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人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春雨草堂为中心

清初的文人雅集活动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鼎革巨变,基于易代本身的残酷、易代史事之于汉人的严重性及其历史记忆的创伤感,置身泛地化、泛政治化的混层型社会文化群落,清初文人在公开场域的雅集唱和呈现出创作思维的趋同性和文学书写的类型化特点。寄情林泉的隐逸诗、以文会友的酬赠诗、诗酒风流的任诞诗、发幽阐微的心志诗都濡染了时代风习,是特殊历史语境下进退失据的汉族文人游寓、聚合、交际、抒怀的典型写影。清初文人雅集的泛地化流动形成了文人群落—群丛—文化圈的网络化延展,具有延续性、开放性和经典化意义。泰州宫伟鏐之春雨草堂成为彼时江南一隅的文渊诗薮、文人重要的“精神桃源”,南北文士躬亲与会,其诗文化活动成为清初江淮流域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对认识、审视清初文人雅集与文学书写具有代表性意义。

《春秋》的“早期书写”特征与中国史学精神

作为中国现存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仅有2万余字,以极其简要的文字辑录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大事,但是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内容,被列入儒家“六经”。它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开头的大纲式书写,包含了自三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春秋》简明扼要的书写形式,包含着中华民族从早期书写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写作经验,在长久的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的思想认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它那“笔则笔,削则削”的书写原则和文字技巧,蕴含了丰富的《春秋》大义,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史学精神。

《咏春调》与张执浩的“中年写作”

已过天命之年的诗人张执浩于2024年发表新作《咏春调》。诗集收录了诗人2017—2022年的诗歌作品,这是诗人在人生和写作行至“中途”的创作结晶,体现出欧阳江河所言“中年写作”的意义。张执浩的“中年写作”不是年龄阶段与写作这一行为的简单叠加,而是关涉写作视角、写作意识和诗学观念的“变”与“不变”,反映出诗人对于生命时间的深刻理解和诗歌美学处理上的内在追求。张执浩把“中年写作”还原到一个诗人的具体诗歌场景,作品折射出丰富的美学特征、抒情特质;诗人以“回忆录”的目光和对时间的“重新发明”,对“时间”和“回忆”的诗学质素进行新的审视和表现,同时,恪守直面、背负生死和创痛的文学伦理,在焦虑和苦涩中让“诗意”生长,在“疼”与“苦”中生发爱。“中年写作”也因此体现出生命风格、诗学品格、承担意识的高度综合。

《审音鉴古录》贴旦身段论——以《牡丹亭·学堂》《西厢记·佳期》为考察中心

《审音鉴古录》中关于昆曲贴旦的身段记载,与后世舞台呈现相比,虽有细节、动作、表述习惯与称谓的不同,但已奠定后世昆曲表演的基础。贴旦的身段较之旦角其他家门有大开大合之处,在表演中把握精准与适度,是《审音鉴古录》在旁注中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贴旦身段的变化,亦要纳入舞台创作规律及戏剧史的进程中加以考量。

“直道”与“曲笔”:朱子《春秋》学基本精神探微

朱子于《春秋》未尝有专著问世,然朱子《春秋》学实存在非常丰富的内容,且无不吻合于其理学的基本精神。简而言之,朱子将《春秋》理解为孔子“圣人之心”的自然流露,相比于后世学者以“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论《春秋》,孔子《春秋》的基本精神在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圣人与学者之间存在着“直道”与“曲笔”的基本分别。由此,朱子主张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去体认圣人《春秋》“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的宗旨,而反对通过前代学者的“条例”之学“委曲”地理解《春秋》之义。

死亡意识、荒诞叙事与草原书写——渡澜小说《傻子乌尼戈消失了》《谎言之春》释读

内蒙古90后女作家渡澜以荒诞味十足的短篇写作记录下草原的变化,她的小说建构离不开家园荒芜、生态危机的表层叙事与重重叠叠的“死亡”意象。如此碎片化、荒诞化的叙事使得内蒙古小说除具有本土性的特征之外,又具有了美学上的前进。它突破了经典的写实叙事的藩篱,无法界定,无规则可寻觅,但却角度刁钻地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早熟的现代性与延期的游牧文明,可以无止境地相互激励、共生缠绕,走向更远的远方。

传统村落式乡村转变的文化反思——以格非《望春风》为例

21世纪以来,乡村生活图景的变化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村民个体心态的转变。返乡小说《望春风》延续了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叙事路线,标志着作者向现实性乡土题材的不断靠拢。作者对传统乡村叙事方式进行现代性转换,聚焦于传统村落式乡村艰难变革的社会现实,展现村民个体在变革中的成长经历,呈现城镇化发展之于乡村的多重影响,探寻乡土精神重塑的可能性,继而在文化层面传达了知识分子格非对于当下乡土文明的冷静反思。

中国史学传统视域下的《易林》史学思想研究

中国史学发展两千余年,并非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述,无思想可言。中国史学中的优秀传统,如孔子之“春秋笔法”、董狐之“书法不隐”、史迁之“通变”思想,等等,便是传承不绝的中国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也被西汉易学大师焦延寿所继承、沿用,并在其象数易学著作《易林》林辞中,有着显明、详实的体现。《易林》林辞所具备的史学思想,既充分展示了《易林》史学价值,让世人认识到其不仅仅是一部象数易学著作,更是蕴含丰富史料、有助于考索史实的经典文献。同时,《易林》林辞所具备的史学思想,也对那些认为中国史学无思想可言的外国学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而这也正是《易林》史学思想价值之所在。

跨文明视野中的《寂静的春天》和《狼图腾》环境启示录书写:对话与互鉴

环境启示录书写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文学创造性干预环境危机的一项预警工程。美国生态文学家蕾切尔·卡逊的自然书写名篇《寂静的春天》和中国作家姜戎的生态小说《狼图腾》都是环境启示录书写的力作。文章透过跨文明视野解析了两部著作环境启示录书写的主要内容,指出了二者在环境启示录书写上的契合和差异,并借此开展跨文明生态对话,既彰显了不同文明或文化所蕴含的环境经验的独特性,也探讨了不同文明或文化在生态议题上互鉴和合作的可能性,以期对国内的生态文学创作有所启迪。

“春秋笔法”与《左传》的书写

春秋笔法是孔子在修订鲁国史书《春秋》时体现的一种史书写作手法,《左传》为解经之作,左丘明对“春秋笔法”作出了较早且精要的诠释,总结出“春秋五例”。它在材料取舍上“笔则笔,削则削”,在表现手法上“以一字寓褒贬”,在内容写作上倡导“微言大义”,被后来的学者不断放大,使其由一种史书写作手法,演变为跨越经学、文学、修辞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作文方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春秋经、传中庄公元年“文姜孙齐”笔法分析

春秋笔法评价事件或秉笔直书或委婉曲折,言简意赅地表达微言大义。《春秋经》和“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耗费大量篇幅记载鲁桓公之妻文姜出奔齐国的一系列行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春秋笔法。其直笔揭露文姜屡次出奔齐国的违礼行径,曲笔婉而多讽地揭露文姜违礼后受到的惩罚,以及“绝不为亲”传达的儒家“大义灭亲”的理念。

《左传》中的鬼神、人与梦

《左传》中的鬼神现象,由鬼神发出,以梦等异象为媒介,以卜筮为破译工具,最后到达人类这一接收终端,是一种预言信号。鬼神与人之间是由单向崇拜到双向羁绊的关系,具体表现在鬼神与氏族间的共生互赖关系,与统治阶级之间籍由“信”而由单向服从到双向约束与利用的关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互相主宰关系。作为媒介的梦现象描写,体现了《左传》中虚构描画与缜密逻辑的浑然一体,微言大义,跳跃叙事,为后世记梦文学之滥觞。

小说化史笔与异时代审视:《千忠戮》儒学理想构建的实现

对明代“靖难之役”这一母题的书写作品众多,而清代传奇《千忠戮》较其他前代正史与笔记小说在视角和主题都有着突出的特质,这主要表现为小说家与史家笔法相结合的书写形态,以及明清易代后更为自由客观且独具时代特征的异时代审视。这两者分别通过内部的情节书写和外在的视角依托,对戏剧文本完成了全方位的形塑,而最终又都统摄并旨归于以传统儒学理想为内核的戏剧主旨的构建。

乡村社区营造的基本方略:符号化与空间化——基于安徽省香泉-温泉小镇社区营造的观察

社区营造理论发源于东亚国家及相关地区的社区营造实践,中国理论界对于社区营造的理论也予以了多学科的关注。从中国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乡村社区活力的激活和内生机制的建立将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社区营造是考察乡村社区活力提升的一个新研究视角。因此,中国乡村社区营造方略是什么及怎么做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对温泉小镇社区营造的实践观察,以社区营造理论为依托,以社区营造经验为参照,指出中国当下乡村社区营造的策略,即符号化与空间化。提出以符号的方式呈现乡村性、地方性、乡土美,并打造具有生活感的物理空间、具有社区感的社会空间、具有家园感的文化空间的理论构想。乡村社会关系的再造是中国乡村社区营造的未来方向。

史迁笔法:寓论断于序事

如果说孔子“春秋笔法”主要表现在“一字定褒贬”的修辞层面上,那么史迁笔法则将其扩大为篇章的叙事结构上,人物形象的描写上,乃至《史记》全书的整体布局上。寓论断于序事作为史迁笔法之一,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述而不作,借史料之取舍传心中之隐曲;据事直书,词不迫切而意独至;侧笔旁议,托他人之口代作者之言。

中国女性文学纵览

中国女性文学从遥远的历史深处走来 ,穿越时空 ,把女性自己写进文本 ,在历史长河留下了稀疏却温暖的灯光 ;“五四”运动将中国女性文学喷发成潮流 ,近百年来 ,中国女性文学在女性独立意识和价值上寻觅探求 ,并由外部世界逐步向女性内部空间挺进 ,在爱情、事业、姐妹情等古老又新奇的层面进行了执著又迷惘的文化探险 。

试论春秋笔法及其历史书写中的客观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笔法是孔子设立褒贬的标准,是一种历史书写主观意识的体现。然而《春秋》的书写中本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反映客观历史的,即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二是反映主观意识的,即书写者的主观判断。历史文本是主体(书写者)与所记录客观对象(史事)结合的产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春秋》对史事的记录是经过判断的结果。而史官(孔子)的判断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史实的认定,即客观史事首先要经过史官主观的分析与决断,是书写者所认定的客观真实,但其认定的事实受礼法传统的影响,要理解他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不应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体系;二是史官的书写规则,即把经过分析认定的事实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也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客体化为春秋笔法,是那个时代历史观念的一种客观体现,在史官传统及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中不断得以固化和加强,是历史真实赖以存在的条件。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我国现存隋以前经、史、子之外散文文献的总集。但今天看来 ,问题很多 ,而先秦一段问题最为突出。本文是正在编辑中的《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该书对严书除补阙、删伪、正误之外 ,无论在收录时间上限、收录范围、编排顺序还是校勘、作者小传等方面 ,都有大的改进 ,使之更加科学 ,能更好地反映先秦史、先秦文献、先秦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该书将完全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编排 ,一般以最早记载文本为底本 ,加以校勘 ,并对真伪、作者、时代等加以考订和说明。

修辞策略中的“作者”——西汉“孔子作《春秋》”说的话语实践

"孔子作《春秋》"说在中国经学历史上兹事体大且历经纷争。在比较诗学的研究视域下,福柯"作者功能"理论为重新讨论西汉时期的相关言述提供了新进路。孔子实际上是以"作者功能"的形式被征用和整合进不同的话语实践之中,为不同的话语意图服务,而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具体的修辞策略来加以论析。孟子、董仲舒、司马迁三者有关这一命题的叙述具有不同的修辞特征,体现了不同的话语策动机制。通过对孔子这一至上权威的占用,儒家学者们掌握了《春秋》的解释权,也获取了对君王权力的制衡能量。

春秋会盟文化与盟书的文体结构

随着会盟的频繁,盟书的创作和应用在春秋时代达到顶峰,形成了以会盟日期、与盟成员、会盟缘起、盟首及诅辞五大要素为基础的文体结构。春秋盟书是记录春秋会盟制度的活化石,流传下来的那些片言只语,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春秋盟书奠定了供后世袭用的文体结构,也产生了一些套语,成为盟辞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