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和穆旦对T.S.艾略特接受的比较分析

T.S.艾略特对卞之琳和穆旦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表现却有所不同。在形式和手法上都借鉴艾略特的同时,卞之琳的诗歌也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许多审美特征;穆旦的诗歌表面上完全西方化和背离传统,但在其精神内涵和艺术手法上,古典和传统的因素依然存在。

20世纪40年代批评视野中的穆旦

20世纪40年代是穆旦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是穆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从40年代初期到40年代中后期,穆旦作为学院派青年诗人受到老一代诗人的重视,同时得到具有学院背景的青年批评家的积极评价。本阶段穆旦研究的意义在于:在世界现代诗歌传统的背景上以比较文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心理学等方法对穆旦及其诗歌作品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和评估,对穆旦的出现做出了及时的和积极的反应。

诗情不因苦难而改变——论穆旦晚年诗歌创作的品格

穆旦是九叶诗派最重要的诗人,他的一生,是与苦难相随的一生,但他从来都没有屈服于苦难。他以超于常人对苦难的敏感与承受,显示出了一个诗人的宽阔襟怀与高尚的人格。文章试从诗人晚年诗歌创作来探寻诗人高尚的人品与诗品。

“把一切轻浮的欢乐关在城外”——对穆旦1976年诗歌创作的读解

1976年这一年对于穆旦充满了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身处“文革”漩涡中的历史见证人,他不仅是苦难时代依然保持诘问的诗人,同时还担当了一个孤独的寓言家的角色。而诗人身份向翻译家身份的转变则体现了穆旦于时代漩流中以一个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姿态重新抵抗压制,在万马齐喑中寻找新的表达途径的努力。在这一年的诗歌里充满了他对整个时代所作的思想和人格的双重批判,也显示出绚烂与沧桑之后复归于平静从容的个人风格,表现了一个智者在目睹了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之后的苦涩、深沉与洞察力。

穆旦诗歌译介综述

20世纪40年代,穆旦诗歌的艺术风格与诗学传统就引起国内诗人和评论家的关注,并介绍到我国的港台地区以及英语世界。但在20世纪50—70年代,二十多年国内外穆旦诗歌的翻译与研究几乎都停止了。1980年代后期,穆旦诗歌的译介重新活跃起来,一些国内和海外华裔学者,日本以及英美的学者先后译介了穆旦的诗歌,使原本就有“世界诗歌”风味的穆旦诗歌在日本、英国、美国有了喜好者。

雪莱对穆旦创作的影响

穆旦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建国前,翻译浪漫主义作家的诗歌是在建国后,但穆旦在西南联大时直接接触雪莱的英语原著诗歌版本,因此创作无形受到雪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强烈的抒情气质、抽象名词拟人化的诗歌技巧、黑夜和死亡的意象移植三方面。

形式的诱惑与选择——议查良铮翻译对其后期创作的影响

诗歌的翻译对穆旦后期的创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穆旦在解放后致力于诗歌的翻译,主要集中于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自身的诗歌创作相应受到翻译潜移默化的影响,面临更多的诗歌形式的诱惑与选择。这一过程与痕迹,比较穆旦前后期诗歌就可以看出:其后期诗歌诗歌创作更加注重形式的严谨,穆旦创作的诗歌中具有整齐的格律风格,后期更注重诗歌的节奏与音乐性。

童年作为抵抗——论穆旦诗歌中童年主题意象的审美内涵

在穆旦的诗歌中,“童年”作为一个特殊的主题意象频频出现。这一创作行为显示出“童年”在诗人的精神世界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同时“童年”主题意象的出现也与穆旦的现实境遇及精神思索有关,诗人在逼仄现实的挤压下通过诗歌表达思想,且多以象征或隐喻的方式阐释自我精神。“童年”是纯真美好世界的象征,代表的是穆旦精神世界里最本源纯粹的理想时空,但这一美好时空的出现总是落脚于晦暗压抑的现实世界,美好的理想总是指涉着罪恶的现实。

拜伦对穆旦创作的影响

穆旦是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同时又是翻译家。"译"与"作"的交织伴随着穆旦的整个文学旅程,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的翻译对穆旦的诗歌创作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而,深入探析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进入穆旦诗歌世界的一条捷径,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必由之路。本文从昂扬的战斗激情、强烈的讽刺、对话模式三方面来分析浪漫派作家拜伦对穆旦创作的影响。

其人·其诗·其译:穆旦研究的系统化探索——《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评介

尽管国内穆旦研究不断发展并取得丰富成果,但有关穆旦生平、诗歌创作、诗歌翻译之间联系与相互影响的研究仍有待加强。王宏印2016年出版的《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对穆旦其人、其诗、其译进行了系统化探索,回应了这方面的研究需求。该书强调诗人穆旦和翻译家查良铮的双重身份,有助于全面了解穆旦诗歌著译的艺术特征、动因和过程等,推动穆旦研究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