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隐含作者与角色设置——论穆旦的《诗八首》

《诗八首》是一组互为勾连与演绎的爱情诗,但是这组爱情诗与现实生活中的情感逻辑并不吻合,却与西方的宗教哲学逻辑互为一致。这说明穆旦在创作这组诗歌时,并没有考虑所谓爱情的真实性问题,相反他是从西方的某种宗教哲学理念出发,为人们构筑了一个现代爱情故事模本。因此,《诗八首》与其说是抒情的,不如说是叙述的,即穆旦借叙述西方的某些现代思想之机,对一直偏重于抒发主观情感的中国诗歌予以理性化的改造。

在冬的世界里——论穆旦诗歌中“冬”的书写

穆旦在诗歌中频繁使用“冬”之意象或以“冬”为主题进行书写,“冬”对于穆旦具有特殊的意义。以现实层面的“冬”作为主题的诗歌,由诗人的眼睛入心灵,寄寓着他对于人民、社会、民族命运的深沉关切,而“冬”意象所象征的巨大影响力,于穆旦诗歌中表现出极为“严酷”的一面,成为其他季节的剥夺者以及对环境压力的隐喻,令其诗意更为冷峻。除此之外,穆旦在诗歌中还试图借用“冬”意象展开对自己的剖析,并尝试以“冬”为主题诉说自己对个体生命本质的沉思。

穆旦、昌耀诗歌力感品质比较研究

穆旦、昌耀两位诗人的创作虽然历史语境、生活经验和诗学动机迥异,却都达到了凸显力感品质的诗学效果。两人通过意象的吟咏、文本气质的打造和生命策略的选择分别实现了力感品质在火与水两个不同方向的具象化,而火、水给予读者的感官体验与哲学内涵也使得力感品质的凸显有了感官、历史、文化、哲学的支撑。同样突出的力感品质,是火水同归的创作实践所达成的诗学效果,也为分析与比较穆旦、昌耀的诗学效果提供了新的角度。

穆旦诗歌中关于“三千里步行”的旅游体验

穆旦曾加入西南联大“湘黔滇步行团”从湖南迁往云南,他的诗不仅记录了这次长途旅行,而且表现了在旅途中所产生的旅游体验。其中,既有对自然风光的旅游体验,也有对异域风情的独特感受,还反映了诗人对步行、船行、短期居住三种旅行方式的体验。在文学方面,这次长途旅行对穆旦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空间诗学”视野下穆旦的“家宅”形象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一书中运用富有想象力的现象学为诗歌解读开启了新方法,将建筑层面的物质空间拽向了丰富的精神空间。通过穆旦的诗歌、书信和日记,笔者发现穆旦笔下存在大量的“家宅”形象;从现象学角度走进穆旦,会发现他独特的个体经验和时代想象、旧诗情结和人类情怀、感觉抒写和反抗意识,这些又为我们抵达穆旦深邃的潜意识层面开启了一扇门。

基于语料库的《牡丹亭》翻译风格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牡丹亭》已被多次翻译成其他语言。然而,学界对这部杰作的研究始终停留在翻译策略及文化交流的层面,从语料库角度的研究十分有限。基于《牡丹亭》白之和许渊冲的译本,本文采用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方法探讨两者在词汇、句法和话语层面之间的差异。通过建立小型平行语料库,同时进行标准化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平均句长等数据的收集,以在定性分析前进行讨论。结果表明:(1)白译使用了更加正式的词汇,而许译的词汇富有口语化特征;(2)和许译相比,白译用了更加复杂冗长的句子;(3)许译的可读性和可表演性更强。总得来说,白译具有明显的书面语特征,结构复杂,在符号和含义上都忠于原文,但可读性较差;而许译流畅细腻,具有和谐美,充分利用译语的特点,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使其内容更容易理解。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穆旦浪漫主义情结的深层原因及影响

分析了穆旦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的过程,指出其现代主义创作具有不绝如缕的浪漫主义色彩;分析了浪漫主义对穆旦现代主义作品的影响,指出穆旦诗歌独特的艺术美与浪漫主义的影响具有深刻的关系;分析了浪漫主义思潮与现代主义思潮的内在关系,指出正是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精准把握使穆旦的现代主义探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

穆旦的不断奋进、不断求索而又蒙受数不尽的折磨与屈辱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诗歌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命运的一个典型的个案。穆旦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诗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对于穆旦的研究者来说,就是要找出穆旦给中国新诗提供了哪些新的写法,他诗歌中的持久的艺术魅力又表现在哪里,这样,就可以把穆旦研究与中国新诗的诗性空间的开拓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确立穆旦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穆旦是说不尽的,他诗歌的丰富和蕴含其中的丰富的痛苦,值得我们永远沉思与品味。

“归来”诗群与穆旦、昌耀等人的诗

20世纪70、80年代一批被迫放弃过写作的中国诗人的“归来”,既意味着社会体制与文艺观念对历史存在的重新接纳,也象征着中国诗歌的死而复生。这些诗人从“说真话”出发,以真切的个人经验见证了时代的错乱和灵魂的挣扎,修复与重建了人与诗的尊严,给中国诗歌史留下了无以替代的特质。其中,穆旦与昌耀等人的诗歌成就,尤其值得关注。

穆旦“新的抒情”实践及其诗学意义

“新的抒情”是穆旦在20世纪40年代自觉的诗学实践。他通过引入叙事性文类的叙事技巧,以小说化的人物视角、抒情主体的旁知眼光、戏剧性处境的营造等叙事手段,创造了一条非同寻常的抒情道路,使现代诗写作呈展现局面。其诗学意义在于,突破传统抒情境界的限制,拓展现代诗视域,穆旦使诗既成为时代的诗同时也是个人的诗。

穆旦诗歌与西方反讽诗学——对诗歌语言的悖论修辞、戏拟和语境的分析

穆旦诗歌受到西方反讽诗学影响,其语言运用深得"反讽"之妙。通过穆旦与反讽诗学的遇合可以阐明穆旦诗歌语言的哲学基础,借助"新批评"常见的三种反讽技巧:悖论修辞、戏拟、语境"细读"穆旦诗歌,得以理解其语言特征和思维特征。

论隐喻在穆旦诗歌中的建构功能

隐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艺术表现机制在诗歌的整体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在现代主义诗人穆旦诗歌中尤为突出。隐喻在穆旦诗歌中的建构功能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隐喻衔接看似不相关的片段,使之形成有机的整体;二是原型隐喻在同一文化框架下对诗篇的整体性建构;三是文体杂糅形成隐喻结构。穆旦用无序的片段化、原型隐喻的先天统合功能和文体的杂糅等形式来隐喻破碎、混乱、无序的现实和心理状况,用结构来表达人生经验,让有限短暂的个人经验在诗歌结构中走向无限与永恒,他的诗歌也因此呈现出浓郁的"现代性"品格。

“时代焦虑”下的个体人格——论30至50年代穆旦的诗人心态

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揭示穆旦在时代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下的心态问题,引入"时代焦虑"的目的关键就在于作为一种背景的衬托。本文主要选择了20世纪30至50年代穆旦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以及由此可以关联的诗人自我两个主要方面,来探讨穆旦的个体人格即作为诗人的心态问题,而这种以点带面的论述方式除了适用于穆旦本人,同样的,也会在某种类比推演中,涉及到20世纪诗人的一种"典型化"问题。

附魅、祛魅和返魅:昙阳子传记形象的历史演变——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说去

昙阳子形象建构是一场文化权利的争夺。王世贞、王锡爵以昙阳子种种灵异事件为契机,意图通过昙阳子信仰体系的建构以维系他们日益下降的世俗地位,为此展开了对昙阳子的一系列"附魅"活动。二王氏的政敌张居正、徐学谟等力图破坏他们对这一新信仰体系的建构,以消除二王氏的社会影响,为此对昙阳子进行了一系列"祛魅"举措。在昙阳子两种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激烈的文化权利之争随着世俗权利的强行介入而暂时消歇,然而附着在昙阳子形象上的文化意义却在历史空间中不断流动,"附魅"与"祛魅"彼此纠缠在一起,同时因权利场域之外的第三者或属于另外场域的民间出于探求本相之目的而赋予昙阳子"返魅"意义,从而使昙阳子形象的建构愈显复杂。

穆旦诗歌:宗教意识与民主意识

在穆旦诗歌1940年代最为重要的战争主题背后存在着更为宏大的政治理想,一种借以克服和"消化"残酷战争经验的现代政治意识。这一政治意识虽然难以摆脱当时自由主义群体及其民主自由思想划定的范围,但却进一步将穆旦引向现代政治意识的精神基础。于是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与民主意识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命题。在穆旦诗歌的社会总体图景背后是一个更强有力的基督教图景。由于战争经验的刺激,穆旦经历了从历史正义到超验正义的精神突变,但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一种诗性正义。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为他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想象提供了相应的道德内涵。(1)

个性浪漫主义灵光闪烁:穆旦五十年代诗歌创作解读

穆旦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诗人,对其研究大都集中在四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创作,五十年代的诗歌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穆旦五十年代的诗歌集中在"百花"年代,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诗人"鸣放"期间的思想情绪,表现了诗人直面现实、勇于自剖、追求真理的社会良知,以及作为个性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艺术道路上恪守自我、拒绝平庸、自由不羁的艺术品格。犹如飞驰天幕的彗星划出一道靓丽的彩虹,他为五十年代个性浪漫主义诗歌奉献了弥足珍贵的灿烂。

论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

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应该放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本土语境中来看待,它是一个中国诗人在战争带来的残酷生存困境中生成的反应。来自《圣经》和T·S·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的影响,对这种反应的具体样式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也不能与西方的基督教精神直接等同起来看待,更不是一种内在的生存信仰。

分裂的自我形象与破碎的世界图景——穆旦诗歌研究之一

穆旦是20世纪40年代重要的中国诗人,他以既介入又超然的方式与时代保持广泛而紧密的联系,以"承担历史的独立姿态"重建战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新生代形象。穆旦的诗歌创作于重重危机和种种矛盾的关口,他直面世界的破毁,鞭打裂变的自我,表现了在战时环境下对世界万物、人类历史、社会现实和自我生命存在的观察、思考、体验与感受,创造出一个"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的诗歌艺术世界,成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受难的品格"的代表。

穆旦诗歌的修改情况举陈

穆旦的主要诗歌基本上都经过了修改,这使得穆旦本人的手稿、诗集以及报刊杂志所载穆旦诗歌出现了不同版本。这些修改有的仅仅是标点符号、语法使用或个别字的改动与变更,有的则是句子甚至章节的改变。这可能蕴涵了诗人美学立场或人生经验的变化。对这些版本情况的忽略,构成了对穆旦诗歌写作现实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