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代歌诗的“文本化”--兼论《诗经》中复杂文本的成因

歌诗的“文本化”过程,脱离了动态立体的乐用语境,剥落了“乐本”诗辞之外的其他乐用信息,使得歌诗成为平面、静态、固化的纯文本,造成部分歌诗文本的歧杂和诗义的难解。今本《诗经》中的复杂文本,如一些不整齐的叠咏曲式,可能是歌诗“文本化”不当造成的变异。某些原本属于“变调歌辞”的比兴之辞、章末乱辞、成辞旧调,也在“文本化”过程中被写录成了常态化的文本。作为高度“文本化”结果的今本《诗经》,并不能据以还原周代歌诗生成与歌唱的真实样貌。

明末大儒黄道周的《诗经》观论析

明末大儒黄道周在《诗经》方面造诣深厚。他以“诚正”来定位《诗经》,认为其蕴有精理奥义、旨趣可绎。同时他对《诗经》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如“孔子删诗”“《诗》亡,《春秋》作”“二南之义”“郑声淫”等都提出了独特的认知。黄道周在诠释《诗经》上,汉宋交融、四家兼采,同时注重《诗经》的文学性,体现了晚明《诗经》学发展既综摄又创新的特点。

孔子“正乐”与《诗经》歌本的形成

正乐是孔子矢志不渝的理想。他在周游列国返鲁之后的正乐,一是将周乐所用的乐歌逐一进行弦歌,将原本施用于礼仪的乐曲转化为可以独立歌唱的歌曲,将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歌本;二是按照周乐的标准,对周乐所用三百五篇乐歌正声正音正字,确定了诗之四始,作为乐类的典范;三是清理了乐本中《雅》《颂》礼乐相错的形态,删除了大量重复的歌诗,实现了“《雅》《颂》各归其所”,以什相系歌辞。孔子正乐,是将鲁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可以弦歌的歌本,确定了今本《诗经》的基本形态。

心灵与音乐之间的互动机理——基于《礼记·乐记》的音乐心理学研究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文化典籍《礼记·乐记》始终贯彻一个基本逻辑,即音乐来自人的心灵感应。本文基于音乐心理学视角,以《礼记·乐记》为文本,围绕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等心态与音乐的互动机理,淫志、溺志、烦志、乔志等心志与音乐的互动机理,疏达、恭俭、清廉、温良等心理品格与音乐的互动机理,探讨人的心理与音乐之间的辩证关系。

文本、历史与精神特质:论《诗大序》“缘情说”的必然性

单纯从“缘情”与“言志”两个维度看待《诗大序》,属于后世的理论视角,难以接近其真正内涵,故要以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及文本为根据,依赖内在精神与历史背景的流变,参照现有“情”“志”理论框架,发掘《诗大序》的“诗”学特质。《诗大序》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诗”教传统,以阐发普遍原则为主流,但《礼记》等礼乐文本的记载表明先秦礼乐学说以自然情感为理论基础,是为个体原则的萌芽。追溯至历史深处,西周的礼乐依附于天命、习俗规范等外在力量,而春秋时期孔子以“仁”重新释礼,将个体心理原则作为礼乐的依据,实现了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故“缘情”成为礼乐文化与“诗”学未来的必然方向。

宋代元会礼乐仪制的新变

元日朝会历来颇受统治者及朝廷的重视,且各代的元会礼乐仪制又有所差异。宋代元会仪则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作出较大幅度的增补和改革。诸如宋代在皇帝朝贺皇太后、鸣鞭、炉烟升、帘内再拜及称贺帘外等方面予以增补,并于元会所属类别问题、元会仪次序、贺辞与寿辞的宣读者、上寿仪步骤、行礼方位、皇帝与百官着装、元会仪地点、乐舞的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宋代礼乐仪制的诸多变化,既与宋代崇文抑武、崇儒尚雅的治国方略和文化政策有关,又反映出其对前代礼乐制度着力厘革的迫切要求及政治制度化的进一步加强。

胡瑗“明体达用”的政治思想及实践

胡瑗“明体达用”既是宋学精神的体现,也是治国施政的纲领,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内涵。胡瑗“明体达用”以“仁义礼乐”为政治原则,以“大中之道”为政治策略,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成为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学术资源和理论基础,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实践,影响并推动了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运动。

礼乐制度与《周南·桃夭》篇的文化意蕴

《周南·桃夭》是《诗经》中的著名篇章,从礼乐制度的角度解读该诗,可以对先秦时代的审美标准、道德观念及人们的行为规范有进一步的认识,真正理解《诗经》的诗教价值和礼教意义。《周南·桃夭》反映了周人美善并臻的审美观、希冀家庭幸福美满的婚姻观以及期盼家族子孙蕃盛的子嗣观。这些观念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的礼乐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值得认真探讨。

中国礼乐文化的学术传承与《礼记》的文体研究

《礼记》的形成是礼乐文化传承在汉代时的一种学术形态。《礼记》呈现了汉人对西周礼乐文化传承的书写方式和文体样式。从七十子之单篇散记到《仪礼》附经之记,再到《礼记》成书,实际上是记者在传承和记录礼乐文化,从文学史的角度说,在对周礼不断传承的过程中,伴随了不同时期的"记"的文体功能的孕育与发展,经学与文学呈现的是一个同步共生的状态。关于《礼记》文体的研究,将试从礼乐文化的学术传承史中发掘记体内涵的演变及文体因素的逐渐形成,以重新认识《礼记》的体例特点和文章形态。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论“士”之起源发生及与西周教育的关系--以诗三百《雅》《颂》之“士”为突破点

士的本源意义并非如同此前学者所说的为男人、为官员、为农民耕作、为武士等;"士"的早期含义是文士,是中国早期儒家教育的重要组成,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制度形成之后的产物,其主要含义类似于当下所说的士子。诗三百中的《雅》《颂》部分共计出现士21次,清晰显示了由学而士、由士而为俊杰髦士、由学者人才而为六卿之首之卿士、由学子而为一般官员总称的内涵演变历程。

“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念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引《诗》异文考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其中包括《礼记·缁衣》篇等重要经学文献。作为差不多同时代、存在文献学上宛密关联的出土材料《郭店楚墓竹简》也保存了《礼记·缁衣》篇文字。两种出土文本记载的《礼记·缁衣》所援引的今本《诗经》有关文字,也都赖以保存,本文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校,对上具文献中引《诗经》部分的异文作了考证。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

二十世纪《乐记》研究综述

20世纪许多学者对《乐记》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大家以敏锐的视角论述了《乐记》中一系列的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并通过对《乐记》中所体现的哲学、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乐记》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一系列音乐美学基本问题的。20世纪对《乐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关于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2、《乐记》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3、《乐记》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乐经》探秘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先秦已有"六经"之说,《乐经》即其一。然而,自汉文帝立《诗》学博士,至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皆立博士,独《乐经》未立。汉平帝时王莽奏立《乐经》博士,后人多以为其伪造经典,《乐经》遂成经学之秘。有人认为《乐经》亡于秦火。有人认为"乐经"仅口耳相传。更多人认为《乐经》仍存世,但意见不一:或说《周礼·大司乐》章即《乐经》,或说《礼记·乐记》即《乐经》,或说《诗经》即《乐经》,或说《乐经》散存于众经之中。通过考察相关文献,汲取历代学者的研究经验,可以得出《周礼》的《大司乐》章是《乐经》的结论。西周礼乐文化中的"乐"不仅指称音乐,凡使人快乐者均可称之为"乐"。作为主管学校教育的大司乐,其"乐教"也不单是音乐教育,而是艺术教育、语言教育、文学教育、行为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儒家"乐教"继承的正是大司乐教育传统,其要旨在引导弟子理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养成君子人格。《大司乐》章所述"乐教"正是周代礼乐文化环境下"乐教"的内容,而不是汉代君主集权制度下的音乐教育。说《大司乐》即先秦儒教《乐经》,是符合儒家"乐教"的历史实际的。

试析《诗经》刺谗诗之周礼意蕴

《诗经》中有大量的怨刺诗,是缘于周初吸取殷商暴政亡国的教训,确立以礼治国的策略,广开言路以考政之得失。在这类诗中,刺谗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独具一格,迄今尚未见有专题系统地加以论述者。刺谗诗大多为西周末年衰世贵族所作,其主要内容是为谗佞小人画像,揭示出这类人形象猥琐,狡诈阴险,毫无廉耻,为一己之私利,以花言巧语惑乱视听,离间骨肉之情,朋友之谊,挑拨君臣关系,败坏了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陷国家于危难之中。刺谗诗作者可能多数为身受谗言之害者,因此言辞激烈犀利辛辣,似不合诗教"温柔敦厚"之旨,但是,以激烈的言辞斥责假恶丑的东西,目的是让人们去追求真善美,斥责奸佞小人的奸诈无耻的言行,也正是为使人们形成温柔敦厚的品格,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因此,从采编《诗经》的人来看,刺谗诗完全符合周礼的尚中贵和之思想。

从“禽声”到“钟鼓”——《关雎》与儒家诗教的礼乐精神

《关雎》在《诗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其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诗经》首篇的特殊位置,更在于它所折射出的儒教诗教与礼、乐的内在关系。具体而言,《关雎》一诗的展开过程就是礼乐的呈现过程,诗、礼、乐三者共同指向了儒家视野中的君子人格和审美理想。《关雎》是以诗歌的形式折射出儒家审美精神的重要特质,体现出孔门诗教的礼乐内涵。礼乐精神融贯在诗教之中,内在地规定着诗的言说方式和情感状态,这也构成了整个儒家美学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指向。

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

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提出:1.除了《武》、《酌》、《桓》、《赉》,以外两篇,“自古无说”;2,《昊天有成命》、《般》为《大武》六篇中的两篇;3,《大武》诸诗“语义相承,不独为一诗”,诗的顺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笔者对这些说法,根据史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仅有关《诗经》诗篇的解释,而且实际涉及到如何认识古代礼乐形成的过程,如何认识礼乐和民间舞乐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