嬭加编钟铭文新释及相关问题考辨

通过分析嬭加编钟铭文,首先对嬭加的身份、时代进行考辨,指出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是嬭加自述,"余"为嬭加自称,"文王"并非周文王而是楚文王,"穆"亦非曾穆侯,而是楚穆王,并判定嬭加编钟的时代为公元前614年之后不久。同时,可论定嬭加之丈夫曾侯宝应属春秋中期中段之人,不应早至春秋早期晚段。此外,亦可将随仲嬭加鼎的年代范围确定,其应制作于楚穆王在位时期(上限为前625年,下限为前614年)。"加嬭簋"应是加嬭嫁至曾国后所作,年代与"嬭加编钟"接近或同时。在曾、随关系问题上,至迟在春秋中期的楚穆王时代,曾国就已称"随"。

殷淳《大四部目》考辨

通过对相关史料进行仔细分析,认为《大四部目》为殷淳之私撰目录,而《大四部目》早于《七志》,故其应为私撰目录之始。

《秘书总目》略论

《秘书总目》是在《崇文总目》和《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等目录的基础上修成的,其编纂人员至少有孙觌、倪涛、汪藻和刘彦适4人,成书时间在徽宗政和七年11月14日到八年闰9月1日之间,卷帙在66卷以上,著录数量在6 000卷以下。全书定有总序、小类序、书目、提要这4部分,亡佚时间不会迟于南宋初期。

嬭加编钟器主身份补说

湖北随州枣树林M169所出嬭加编钟的作器者为嬭加,而非曾侯宝。全篇铭文以她的口吻来表述。铭文第一段嬭加简单概括了曾国的始封历史,她自述以楚文王之子孙、穆王之女的身份嫁到曾国。第二段铭文中,嬭加回顾在丈夫"龏公"去世后,她勤勉为政、保有疆土的历史。嬭加编钟提供了春秋中期曾国历史的新资料,也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这一时期曾楚关系的认识。

曹植甄后恋情的心理学阐释及与五言诗形成之关系——以木斋相关研究为基础

曹植与甄后的恋情被诸多学者视为无稽之谈,但依木斋对曹植、甄后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后发现,曹植的早熟性格与甄后贤淑聪慧的本性易使两人相互吸引,其证据即藏在现存的"古诗十九首"和曹植文集中。从南宋到清代儒家学者乃至当今学者对这一恋情关系的质疑,皆未能从历史文献出发,而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关注,最终使后代文人将植甄的爱情变成了"好事者捏造为之"的故事,从而遮蔽了十九首的历史真相,客观上为这一研究引申到心理学、道德学等更为深广的领域提出了要求。

论吴宓《文学与人生》及其他

吴宓是五四时期“学衡派”的领军人物,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一直与新文化运动保持相当的距离。吴宓所激赏的是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开始的一条新人文主义的线索。他对儒家文化缺少精进的把握,个体经验性的阅读和缺少学术史的支撑,使得他的论述在公共领域显得幼稚浅显,吴宓回国之初的学术思路一直延续到他 1930年开始写作的《文学与人生》之中。他的学术思路受益于阿诺德,他的兴趣不仅仅是纯学术的研究,而更倾向于现实人生中个人和社会伦理的重构。但他在对人生的分析中,隐含着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他没有关注充满多辨的学术史问题,往往以新人文主义的眼光来阅读作品,这使得他的作品难以进入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中。《文学与人生》预示着他在学术上无法进展,但对于他的则是个人人生的“圣经”,他把注意力过多地放置于具体的人生关怀上,加上与儒家理想相结合和表述不严密,当然受到主流话语的压抑,他所推崇的新人文主义在中国未能流行,他的学术著作也少有精彩之处,这与他归国时的抱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周密生平新考

周密是南宋文史巨擘,因史、志记载阙如,故生平事迹不彰。自清万斯同以来,勾稽史料为作谱传者甚多,夏承焘《周草窗年谱》后出转精,详细地梳理了周密的家世、生平。嗣后学者虽续有订补,但仍有未及、未确及错讹之处。本文根据新刊《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珊瑚木难〉》,综合其他各种史料对相关问题辨正驳误、探赜索隐,勾稽出了周密的翔实仕履,以期对其获得更加准确的了解。

论情诗为曹植诗与古诗的基本属性

木斋先生《古诗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古诗论.总论>》与杨新民先生《中国古代爱情诗歌略论》中皆指出建安曹魏时代的诗歌共同属性为"爱情"基调。因建安时代摆脱两汉儒家伦理教化,风气不但滋养了曹植与甄后两人在性格与思想上的解放,更使两人的爱情反映在文学上,是具体且大胆地呈现在生理与心理的原始本能。并从曹植诗文集与古诗中之作品,结合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角度分析曹植、甄后两人于建安九至十六年初见,植对甄后单恋时内心的纠结。建安十六至十八年之突破期,描绘植、甄恋爱关系进程,阐发爱情在两人中所带来的效应与变化。

王子申盏盂的器主身份及时代

通过近年新出铜器"嬭加编钟",可确定嬭加为楚穆王之女。进一步梳理相关金文与传世文献,可论定王子申的身份为楚穆王之子、庄王之弟,和嬭加为兄妹关系,籍此,王子申盏的年代当为春秋中期中段偏晚,定在楚穆王时期较妥。该器可说明春秋时期女子出嫁,除常见的父辈为女儿做媵器外,兄弟亦可为姊妹制作媵器,补充了礼书之缺。

木斋甄后研究的学术反思

木斋研究原本将曹植视为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当下则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全部古诗视为一个整体来审视,进一步察觉古诗中包含大量围绕恋情主题,并且带有女性口吻的作品,甄后的重要性因此浮现;曹植与甄后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深一层的开展。不论从彼此心理活动的逻辑层面出发,或从双方传情诗歌的史料考证出发,都肯定了部分古诗作品为甄后之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