方新神思宗思想。鲁迅以“自性”对译施蒂纳“独自者”等概念,显然属于一种创造性的误读,但在西方主体论哲学的烛照下,源于佛学的“自性”观念却被鲁迅赋予了某种主体性价值,因而成为其主体性思想建构的起点。

章太炎齐物哲学对中国文化的破与立

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大量传统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理性、智识等观念极为推崇,而章太炎则以庄子的齐物观念对这些西方思想予以批评。在《辨性下》中章太炎认为文教国民更具智力,但却远离真如本性,陷入对概念系统的执着。这源于章太炎以其齐物哲学体系对进化以及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批判,也与章太炎反对维新的彻底革命立场相关。按章太炎齐物哲学,传统学术与西方现代思想都属于世间范畴,不悟本真,所以不能定一者为“公理”。不过中国文化追求“愚菴(愚钝)”这种“大智慧”,离本真更近,因此在文化选择,即“回真向俗”的过程中,应该尊重中华传统文化,而非一味追求西化。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章太炎国学教育思想研究--以国学演讲与讲学为中心的考察

在新旧更替的近代社会,章太炎秉持“学亡则国亡”的理念,面向现实,趋向未来,从政治与学术两方面探索国学的现代化发展。他以高度的自觉精神投身国学教育,极力主张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尤其注重用语言文字、经学、历史等民族文化唤醒国人认同感和救亡意识。在朝向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章太炎结合其旧学传统教育路径,并辅以现代教学理念,以传统小学为国学入门之基,崇尚相知相契的师生关系,规约国学教师的必备素养,以培养经世青年为国学教育目标,对近代中国学风与世风的转变影响甚大。立足时代语境,考察章太炎国学教育思想,分析其国学施教特色及蕴含的育人价值,对新时代国学经典教育的实施大有裨益。

乐观本体论、混沌宇宙观与进步不稳定性——谭嗣同的《仁学》与章太炎的回应

《仁学》在西方学者眼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中国古典文献对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框架重新诠释的作品,在中国学者笔下这是近代中国新儒学哲学体系融入现代性全球主义的一次大胆尝试,以求能与当时的国际社会在同一维度上对话。然而《仁学》中谭嗣同以其进化最终带来自由的乐观本体论为导向,援引佛教和道教中对有限性的传统解决方案,提出了超越时间的绝对平等观,这一观念遭到了章太炎的批驳。在章太炎看来,进化最终没有超越混沌,相反,它起源于时间世界,且必须有法律之限制,即基于法之平等与等级,官员和国家试图在此基础上将突发事件和混沌合理化。通过对二人不同哲学观的梳理与对比,清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士人对近代中国传统儒家哲学观念转向的尝试与辩论,这对于归纳传统中国儒家的哲学理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章太炎论董仲舒

章太炎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董仲舒的文章,但是在一些著作中对董仲舒进行了评判。章太炎在政治方面批判董仲舒为专制大一统帝国提供思想武器和主张“独尊儒术”等,其批判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学术层面对董仲舒的评判有褒有贬,对“春秋决狱”的批判则有些偏颇;在论述董仲舒与儒教乃至宗教的关系时,成功地运用了哲学和宗教关系的近代哲学原理,并有所发展和突破,值得高度评价。

章太炎对法家与法治思想的现代阐释

晚清以来,面对国内外社会政治发展态势,章太炎率先擎起法家的大旗,开启现代法家研究之先声。章太炎对法家历史的祛魅为研究法家思想提供了契机,在还原法家历史时,他重新廓清法家学派与法家思想的概念及其联系,并融合儒、法思想以重建法家的价值体系。面对西方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冲击,章太炎主张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强调因循传统和习俗来制定法律,镜鉴西方法治思想以熔铸中国的法治精神,并通过法家“著述定律”、法吏“听事任职”实践这一法治理想。虽然章太炎的法治建国思想含有颇多理想化成分,但他在法律准则的制定、法学学科的设置、法吏建设等方面的理念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他所倡导的法治精神也直接推动了现代法学研究的新探索。

学术与政治:双重视野下的章太炎孟子观

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如何重整传统文化资源来抵御西学的入侵,是有识之士面临的共同问题。尊荀抑孟是章太炎研究先秦子学,彰显自己经世用心时的整体立场。受制于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章太炎认为孟子以道德介入政治的路径过于理想化,无法切中现实之弊,不如荀子的政治治理思想务实、理性而有效验。因此,相比于其他诸子,对孟子的研究是章太炎学术思想中极为薄弱的部分。尽管如此,章太炎还是通过以佛解孟的方式对孟子人性论进行诠释,以外道的“神我”来诠释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这一命题,鲜明地体现了他在近代学者中比较独特的研究方式与学术特点。作为具有双重身份的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章太炎的思想观点亦有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用心,并经常因为二者之间的张力而使得其前后言说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略论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徵》的辑佚学体例

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徵》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七略别录》为对象,以完善马氏辑本为目标,剔除《汉志》“所录书目及其子注”以及“诸书叙录”集中呈现的佚文,表达了对辑佚条目“多”与“真”之间辩证关系的独特思考。章氏辑本承绪马氏,《别录》《七略》混辑不别,值得商榷。但章太炎依《汉志》分类框架确定佚文的类别位置,并根据“班氏省出新入”对佚文类别位置做出相应调整,较为准确地复原了“刘氏旧文”的原书篇第。尤其是,章氏佚文首列“《艺文志》所录书目”作为“起本”文献,使佚文各有攸归,并揭示了《别录》《七略》佚文与《汉志》著录在书名、篇卷等方面的异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钱玄同日记看章门弟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钱玄同日记来看,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海归”何燮侯和胡仁源主政的北京大学就有意引进留日的章太炎弟子,来挤压桐城派“老朽”。钱玄同与“假章门弟子”沈尹默成为《新青年》同仁,是主编陈独秀主动联络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不少激进的主张,其思想资源来自鲁迅、周作人等章门弟子,甚至还可以远溯到留日时期所阅读到的巴黎《新世纪》杂志。

晚清知识分子的帝国主义论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受到明治时代日本不同派别知识分子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并深入讨论帝国主义问题。梁启超等人接受日本近代国家主义者的论述,认为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帝国主义是19世纪以降国际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中国人应该明晰世界大势,认识到中国所处的险恶的外部环境,进而思考振衰起微之道。章太炎、刘师培则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从经济层面与哲学层面剖析、批判帝国主义。而从晚清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梁启超等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虽然意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巨大危害,但缺少构想一种更为平等与公平的国际秩序的契机。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一字”研究(二)

“一字”是《笔记》中用于说明一组同源词字形有关联、词义相同、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术语。通过对《笔记》“一字”的内部考察及与《文始》的对应,可对《笔记》“一字”的性质有深入认识,可加深对《文始》“变易”及章太炎词源学思想的理解。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一字”研究(一)

“一字”是《笔记》中用于说明一组同源词字形有关联、词义相同、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术语。通过对《笔记》“一字”的内部考察及与《文始》的对应,可对《笔记》“一字”的性质有深入认识,可加深对《文始》“变易”及章太炎词源学思想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