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歌用韵研究——以《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为例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以木公为中心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著述是木氏家族精神和文化的集萃,他们的诗歌深深烙印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史与多样的民族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其诗歌用韵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往融合痕迹较为突出。

明朝木氏土司的文化认同研究

明朝木氏土司的文化认同表现在文学、宗教、建筑、艺术诸多方面,尤其是文学方面更为光彩夺目,其中对儒学的引进和融合是其文化认同的核心,而木氏土司的文化认同是其与周边各民族及与中央王朝的民族冲突和融合中实现的。穷波讨源,汉族和纳西族的同源异流的关系以及两者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共同文化基因是明朝木氏土司文化认同的文化渊源;明代及此前诸代,纳西族与周边各民族和全国统治王朝的融合、冲突是木氏土司文化认同的历史动因。

汉藏间的抉择:明代丽江木氏土官的文化认同研究

明代丽江府位处川滇藏三省交界地带,是汉、藏与麽些文化的交汇之所,此地麽些木氏土官家族成功地奉行一种双轨制的身份表述策略,一方面攀附强势的汉文化以求洗脱其“边鄙蛮夷”的族群身份,另一方面又面向康藏高原拓展军事和宗教上的辐射力。基于此探讨明代丽江府木氏土官家族如何借助文学、礼仪和宗教艺术来建构族群身份,抵抗“汉化”所喻指的整齐划一的历史叙述,如何在面对外来社会力量时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调节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滇西地区独有的文化表述。

论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的兼收并蓄及其影响

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忠于中央王朝 ,以维护滇西北的安宁与稳定为己任 ,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 ,开采金银矿 ,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同时 ,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采取兼收并蓄政策 ,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方面 ,并对以纳西族为主的丽江地区多元化宗教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丽江木氏土司与鸡足山法缘关系考

身处汉藏之间的纳西族在历史上深受汉藏文化的影响,自元明以来,尤其以丽江木氏土司为代表的纳西族精英群体以佛教为纽带,勾连汉藏文化:身体力行,弘扬汉藏佛法,与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领袖、高僧名士均建立有深厚的法缘关系。全文从历代丽江木氏土司的鸡足山佛教建筑修建功德;丽江土司木增延请江阴徐霞客修撰《鸡足山志》的起例发凡之功;徐霞客与木氏土司的友谊及其与鸡足山汉藏佛教显密圆融之关系三个方面,回溯了明季清初木氏土司家族与鸡足山的种种法缘关系及事迹,彰显了木氏土司学习沟通汉藏文化的种种努力,兼论徐霞客与木增问的隆情高谊;鸡足山为交流平台的汉藏佛教关系的历史缘起及其深远影响。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因素探析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的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发展和纳西文明的进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历史上滇西北区域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历史因素、地理环境、政治生态、主流政治文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等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各层面的因素都对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纳西族以共同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

清代穆坪土司及其土兵“安勇”事迹考述

学界对穆坪土司的研究极少,而对穆坪土司土兵"安勇"更是无人研究。穆坪土司作为一个在我国历史上前后共存在五百五十余年之久的藏族土司,其可以考述的事迹极其丰富,也不乏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其中,主要闪光点之一便是穆坪土司的土兵——"安勇"的事迹。在清代土兵制度日臻完善的大背景之下,"安勇"曾为清代川西北地区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质言之,"安勇"对清代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和巩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真实还原穆坪土司及其土兵"安勇"事迹有助于推动我国土司制度的研究。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丽江木氏土司诗文研究

国家是"国家认同"的客体,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就是一个个封建王朝,而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集中体现于王朝认同。云南丽江木氏土司历经元、明、清三代,始终忠君爱国、勤政爱民、护土保疆,并见之于诗文创作,他们与中央王朝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思想情怀,希望国泰民安的政治抱负便是其诗文创作的主旋律,且有不少诗作还触及下层民众疾苦,闪耀着民本主义思想光芒,折射出强烈的国家归属感及国家认同意识。

科学辩证地看待不同时期的民族文化价值——以“东巴不进古城”为例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扬弃、沉淀生成的,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多元性、开放性等特征。东巴文化本身融合了本教、藏传佛教、儒释道文化而得以发展,构成了丽江古城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而明清以来以儒释道为内核的汉文化长期在丽江传播过程中,与纳西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新型的民族文化。从发展的、全面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不同时期的民族文化价值,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要求相符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这既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明清以来藏传佛教在丽江的传播及其新特征——以人类学理论为视角

纳西族与藏族地缘的接近,民族的同源,双方的互往使彼此间的文化不断交融。尤其是明清以来,在宗教认同、宗教冲突、族群冲突背景下,木氏土司与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共同利益诉求使得彼此间互往频繁,并带动云南丽江地区藏传佛教大发展,出现信徒众、寺院多、佛经精的特征。然而,由于该地区特殊的土司制度以及不同于藏区的民风、民俗,藏传佛教传至丽江后在生活习俗、服饰、饮食起居、礼仪典章制度、建筑佛画、造型艺术、寺院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同于藏区藏传佛教的特殊性,且具有明显的宗教去政治化倾向,属于明显的"政教分离"。

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

清初, 随着中央封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 滇西北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丽江木氏已经走到了内不为土民所忍、外不为清政府所容的境地, 最终于清雍正元年 (1723 年) 以和平的方式被改土归流。改流后, 木氏苦心经营的统治秩序被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取代,纳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多元化社会趋势进一步加强。

丽江木氏土司与滇藏贸易的兴起

滇藏贸易对滇藏间广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木氏统治该区域时,迁移人口、控制基层、扶持多教、兴修水利、修路铺桥、发展农业、开发矿藏、推崇商贸,为滇藏贸易的兴起做了大量基础工作,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木氏宦谱》所载木氏土司联姻分析

土司制度在丽江地区设立之后,木氏土司政治势力日益发展壮大。为了稳定既有的权力格局,巩固与发展在当地的统治,木氏土司以联姻的方式与周围的土司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网,这不仅调节了联姻土司之间的关系,扩大了木氏土司的势力范围,还巩固了其在滇西北地区的统治地位,增强了与中央王朝政治博弈的资本。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土司文学研究--以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文学世家为例

丽江木氏土司与容美田氏土司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不囿于本民族文化的窠臼,积极学习主流文化,主动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既为本民族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文化空间,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夯实了文化根基。他们已经形成了自觉的中华文化认同,其文学创作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彰显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丽江木氏土司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关系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地区相关研究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多个民族的聚居区更是备受推崇。我选择此课题,希望能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调研结果进行相关补充,对不同民族和宗教地区的互动状况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分析不同历史大背景下丽江木氏土司对不同藏传佛教教派的选择是基于怎样的历史和现实考虑,对不同阶段的特征进行总结并分析选择不同教派的相似性,以期可以更好地对我国民族地区的文化宗教交流了解,推动民族发展和繁荣。

论明清两季木氏土司势力扩张与资源争夺

金沙江流域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境内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是一个集边疆安全、生态安全、多民族族际经济文化交流为一体的整体性多功能富集区。木氏土司在明朝统一云南过程中立下战功并积蓄实力,“大一统”后,明朝意欲通过木氏土司政权掣肘滇藏川毗连区地方势力,维护边疆安宁,木氏土司进而充当了“中央王朝与滇蜀边区诸土酋间的主要协调者与代理者”,获得了这一区域的统治权,并展开了一系列以资源掠夺为导向的开疆拓土活动。

明代纳西族土司文学回瞻

木氏作家群的出现是一个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少数民族土司家族创作汉文诗歌并形成鲜明气象代代相传,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汉文化与纳西族文化的文化内核相似决定了两种文化间的天然亲和,就像两个志向相同的人很容易成为情投意合的伙伴一样。

从政治景观到宗教图像:丽江壁画的图像学研究

丽江壁画在明代前期以道释题材为主,自明代中叶始有藏传佛教题材内容,清代之后几乎全是藏传佛教题材内容。文章站在图像学研究视野下,认为前期壁画是木氏土司在丽江树立的一道政治景观。中后期壁画受藏传佛教影响越来越重,最终变成了纯粹的宗教图像,再无政治寓意。

云南高氏土司和丽江木氏土司历史上的联姻

明清时期,高氏土司和木氏土司曾世代联姻。高氏家族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个名门望族。元明清时期,高氏土司长期统治鹤庆、永胜、姚安三地,木氏家族也长期统治丽江,木氏土司声名威镇滇西北。高氏土司和木氏土司的联姻属于典型的政治联姻,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虽然各个时期双方的联姻形式上相似,但实质却有很大的不同。

丽江木氏土司承袭的“任”与“代”问题

丽江木氏土司共传袭23任，其世系则为21代。木氏奉行嫡长承袭制，但出现了弟袭兄职的例外，承袭的“任”与“代”不一致，加之木氏宦谱记载的差异，造成了许多论著和资料沿相引用中的混淆。木氏传袭宜以“任”计，不宜笼统地以“代”计；或以“共传世××代、××任”来表述，更为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