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舆论视阈中的《大公报》

今人关于《大公报》的论著浩如烟海,却鲜有人关注时人对其怎样的印象。当时"读报阶层"对《大公报》基本是持认可态度,报纸的销量是最好的体现。但所谓树大招风,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大公报》对重大事件所发出的声音又不免会招来非议。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中主张"不抵抗"使其受尽了非议,很快又不幸背上了诱发"闽变"的黑锅;华北局势吃紧时的"南迁"被认为是不担当;而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两边挨骂,既被骂作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的软弱资产阶级,又被骂作"向来亲共"的"赤色汉奸"。时人对《大公报》的这些非议的背后不排除有单纯的爱国心的驱使,但更多的是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掺杂其间。

“九一八”事变后新记《大公报》“明耻教战”论考辨——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长期以来,囿于史料的局限,学术界对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是否曾请于右任致电张季鸾,请《大公报》帮助宣传"缓抗"一事,一直未有定论,而对于《大公报》所主张"明耻教战"论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通过对于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中相关内容的研究,不难发现,所谓"请托电"一事,并非事实,《大公报》所主张之"明耻教战"论,则直当是源于其主持人胡政之、张季鸾的"恐日"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