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下负排放策略的综合效应——基于N‑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已达“气候紧急状态”,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先后宣布碳中和目标和净零排放承诺。在气候变化减缓和传统的适应措施之外,自然科学领域和气候经济学领域探讨负排放技术经济可行性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视角对负排放技术综合效应的评估还比较少。该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理论,将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与宏观经济学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相结合,构建包含自然生态系统部门的N‑DSGE模型,对负排放技术的气候效应、生态效应、经济效应以及福利效应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果表明:①当可用技术条件下传统减排措施达到最大减排潜力后,可以依靠负排放技术实现净零排放乃至净负排放。②低强度、小规模实施负排放技术具有正向的气候、生态和经济效应,然而随着负排放技术实施强度增大,气候效应增强,经济效应削弱,社会综合福利明显降低。③敏感性分析证明了评估结果的稳健性,并进一步表明负排放技术的实施效果会受到传统减排水平和自然碳汇能力的影响。基于评估结果,应谨慎扩大负排放技术实施规模和实施强度,加强科学技术研发,降低技术成本;对不同负排放技术采取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强负排放技术实施的治理,尽可能避免和最小化其负面影响,促进气候、生态和经济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部署负排放技术不应放松传统减排的努力,应降低碳达峰峰值,同时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

基于DREAM算法的DSGE模型参数估计精度研究

文章将人工智能算法中的DREAM算法首次应用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参数估计中,并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LS(2005)为例对该算法的估计精度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待估参数随机抽样序列的箱线图来看,由DREAM算法产生的待估参数随机抽样序列的箱体长度均比RWMH和IMH算法产生的箱体长度要长,说明由DREAM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序列的分散程度比RWMH和IMH算法要大,表明了DREAM算法遍历参数空间范围更为广泛,算法逃逸局部最优值的能力更强。另外,从箱线图中的中位数数值来看,除了5个参数以外,由DREAM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序列的中位数相比RWMH和IMH算法,与真实数据生成过程更为接近,说明由DREAM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值大部分都集中在参数的真值附近。由于DREAM算法依据IQR统计方法除去无用链,故由DREAM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序列的异常值也明显降低,而RWMH算法产生的参数估计序列的异常值尤其多。从待估参数的90%最大后验密度可信区间来看,DREAM算法产生的待估参数90%最大后验密度可信区间除了3个参数以外,其余全部包含了真值,而传统的RWMH和IMH算法分别只有7个和1个区间包含了真值,表明DREAM算法的估计不确定性远小于传统的RWMH和IMH算法。最后,根据待估参数的无效因子来看,DREAM算法产生的待估参数序列与传统的RWMH和IMH算法相比,其相关性更弱,即无效因子数值更小,这一点进一步验证了DREAM算法遍历整个参数空间的能力更强。

助企纾困补贴与常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效果比较——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助企纾困补贴政策。本文构建包含招聘摩擦和工资粘性的DSGE模型,探究助企纾困补贴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降低消费税、扩张性财政政策等三种常规政策的搭配对就业和产出的影响机制,并比较分析三种政策组合的效果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恢复方面,“助企纾困补贴+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最好,“助企纾困补贴+降低消费税”次之,“助企纾困补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最不明显。第二,助企纾困补贴政策并不是补贴力度越大越好,超过最佳补贴力度之后,其对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的作用不够明显,甚至可能对社会福利产生负向影响。第三,在降低企业边际成本效果方面,“助企纾困补贴+降低消费税”从短期来看是三种政策组合中效果最好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助企纾困补贴+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最好。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推行助企纾困补贴政策的同时应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实施助企纾困补贴政策不能搞“大水漫灌”,要掌握好补贴政策的力度,提高补贴资金使用效率;精准地找到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就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稳就业、促复苏的作用。

开放经济条件下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

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化形式的法定货币,为应对私人货币挑战,央行数字货币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加快了其研发、测试和试点。本文在探讨央行数字货币概念与主要特征基础上,理论分析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框架运行和传导机制影响,构建包含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央行数字货币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央行数字货币正向冲击对本国以名义利率为调控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影响并不显著,对银行存款替代也并未发生明显的替代影响;外国央行数字货币正向冲击对本国货币政策影响仍然甚微,但能够观测到其通过汇率和贸易条件等渠道变化,传导到本国物价、产出,进而影响本国名义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

消费污染、环保税与经济发展——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增加,外加以消费为主要驱动的新增长模式导致消费污染在总污染中的份额比重越来越高,因而将消费污染纳入环保税政策分析框架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为此基于垄断竞争市场,构建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在环保税政策下,生态型企业技术冲击、环保技术冲击、环保税税率冲击、消费者环保意识冲击对产出、消费、环境质量等宏观变量的动态影响。模拟结果发现,生态型企业技术进步和环保技术提升短期内会增加产出和消费,降低生产端污染排放。环保税税率提高也会降低生产端污染排放,但会对总产出和消费带来负向冲击。在不考虑消费污染情况下,生态型企业技术冲击、环保技术冲击、税率冲击通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而在考虑消费污染时,环保技术的提高和税率的增加给环境带来的改善作用会减弱,而生态型企业技术提高虽在期初会给环境带来小幅度改善,但之后由于消费污染排放的累积,反而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且在消费污染占比不断提高情况下,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更为重要。建议政府一方面应加大财政补贴,对环保技术的研发行为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同时积极推动污染企业更换新的排污设备。另一方面,在环境监管时既要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也要关注消费过程中带来的隐含污染排放,倡导企业不仅要使用更加绿色的生产技术,也要生产更加绿色环保的产品。同时政府应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引导居民选择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

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基于异质性厂商NK-DSGE的模拟分析

创新激励政策是否有效决定了我国能否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家庭部门、异质性厂商、金融部门及政府部门的NK-DSGE模型,研究了税收优惠、贷款贴息及政府创新资助三类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三类创新激励政策对创新生产部门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由于作用时效和作用力度的不匹配,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发挥。不同的创新激励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政策组合的效果又有所不同。随着家庭对创新生产部门最终产品偏好程度的增强,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依然存在,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说明技术和需求都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政府隐性担保、信贷资源配置与“双支柱”调控——基于BGG-DSGE的模型分析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保障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底线。政府隐性担保有利于降低信贷融资的摩擦成本,发挥应对危机的兜底作用,但亦会形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信贷获取和偿还约束上的偏向性分布,造成信贷市场的分割和信贷资源的错配,并随着错配度的加深,给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波动。传统的货币政策与新型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搭配,被称为“双支柱”调控框架,用以应对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证分析表明,当经济面临各种风险冲击时,“双支柱”政策对国有企业的调控效应相比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有利于抑制企业过度负债行为,起到控制非理性抬高杠杆率及抑制系统性风险积累的作用,更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提升经济福利,促进信贷资源有效配置,进而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率和安全性。

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DSGE模型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经济损失增加。基于此,构建了一个包含碳循环、气候变化因素以及多个经济主体的DSGE模型,分析气候变化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理论和数值模拟来深入阐明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负效应,导致产出、消费、投资、资产和福利水平下降,通胀率上升;同时,信贷政策有利于绿色激励作用,而提高碳价则倾向于对棕色产品厂商的约束作用。基于此建议明晰减缓气候变化责任,呼吁采取相应行动;在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碳中和领域快速发展,促进碳密集型产品的负外部性内部化;积极制订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加强改善农业、能源等应对气候变化薄弱的环节。

DSGE框架下的中国企业家信心、投资者信心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

为探讨企业家信心、投资者信心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同影响,构建了包括两信心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拟信心变动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冲击。结果表明,投资者信心冲击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企业家信心冲击对中长期经济波动的解释力更优。政府应充分考虑宏观经济调控市场供给侧两大主体的信心因素,合理引导市场预期,结合企业家信心和投资者信心作用宏观经济波动的时间特征,制定协同配合的长短期经济政策。

城市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一个DSGE分析框架

文章通过构建DSGE分析框架,依据2004—2019年按季度插值所选取的61期经济运行实际数据,考察产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产业集聚使得集聚区域经济增长了1.6%,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产业集聚引起的大量非技术劳动力集中改变了要素投入结构,长期内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拉动作用;产业集聚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在短期内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但不具有持续性;产业集聚引起的政府创新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城市产业集聚引起的基建投资增加使经济发展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动趋势。各城市应致力于其产业集聚水平和质量提升,注重技术创新持久性和连续性,充分考虑政府创新投资与基建投资比例的合理分配。

宏观审慎、流动性约束与货币政策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从国家金融学理论出发,本文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资产流动性约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重点分析并比较了在人民币存在国际流动性约束的情形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不同货币规则的搭配效果。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流动性约束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两种货币规则下的经济系统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在利率规则下采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于缓解产出波动具有更为明显的效果。研究表明,在高质量开放进程中,中国应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重视引入汇率变化的泰勒规则的运用,进一步完善货币规则与宏观审慎的协调搭配机制,增强政策合力,以实现调控效果最优化。

小微企业融资经营及激励政策研究——基于商业银行为中介的DSGE模型分析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是关系小微企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国内金融市场特点,通过构建包含家庭、小微企业、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政府部门的五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各部门在小微企业信贷市场的目标和约束,模拟货币和财政政策冲击对小微企业信贷可获得性和生产经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关部门通过商业银行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经营的货币和财政措施可同向互补,央行采取的直接货币投入冲击效应较定向降准效果更显著,而财政贴息对小微企业的影响周期则相对较长。本文建议不断优化政策,激励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信贷动力,有针对性地增加政策储备,有效释放政策红利,同时把握好政策支持和市场稳定之间的权衡关系。

不同中介目标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评价:基于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分析

论文结合了货币政策模型和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的特点,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通过建模和参数的调整使之符合中国经济周期的主要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不同中介目标下的货币政策——货币供给政策和利率政策的效果。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货币供给政策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宏观经济,但由于价格上升幅度较大,所以扩张性货币供给政策在刺激产出增长的同时,对投资和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利率政策则强化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利率效应,因此扩张性利率政策通过刺激投资来促进产出增长,并且同时从增加消费和休闲两个方面来改善居民福利,使货币政策的福利效应更为显著。

基于DSGE模型的COVID-19经济冲击效应与财政政策选择研究

自COVID-19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本文使用新凯恩斯(DSGE)模型分析了COVID-19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并提出COVID-19不是以单一的需求冲击或供给冲击影响经济,而是以一种混合冲击的形式影响产出、通胀和利率。为应对COVID-19造成的经济冲击,考虑到目前全球低利率环境常态化,货币政策受到有效下限约束难以发挥稳增长的作用。因此,本文着重研究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通过设立泰勒型财政政策规则,分析在不同冲击场景下的最优财政政策。

优化营商环境改变了财政政策效率吗?——基于NKQ-DSGE模型

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了微观主体投资调整成本,改变了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的微观环境。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NKQ-DSGE(New Keynesian with Tobin s Q-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研究“营商环境优化”对“财政政策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会降低投资调整成本,从而增强政策的托宾Q效应,但对积极财政政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财政支出政策和降低消费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会加剧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降低政策乘数和弱化政策效果;对于降低资本税政策和降低劳动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会提升政策对私人投资的促进效应,从而提高政策乘数和强化政策效果。因此,应偏向于使用乘数较大的政策工具,同时政策工具之间应协调配合,实现财政政策从“加力”向“提效”转型。

央行数字货币与货币政策传导

央行数字货币正在登上大国竞争的角逐场,为了适应未来数字经济发展,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势必对货币政策和银行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央行数字货币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改善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发行不计付利息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一方面提升了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约束能力,强化了货币政策的银行贷款渠道对实体经济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推动了商业银行数字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使得金融中介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从而降低贷款的融资溢价。基于政策效率、社会福利和经济波动三个角度的定量研究发现:在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背景下,采用反通货膨胀政策的牺牲率相对其他制度安排更低;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会起到增进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中央银行需要适度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从而避免银行贷款过度扩张引发的经济波动。本文的研究成果为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下最优货币政策和货币状况指数研究——基于1992—2022年中国数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开放经济下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显示在外部冲击下,利率、汇率和最终目标高度相关。以理论模型为基础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探究,发现其政策权重受消费者、生产者和中央银行的行为等模型参数的影响。进一步构建货币状况指数(MCI),其权重不仅取决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利率平价参数等的变化,还依赖于最优货币政策参数的变化。根据1992—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最优货币政策参数为1.1823,意味着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是逆周期操作的,且赋予经济增长以更大的权重;估计出MCI的权重为0.7867,意味着实际利率上升1%相当于实际汇率下降0.79%,实际利率变动的影响弱于实际汇率。最后本文研究表明货币状况指数可以作为宏观经济目标变动的先行指标。

数字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动态效应研究

构建居民、厂商(包含数字经济厂商)、政府3部门DSGE模型,重点研究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随机冲击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动态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3类数字经济随机技术冲击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减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投资冲击能够显著减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对数字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也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效应越强,所引致的环境经济效果越佳;数字经济结构调整能够显著推进数字经济产出和碳减排。整体来看,数字经济随机技术冲击、数字经济投资冲击、数字经济结构调整等不同政策呈现出增长降碳协同效应。

宏观经济动态性视角下的环境政策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空气污染已成为当前政府和公众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选择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为此,本文通过引入空气污染排放变量和环境政策变量对经典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进行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两个视角并结合数值求解法对限额排放、强度目标制以及污染排放税等三种环境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长视角下,污染排放税政策优于限额排放和强度目标制政策;在减少经济波动视角下,限额排放政策应是优先选取的政策机制。与此同时,环境政策的选择还受经济中不确定因素来源的影响,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技术创新时,限额排放政策为优选政策;当不确定因素来源于政府消费支出或货币政策调控时,三种环境政策间无明显差异。政府应致力于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植入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中,考虑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即环境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做到环境政策决策基于宏观经济,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目标和现状恰当的选择环境政策工具,以优化环境政策实施效果。

理解我国名义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时变特征——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与TV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DSGE模型与TVP-VAR模型对"利率调整→股价修复→经济复苏"这一政策传导路径的有效性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结果发现:理论上,名义利率调整可以有效平抑资产价格波动进而带动投资增加,从而稳定实体经济增长,但在实际传导过程中,各变量对利率变动和股价变动的反应却较为缓慢。此外,名义利率调整对股票价格的短期效应较为显著,而股价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是一个缓慢过程,两者对比鲜明,这从根本上揭示了虚拟经济变化较快而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内生机理。因此,我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应理性看待现阶段的实体经济下行风险,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和经济行为的良性指引作用已经失效,而是由于实体经济对政策调整的反应通常具有一定的时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