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乐器文物主题词表的需求与构建方法

古代乐器文物是我国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古代音乐文明发展的实物见证。文章回顾了乐器研究和文物领域的传统乐器分类方式,检视国内外博物馆当前的乐器文物检索结果与呈现;进一步分析盖蒂研究所艺术与建筑叙词表中乐器分类方式的参考性,讨论基于乐器文物工具书和相关权威文献构建我国古代乐器文物主题词表的思路与方法,以利乐器文物信息的发现、检索与利用。

馆藏文物描述元数据方案探讨

信息社会中博物馆的知识传播职能从被动转向主动,博物馆采用信息技术管理藏品和相关数据,不仅要满足传统业务需求,也要面向网络环境中的使用者。在此过程中,文物藏品信息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呈现,需要采用标准化的描述元数据方案和受控词汇描述文物的核心信息。该研究首先说明文物数据标准的定义与类型,阐述文物描述元数据的概念与作用,并对比CONA、CDWA Lite、Object ID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描述元数据方案,说明元数据方案差异反映出的设计需求和结果差异;再进一步对比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线上文物藏品检索方式,通过检视其检索结果的信息结构与内容,阐述合理的描述元数据方案能呈现丰富信息并导向精准检索。最后建议我国文物博物馆领域应完善文物数据标准,文博机构应制定规范化的文物描述元数据方案和配套实施的编目规则与本地受控词表;文博机构官网在线藏品检索系统应考虑用户需求,呈现完善的编目成果。

故宫博物院与故宫学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驱逐逊帝溥仪出宫,之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分清公产、私产,为故宫成为博物院奠定了基础。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博物馆事业走上正轨的开端。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程充满坎坷和波折,故宫文物南迁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郑欣淼著《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对故宫文物的聚合、流散和回归作了清晰的叙述,理清了两座故宫博物院皇家旧藏的来龙去脉与现状,全面论述了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来源、构成、流播、现状、分类、数量及相关史实。"故宫学"直接面对故宫的文物、古建筑、档案、文献等,是一门把故宫当做一个文化整体的综合研究。故宫的价值从故宫学的视野来重新审视,会有全新的认识。

新生儿病房ESBL菌监测及其预防护理措施研究

目的探讨新生儿病房ESBL菌感染状况及其预防护理措施。方法选取符合标准的650例新生儿进行ESBL菌筛查。采集新生儿住院24h内和72~96h的粪便标本及鼻咽拭子标本进行检测,并对标本进行ESBL菌培养、药敏试验、生化鉴定及ESBL菌基因型分析。结果住院72~96h新生儿粪便标本以及鼻咽拭子标本中ESBL菌阳性率均明显高于住院24h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四种类型的新生儿院内感染ESBL菌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ESBL菌对亚胺培南以及头孢西叮敏感,对其余抗生素明显耐药。结论新生儿院内感染ESBL菌情况较为普遍,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能够改善新生儿住院72~96h感染ESBL菌的情况,并有助于缩短住院时间以及降低住院费用。

数字化平台在丰富流失文物叙述方面的运用

关于海外流失文物的讨论一直是博物馆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对于很多因种种原因而难以回流的文物原件来说,文物的"数字化返还(digital repatriation)"与"数字化复原(digital restoration)"经常被用作暂时性替代方案。而对于如何运用数字化手段及线上平台来丰富对海外流失文物故事的叙述,仍待进一步探索。本文将从物质文化研究及符号学视角,对海外流失文物的特殊文化属性做简要分析,并结合相关案例说明数字化平台在构建此类文物叙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作为“现代宏观叙事”的博物馆——评苏珊·皮尔斯《博物馆、实物和藏品:文化研究》(1993)

英国学者苏珊·皮尔斯是博物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代表作《博物馆、实物和藏品:文化研究》阐述了博物馆作为“现代宏观叙事”的研究视角。她区分了收藏家在特定的社会思潮中对实物的选择、博物馆在挑选实物入藏时对社会思潮的反馈,以及博物馆运用符号化的语言塑造了观众对“客观事实”和“永恒真理”的认知。将博物馆作为叙事本身,而不是优化叙事的手段,打开了将博物馆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综合考量的研究空间。皮尔斯的研究可以启发我国开展博物馆学基础研究。

在守望传统中开拓创新--记郑欣淼先生任上的故宫博物院

2003年,郑欣淼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伊始即重新思考了博物院的定位,他认为,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兼具艺术、建筑、历史和宫廷文化等特色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院和文化遗产。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郑欣淼先生以其严谨和执着典守故宫十载,创立了"故宫学"理论,完成了十年古建修缮和七年文物清理两项重大工程,奠定了新世纪故宫博物院发展的坚实基础,建立了国际博物馆之间战略性和模式化的合作关系,打开了两岸故宫之间制度化和常态化的交往格局,开创了故宫博物院发展的新局面。

试论“物”的能动性及其在博物馆藏品研究中的应用

博物馆对藏品的阐释不应该是单纯物质性的解释,而应根据时空变换考察其能动性的变化,从研究人对物的影响转移到物质本身的能量和时空的相互影响。对此,研究方法应以考古学和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为基础,深入探究文物的生命史和流传史,及其在博物馆展览中对博物馆所发挥的能动性。本文中,作者将“物的能动性”(Object Agency)定义为“物质”自身产生的能力或者能量。物的能动性是物质固有的一种状态,并不是外界强加的,但会通过情境的变化发生改变。从博物馆展览角度,博物馆应将自身放置为客体,将参观者放置为主体;从藏品阐释研究角度,要将物自身产生的能动性放置于主体,将人对物的影响放置在客体,让博物馆藏品阐释和展陈形成多元交叉的研究环境。作者认为,在博物馆展陈中,让参观者和研究者与文物之间发生新的“强链接”,使藏品在当代博物馆产生新的能动性,才能够让博物馆的藏品真正从收藏走入公众生活,为社会服务。

博物馆中的物人关系——信息化与生态文明视角下的若干思考

博物馆缘起于人类对过往之物的收藏,是当今社会中重要的公共文化机构。物进入博物馆,要经历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的博物馆化历程,才能成为面对公众的作为历史、科学与艺术等信息载体的展品。博物馆之物的科学性、艺术性、历史性经过萌芽、挖掘与发展,以及从收藏到研究、保存、诠释、展示和社会公共服务等职能演进,走过了漫长的路,使现代公共博物馆得以逐渐形成并不断演变。当今时代快速发展的信息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赋予人类观察博物馆之物、博物馆机构本身以及物人关系以新的视角。博物馆之物将空前扩展人类的视知觉范围和人类生存世界的信息化程度;博物馆与博物馆学能为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提供新的价值维度;在充分信息化和信息民主化的基础上,博物馆将为具有生态文明意义的物人关系建构提供新的探索范式。智慧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等博物馆学新动向,与信息时代和生态文明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

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级近现代藏品来源特点及其成因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近现代藏品中,有2221件(套)于1982年被评定为一级藏品。这些藏品的积累过程以拨交为主,捐赠、借存和购买为辅。这种藏品积累方式深受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在文物征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政治运动亦对文物征集工作产生影响。中国国家博物馆能够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近现代藏品,主要原因是获得中央政府的特别支持,根本原因则是受益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能够集全国之力进行藏品积累工作,这为其以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藏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