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牧《清明》诗比较论

清明节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相关的诗词数量巨大,其中传播面最广的当属杜牧的《清明》诗。随着苏轼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清明词《望江南·超然台作》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和喜爱。从创作背景、内容的丰富性、画面的容量与优美程度、感情的充沛度与积极性、哲理的包含度等方面来看,后者都超过前者。《望江南·超然台作》才是最美的清明诗词作品。

《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全黔诗萃》现存六十五卷,是海内孤本,也是保存历代贵州诗歌最多的黔省诗集。是书由铜仁茶园山徐楘编成于咸丰初年,而非由徐氏曾孙徐承锦在民国时期据徐楘所辑《黔诗萃》增补而成。在徐楘编《全黔诗萃》的过程中,取材广泛,其妻许韵兰、舒芳芷皆深度参与了此集的编次、校订。《黔诗萃》本是为编《全黔诗萃》而作的前期资料汇编,在《全黔诗萃》编成后转而成此书的简称见载。此编上承《黔风》诸集,下启《黔诗纪略》系列,既是一部通代贵州诗歌总集,也可谓是铜仁徐氏家族诗歌总集,在文学、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本草纲目拾遗》引王周“金盘草”之本草考证

[目的]考证王周《金盘草》诗中所述金盘草之基原。[方法]通过古今文献考证和植物学比较研究,结合植物名称、分布生境以及药性功效进行综合分析。[结果《]金盘草》诗中之金盘草与小檗科植物八角莲及六角莲相吻合。[结论]王周《金盘草》诗中所述金盘草之基原为小檗科植物八角莲Dysosmaversipellis(Hance)M.Cheng ex Ying或六角莲Dysosma pleiantha(Hance)Woods.。

武王《武》乐及其文化渊源

以《牧誓》难题、文王舞阵之谜的破译为突破口,结合现代天文历史年代学研究的有关成果,通过对《国语》伶洲鸠论“七律”语的细致解读,澄清了“牧野阵法”、“文王舞阵”、《武》乐三者相互关联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存在于其中的文化意味;《武》乐之舞容、曲调也相应得到了具体落实。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原型新探

运用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结合神话传说、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等各种资料,对"太一"的原型进行多重"考古"。研究发现,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中以石壁岩穴为其象征的"大母神"(石母神),是楚人的至上神"东皇太一"和先秦哲学中的宇宙本体"太一"的原型。"太一生水"源自中华上古先民心灵中的"石母生水"的"原始意象"和祈水巫术仪典。"太一"与"水"是"母"与"子"、"道"与"德"、"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因此,郭店楚简《太一生水》说的宇宙生成论,并非"水生成论",而是"太一生成论"。就"太一"的原型而言,便是"石母生成论"。就这个原型的象征符号而言,则是"石生成论"。

释简牍中的“莫食”

"莫食"是秦汉简中比较常见的时称,过去有不少出土文献将此时称读为"暮食",作为下午的时称看待。通过本文梳理可知,莫食应确定为上午时称,并表示"不食"之意,含义和时间范围大致相当于出土文献中的廷食、食坐。秦汉出土材料显示,至少在西汉中期仍然是一日两餐,并无材料能明确证明,此时已经开始出现早中晚一日三餐制。

彝药衣木锁石中微量元素的测定

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光度法对彝药衣木锁石中的8种微量元素进行了测定分析,结果表明:彝药衣木锁石中的钙、镁、铁、锌、铜、锰、钴、镍的质量分数分别是3.640 0,5.190 0,0.430 0,0.0470,0.006 9,0.270 0,0.003 4,0.004 4 mg/g,加标回收率在96%-106%之间.该药物中所含的微量元素与其药理作用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穆时英笔下的城与人

被誉为“新感觉派的圣手”的穆时英的小说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的感性画面,写出了这个现代都市的文化个性以及都市人的精神面貌。他所描绘的城与人是都市的二重性与作家人格的二重性相契合的结果,并呈现出颓废的美学特征。

丽江木氏世系问题新证——以陈钊镗《木氏宦谱·后序》所见资料为辨析

自《有关丽江史地的文献》一文1912年发表后,学界多认为最早提出丽江木氏世系问题的是法国东方学者爱德华·沙畹。但是,清丽江知府陈钊镗为《木氏宦谱》(图谱)作有一序,主要内容为依据杨慎序及《木氏宦谱》(图谱)所记简要叙述木氏世系及事迹,重点讨论杨慎序与《木氏宦谱》(图谱)所记木氏世系存在的矛盾以及此谱为何以“爷爷”为始祖等,实际上在道光年间对木氏世系问题已进行了探究。陈钊镗虽并非最早见到杨慎序之人,但道光二十一年(1841)撰写的这篇序文是最早将杨慎序与《木氏宦谱》(图谱)所记木氏世系作比较并指出二者存在矛盾的一篇历史文献。序中资料可证,陈钊镗对木氏世系问题的研究早于沙畹相关研究近70年,早于约瑟夫·洛克相关研究近90年,也早于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此序资料对纳西族史及滇西北区域史研究都具有重要资料价值。

汉藏间的抉择:明代丽江木氏土官的文化认同研究

明代丽江府位处川滇藏三省交界地带,是汉、藏与麽些文化的交汇之所,此地麽些木氏土官家族成功地奉行一种双轨制的身份表述策略,一方面攀附强势的汉文化以求洗脱其“边鄙蛮夷”的族群身份,另一方面又面向康藏高原拓展军事和宗教上的辐射力。基于此探讨明代丽江府木氏土官家族如何借助文学、礼仪和宗教艺术来建构族群身份,抵抗“汉化”所喻指的整齐划一的历史叙述,如何在面对外来社会力量时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调节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滇西地区独有的文化表述。

《尚书·牧誓》誓师解

《牧誓》是一篇誓师词,然而"步伐止齐"旧解难圆。根据文意,"伐"当解为"口伐"(声讨)而不是"击刺",而"步伐止齐"是部队向敌军进逼过程中的动作与要求,避免了旧解"击剌"所带来的打打停停的矛盾。根据周武王伐商部队的多方国联合特点,其整齐阵容虽然是从部队整体着眼,而在较大程度上是针对其余的八个方国在进军中可能发生的首鼠两端和惧死不前现象。

语象:现代修辞学的一个重要新术语——李心释《诗目所及》的典型语象例析

语象是诗学、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使用的一个概念术语,也是一个易与“意象”混淆的概念,可以将其归属于现代修辞学,以更好地区别于“意象”。语象具有审美性、叙事性、认知性。李心释《诗目所及》所用的系列语象自然天成,富于表现力。同时,《诗目所及》语象的适用(适当使用)也是诗学与诗作的某种“互文”。

王阳明诗赋创作师法渊源——以新发现的王阳明三篇佚赋为例

文章以新发现的王阳明三篇散佚赋为中心,通过对这三篇作品创作手法的探讨,基于王阳明这三篇佚赋与其他诗文的比对研究,探讨这三篇作品的创作时间、艺术特色,探寻王阳明前期诗赋创作有意追步杜牧、苏轼的创作意图。

鲁迅《野草》与夏目漱石《十夜梦》比较论

鲁迅的《野草》受夏目漱石《十夜梦》的影响,无论在心灵的展示和梦境的营造以及象征手法的运用上,两位作家及其散文作品,都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共鸣和默契;但《野草》较之《十夜梦》,更显示出求索奋进的执著和抗争精神,也体现出鲁迅和夏目漱石之间影响与超越的关系。

张南垣的生平、家族与交游—乔莱《张处士墓志铭》考略

造园大师张南垣是中国园林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已有大量的相关资料和论著。乔莱《张处士墓志铭》的发现提供了张南垣研究的核心材料,极大地推进了这一研究。采用史源学和年代学方法,根据《张处士墓志铭》提供的线索,考证了作者乔莱与张氏家族的交往,推断张南垣名“琏”而非“涟”,祖籍为松江华亭县,梳理了张南垣的家学传承与造园历程、张南垣的先辈与子孙谱系、张南垣的交游等内容。有助于深入认识张南垣的造园成就,完善更新张南垣研究的框架,进而剖析古代造园背后的家族、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运行机制。

“屠母分尸”隐含的夏人历史传说与神话底本

历代学者对屈原《天问》"启棘宾商"等四句诗的注释均未得其真意,当代学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的解释提供了丰富启示,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屈原那里,这几句诗的本意是:勤勉贤劳的启上祭九天、封邦建国、制作并演奏神圣盛大的乐舞《九辩》、《九歌》,功劳至伟,然何以曾经有屠杀其母、分尸四境的恶行?屈原的困惑表现出他尚看到或听闻启屠母分尸的故事碎片。这个故事碎片可能与夏启开创夏朝、封邦建国的历史传说相关,而这个历史传说的终极底本来自于遥远的夏人创世神话,是夏人创世神话的最后一环。

钱穆佚札九通考释

钱穆早年所作文章,多刊载于报刊,星散零落,不易搜集,以致《钱宾四先生全集》《钱穆先生全集》收录不全。新发现钱先生书札九通,其中致施之勉四通,致顾颉刚二通,致缪钺、张文伯、《民众评论》各一通,以补全集之阙。这些书札或是讨论学术,或是平议时贤,或是展现爱国情怀,或是回应学界质疑,为了解钱先生的学术历程和生平旨趣提供了新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