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秉林先生的教育家精神

钟秉林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教育家。他毕生忠诚于党和国家教育事业,从青年时代赴延安插队兼任民办教师,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再到远渡重洋、英伦留学,学成后毅然回国报效祖国。钟秉林先生先后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等重要职位。他始终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不遗余力推动我国各项教育事业改革创新,为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钟秉林先生的社会头衔很多,但他经常自谦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最在意的身份就是教师。钟秉林先生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乐教爱生、甘于奉献,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用身体力行诠释践行着教育家精神。

钟秉林先生的本科教学评估理念与实践

钟秉林先生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特别强调本科教学评估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重要性,并为本科教学评估制度完善做出了突出贡献,对我国本科教学评估工作推进产生深远影响。钟先生分别以参与者、领导者和主评者的身份,深入体验了我国本科教学评估的初创、发展和不断走向成熟过程,对本科教学评估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钟秉林先生客观评价了首轮本科教学评估所取得的成绩,将之归纳为“六个促进”,并对本科教学评估制度改进提出了“四个促进、四个发挥”观点,致力于实现“五个转变”“五个更加重视”目标。这些观念与实践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的启示和影响。

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中庸思维的调节作用

作为新兴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对员工的工作动机、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在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鲜有文献涉及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如何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能力—动机—机会(AMO)”框架,探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通过对三阶段349份有效样本的分析发现,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庸思维会进一步强化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主动变革行为间关系,且该调节效应会被工作重塑中介。

“苏报案”事件与近代革命诗歌的发展

“苏报案”中章太炎和邹容借《苏报》向清政府的统治发起挑战,事件发生后文人普遍吟咏,文字的力量催生出群体效应。围绕章、邹入狱,沈荩被杀,邹容牺牲等子事件产生了许多诗歌,这些诗歌成为诗歌史上的重要篇章。此后革命派诗歌更加注重诗歌的情性,不断学习魏晋诗歌的风骨,革命也成为一种思潮。“苏报案”事件成为诗歌史演进的推动力,诗歌借助报刊广泛传播影响了事件的演变发展,事件引发的思想风潮也促进了近代社会变革。

“这种人”负面评价意义的规约化

短语“这种人”高频用于负面评价,且类型丰富,经常与贬义“指人NP”、贬义属性谓语或修饰语共现。从立场表达三角理论来看,“人称+这种人”是立场表达者对特定主体或客体的负面评价。“语境吸收”“礼貌原则”和“概括机制”是“这种人”负面评价倾向形成的主要机制。

结合国标对翡翠的种进行分级

翡翠的种一词起源于商业活动中,因在翡翠质量评价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而被广泛地推广和使用。于2009年国家颁布了翡翠分级的国标,明确给出了翡翠的定义和透明度、质地、净度、颜色、工艺的分级标准。这极大地促进了翡翠行业的规范性发展,也让其迈向国际市场更近了一步。截至目前,该国标中尚未涵盖种的介绍和分级并且专家学者们对种的概念认识不一,不仅造成了业内人士和学者们的理解困惑也给翡翠质量评估带来了阻力。因此,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翡翠分级的内容,笔者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并以翡翠分级国标中相关内容为基础,从材料学的角度提出了“六面体结构”,详尽讲述了翡翠的成分、相组成、结构及密度、硬度、韧性、强度、抛光性对种的影响,提出了种的评价多因素论。在商业中,种的称谓多为形象描述,类别较多且十分混杂并不适用于翡翠的分级标准。本文列举了种分级的各类影响因素并分析了多因素间的相关性且进一步对它进行简化和归一,最终提出采用表面粗糙度这一指标作为种的分级标准,依此对种划分了四个等级,即好、较好、较差、差。

钟敬文傩文化学术思想研究

钟敬文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一直报以拳拳之心。他毕生都为民间艺术奋斗不止,对傩文化发展给予了高屋建瓴的指导思想,做出了切实可行的具体贡献,对傩文化的发展起着奠基性作用。从钟敬文对傩舞傩戏的科学归类、傩文化思想精髓的阐述、包括傩戏傩面在内的民间艺术的定位、傩戏向戏剧演变的一般规律的概括等学术研究,能够勾勒出他的傩文化学术思想——民间艺术是人民文化的瑰宝。

楚文字“砫”字补说

关于楚文字中“砫”字构形问题,学界一般认为从石主声是“重”字异构。汉语中的“重”,有“古代丧礼中在虞祭之前,用木制成暂代主牌以依神之物”之义。我们结合相关文献及考古资料,认为“砫”当看作从石从主,主亦声的字。我们认为“砫”为“重”字异构,与古代丧礼中虞祭之前暂代“主”用来依附死者灵魂之“重”密切相关。秦灭六国,“重”行而“砫”废。但是,“砫”的一些义项则保留在“重”字中。

基于史源学考察的金中都城门问题补证

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燕京,称金中都。《金史·地理志》记载中都有城门十三,而《大金国志》《金虏图经》《析津志》等文献却称金中都城门十二。针对这两种不同说法,自清代以来学者多有解释讨论,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金中都城门初有十二,后于东北增辟光泰门,成十三之数,又正北“通玄门”曾改名“清夷门”。但这一论断的得出缺乏对相关文献史料源流的充分辨析,且对增辟光泰门及改通玄门名的时间亦论证不清。实际上,其实若从史源学的角度出发,重新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厘清源流,既可补证上述论断,还可进一步推定金章宗为游幸万宁宫的便利而增辟光泰门,“通玄门”改名“清夷门”则是金宣宗迁都汴梁后因避忌蒙古而追改的结果,进而丰富我们对金中都城门制度的认识。

清代雍正时期黄中海道针经考释

黄中海道针经,是雍正五年至七年由文登县知县黄中,根据邑中长老口述而加工编撰的一段从天津至山东自北而南沿海航行的指南。雍正《山东通志》将是段海程收录,这是目前所见最接近原始记录的文献。是部海道针经,详细记叙了沿山东半岛一带海域的地文、水文与气象现象,并总结其规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实操性,它代表了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海洋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同时,它展现出一幅沿线生民捕鱼、商贸、信仰与国家海上管理的清晰生动图景。对黄中海道针经的考释,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层面上的河运海运之争,清代因袭明重农防海的基本国策,由此构建出的一套话语体系,不但遮蔽了繁忙发达的海上往来,而且极大地延迟了海运替代河运的时间。

释西周金文中的“虐”字

西周金文选钟乙“虣(暴)虐”之“虐”写作“”,从卜、虎会意,表示以兵杖搏虎,为“虐”之初文。“(虐)”字的造字意图与“虣”字之表示以戈钺搏虎相类,对应的词也意义相近,故文献中常见“虣(暴)虐”连言。■盨铭文“虐”所从“匕”、《说文》“虐”篆文所从“爪”,均为“卜”形之讹变。《说文》对“虐”字形、字义的说解,以及目前学术界将“虐”字追溯至甲骨文从虎抓人形之字的主流意见,均不可靠。西周金文霸姬盘中的“”字也应释为“虐”,读为“效”,义为致送。

经世的庄子与庄子的经世——论钟泰对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开显

历代解庄、注庄者在诠释庄子思想时,多将庄子视为岩穴之士,而忽略了其思想中所具有的经世之志与治理主张。钟泰则通过对《庄子》文本的分析,在梳理庄子形象变迁的基础上,指出了庄子思想中所具有的忧患意识与现实关照。他认为《庄子》内七篇完整地阐发了庄子本人的内圣外王之道:《逍遥游》阐明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价值指向,《齐物论》为内圣外王之道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养生主》指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修养工夫,《人间世》则阐发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智慧,《德充符》则诠释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在关联,《大宗师》与《应帝王》则论述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实施路径。以此内七篇为基础,钟泰分别细致剖析了庄子内圣之学与外王之道的具体含义,彰显了庄子经世思想的内在逻辑,为理解庄子治道思想开显了政治哲学视域下的诠释路径。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程端德等五位安徽作家为中心

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代表着迄今为止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遗留的问题。现在就程端德、黄中、程岫、梅清、刘鸿仪等安徽籍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释“解”与解“释”

在春秋晚期以降金文、竹书等出土文献资料中出现的“■”字,与“巨”字形体有别,且词义无关,应是“接中”之“解”的表意初文,原指器物的关节连接处。出土文献中的“不■”“毋■”即传世文献之“不解”“匪解”,又作“不懈”;“■冻”即“解冻”。三晋货币面文“中都”等之“中”或有讹作“■”形者,与“■(解)”并非一字,只是同形关系。邹国陶文之“■”字,应分析从■(解),■声,是为“解释”之“释”所专造的形声字。

钟嵘、刘勰对于晋宋诗学状物追求的真实态度

面对晋宋诗学呈现出的重视文辞、追求写物的倾向,钟嵘和刘勰均提出了一定的批评意见。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此乃钟、刘对晋宋诗学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实际上,二人并未否定晋宋诗学的状物、尚辞倾向,亦不曾主张以应物斯感的比兴传统来纠此写物倾向之“偏”,更未因此否定晋宋诗学的价值。而晋宋诗学也并非是所谓“物”现而“感”藏。

市场联结与要素流动:开中盐法对明代西南边疆市场的影响

西南边疆是明代开中盐法实施的重点区域,开中盐法的推行在充溢边饷的同时也为边疆市场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政府制定差异化的中盐则例,形成了一种市场力量,引发内地商业资本和商人群体等经济要素向边疆地区流动,为边疆市场发展注入了经济活力。在开中盐法的吸引下,有不少内地商人进入云贵地区落地生根,撬动了西南边疆粮食市场的发展,同时也培育了本地商人群体。在内地商人与本地商人这两个市场主体的共同作用下,西南边疆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内地市场的联系也逐步加强。

“中原”之“中”的历史演进与逻辑展开

在中华文明演进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常”也有“变”。“常”是本质性规律,“变”是创新发展,在“常”中已孕育着“变”之机,在“变”中又蕴含着“常”。中华文明的演进,只有在对其创新发展规律的考察中,才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也唯有此,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以不变之变应对世界变局的万变,拿出解决中国问题、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案。“常与变”可以用“中”字来概括,“常”就是“中正”“中庸”“中和”,变就是“中通”。“中”的概念由地理与政治上的“中原”发展而来,继而从文化层面上升到哲学的概括:由“中”而“中道”——“中庸”“中正”“中和”“中通”,“中原”之“中”是中国文化的本根。

舞蹈作品《钟馗》的文化内涵与当代表述

当今“国潮”风尚“来势汹汹”,中国古典舞作品频频“破圈”,《钟馗》以其独特的古典舞本质特征和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成就了经典,可以说是“国潮”风尚的先行者。现实社会生活是舞蹈发轫的根基,钟馗虽是观念中的“神”,但其本质仍立足人民现实生活,仍以人为原型,是思维具象化的产物,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神话人物“钟馗”在胡岩的编排下,实现了以中国事、中国形,讲述中国情的艺术表达,人物形象在动作、技巧的塑造中,在中国美学的审美范式中,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厚性,进一步证实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论断。传统的延续不曾停止,随着时间的洪流一直滚滚向前,鲜活的血液不断融汇,以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为依托的作品层出不穷,舞蹈艺术以其独特的言语方式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发展与发声。

钟秉林先生拔尖创新人才思想探析

钟秉林先生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钟秉林先生指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他将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分为智力水平、创新性、综合素质和家国情怀四个主要方面,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分为知识、能力和情意三个方面,他倡导建立多主体协同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培育多样化的拔尖创新人才队伍体系、优化拔尖创新人才的科教融合体系、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支持体系,为推进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以及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有益参考。

钟秉林先生创建高水平民办大学思想探析

创建高水平民办大学是钟秉林先生民办高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我国民办高校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钟先生认为高水平民办大学应具有明晰的目标定位、一流的人才培养质量、丰富的资源保障、浓郁的校园文化和育人氛围等核心内涵。钟秉林先生高水平民办大学思想体现了坚持现实性与前瞻性的高度统一、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通、宏观与微观的和谐统一、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共同发展等鲜明特征。创建高水平民办大学思想,在推进民办高校规模与质量并重、理论与实践共生、宏观与微观协调、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完善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充分吸收并深刻领会钟先生关于创建高水平民办大学的内涵、特征及其价值,对民办高校坚持高水平发展目标、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带动内涵建设、提升资源开发能力、注重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