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The Music Culture of Cribwork Song of Kangxian County,Longnan City of China

Cribwork Song is a long narrative folk song,which spread in the folk of Kangxian County,Longnan City,Gansu Province of China.This paper has analyzed historical background,humanistic environment,story plot,artistic characteristic and inheritance significance of Cribwork Song.

叙事歌曲《牛郎织女》的演唱分析

叙事歌曲《牛郎织女》是以我国民间故事传说为题材,由我国著名词作家刘麟填词、作曲家王志信谱曲,二人共同创作完成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民族声乐作品。作为叙事性音乐体裁,歌曲内容感人,传统民族风格的创作手法与现代作曲风格技法的融合,使叙事歌曲《牛郎织女》的风格极具特色。该文围绕叙事歌曲《牛郎织女》的演唱进行分析,对该叙事歌曲的音乐内容进行详细解读,论述该叙事歌曲的歌词内涵、旋律特征和曲式结构,分析了该叙事歌曲的音乐特点,同时结合自身舞台实践经验,对该叙事歌曲的演唱情感处理以及情感内涵进行分析。

稼轩是何人:对“豪放”的追索

从批评史的角度切入,追索“豪放”用于辛词批评的确切内涵,辛弃疾词的总体风貌和基本特征可以得到大致的勾勒。由此可见,辛词研究的核心议题并非爱国情怀的表达,而是词人自我人格的书写展露。一个真实可感的躁动不安的个体和一种奇特气质的粗犷之美,这是辛弃疾区别于其他词人的最为突出的特征,而这种中国诗歌传统中罕见的、狂放不羁的人格特质在辛词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彰显。

丝路传播:中原音乐的西流与东归——以敦煌曲子辞等为例

华夏本土音乐在丝绸之路上曾有一个先西向传至河西,而后又东渐回流的过程。以敦煌曲子辞等事象为例,可以分析华夏本土音乐“西流”并在西域受到当地文化影响后再逐渐“东归”至中原的历史,从而揭示西域音乐能为中原接受的深层文化心理基础。采用比较研究法和图史互证法,通过重点分析曲调、曲律和乐器三方面的变迁与互鉴可以推断,中原音乐的西流与东归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即中原音乐的西流使西域音乐带上了中原的特点,又让西域音乐在东传的过程中能迅速适应中原文化土壤。西域音乐的东传,本质上是在“中原化”中实现了一种回归,由此亦可看出音乐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

论通江民间歌曲的艺术特点

通江民间歌曲是四川民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传在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一带。本文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文化馆收集、记录的《通江民间文学·民歌卷》一书为蓝本,对通江民间歌曲的表现题材、歌词特点、曲调来源、音乐形态等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

口传艺术“楚调唐音”歌吟词的音声意韵研究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是我国传统吟诵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诗歌同体”“诗以歌传”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又漫长的文化景观。歌吟的古雅音韵在世代传薪中建构了其特有的声音景观和审美意趣,通过以词为载体的歌吟音乐形态的分析,探寻歌吟中词的吟唱规律及其音声意韵的艺术观念,以丰富传统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

周密《效颦十解》与南宋两浙词学思想建构

《效颦十解》是周密在宋亡之后创作的联章拟效词,被收入自编词选《绝妙好词》。该组词依次拟效了花间、辛弃疾、卢祖皋、史达祖、张辑、孙惟信、赵汝茪、吴文英、龟溪二隐及施岳,通过互有异同的拟效策略,留存并勾勒了以两浙江湖词人为核心的南宋四代词人图景,有效保留了周密师友群体的词作、词法及个体生命。除此之外,周密还将南宋故实与个人闻见融于这组拟效词中,使其能够全面承载故国之思,展现了“词史”意识的萌芽。这些文本内蕴在《绝妙好词》中有着更为丰富细致的体现,与《效颦十解》构成了强烈的互文性。此外,《效颦十解》拟效对象的四个代际分布,还在结果上叙构出了一道南宋两浙江湖词人统绪,成为清代浙西词派词统建构之滥觞。

《艺概》与《乐论》比较研究——以“词曲”与“音词”为切入点

《艺概》是清代学者刘熙载的文艺美学著作,著作中包含了植根于《易经》的阴阳辩证法、儒释道理论、陆王心学思想等,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思想。《乐论》是藏族著名学者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的音乐论著,深植于佛教声明学理论,分别论述了音、词、音词结合的内容,涉及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美学等方面,呈现了基于藏传佛教文化传统下的音乐知识体系。本文对二者进行基于当代艺术理论体系的比较,以期拓宽学术视野,并获取有助于当代音乐发展的借鉴因素。

我心如歌——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音乐分析

《唱支山歌给党听》虽然是一首镌刻时代烙印的老歌,但其音乐沁润人心,始终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流传至今,常唱常新,久唱不衰。梳理《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从创作到两次修改以致最终成曲的演变理路,在此基础上剖析歌曲的结构特征和旋律形态特征可见:《唱支山歌给党听》无论在宏观结构还是调性、和声、旋法设计上都体现出作曲家朱践耳先生融汇中西的创作思维与实践。

“隋唐燕乐”的不同系统与词的起源

词的产生受"隋唐燕乐"的影响,研究词起源不得不对"隋唐燕乐"进行考察。词的起源与词体的正式确立应视为两个概念。词的起源与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应主要关注词如何由音乐生成;词体的正式则为文体学的问题,重点在于区别词是如何独立成为一种文体。有唐一代并无"隋唐燕乐"的概念,是后人为了称谓及研究的方便而提出的。"隋唐燕乐"包罗万象,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宫廷音乐系统,一为民间音乐系统。二者各自对词的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词体雏形孕育于民间,词起源的时间,其上限只能是初唐,下限只能是盛唐,词体的正式成立在中晚唐。

如歌抒咏 直指人心——音乐剧音乐创作散论

文章首先分析了音乐剧与严肃歌剧在音乐的戏剧性和抒情性诸方面的异同 ,进而指出 ,在音乐剧的音乐表现体系中 ,歌曲创作和旋律写作是第一要素 ,并在分析欧美音乐剧创作成功实例的基础上 ,探讨了音乐剧各种音乐形式 (宣叙调、重唱、合唱、舞曲、纯器乐段落等 )的艺术特点 ,从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经验 。

论唐宋词的“南唐范式”

"南唐范式"是唐宋词中有别于"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大创作范式的一种抒情范式,它起源于五代时期词人韦庄,定型于南唐李煜,而造极于北宋之世,对词体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之词。"南唐范式"善于书写人生痛苦,善于书写自我的真情实感,常书写怀旧、离别、相思、漂泊等有关内心感受的题材,同时还具备深情美、质朴美、真切美、悲剧美等审美价值。唐宋词的"南唐范式"成就了宋词一代之文学,在词史上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

当代语境中“时代曲”、“抒情歌曲”、“轻音乐”概念的使用与分析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结合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时代曲”、“抒情歌曲”、“轻音乐”等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出现并在社会音乐生活中广泛使用的概念、名词进行历时性考察,并对这些概念、名词的内涵进行界定和研究。就本专题的研究而言,这对我们正确把握“流行音乐”的概念内涵,会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论明清时期土家族竹枝词对地方音乐的影响

竹枝词的发展在艺术史上一直都与地方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唐朝刘禹锡因为受到巴渝竹枝歌的影响,开创了竹枝词文体并引向文坛发展,此后竹枝词受到各地文人的青睐。土家族竹枝词记录了许多土家族的音乐活动,也给土家族地区的音乐创作带来了新的元素,同时也对地方音乐产生重要影响。

从点化唐诗看李煜词对于北宋词的范本意义

李煜词给人总的印象是,极少用典,毫不晦涩,名篇名句流传极广,具有高度的语言独创性。然而,事实上在宋以前词人中,点化唐诗最多、对宋代词人创作方式影响最大的就是李煜,这一点至今未引起人们注意。李煜词对唐诗的点化,均与自身的情调、意境融为一体,真正达到了运化无痕的境界。北宋人普遍欣赏李煜词,把后主词作为创作范本来学习和借鉴,并将点化唐诗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创作方法和技巧。有观点认为宋人对于李煜词批评多于称赞,贬抑甚于推崇,盖是误解了宋人。

试论川江号子的音乐特色

川江号子是船工在奔腾的川江上航行时传唱的民歌。本文从川江号子的旋律、节奏、歌词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并对船工演唱号子时的内心情感作了心理分析,旨在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音乐文化。

“曲”变为“词”:长短句韵文之演进

中国古代歌唱之歌辞,自其文体形式看,可分齐言、杂言(长短句)两类。初唐"沈宋体"的出现标志着齐言韵文格律化的完成,而杂言(长短句)韵文的格律化中晚唐以后也渐次展开。如果我们把未格律化、规范化的长短句界定为"曲"、格律化的长短句界定为"词",那么千余年来长短句韵文的演进实即"曲"不断变为"词"的过程。数百年来,"诗变为词"、"词变为曲"乃是人们述及诗词曲嬗变的流行性观念,对此我们自应抱"了解之同情",但不必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

古代声乐文化生态如何促进宋词演唱与发展——以笙为例

具有文学和音乐双重属性的宋词,其演唱与发展既有自身内在的文学规律,又受其所处声乐文化生态影响。词倚声而填,和乐而歌,不同乐种的风格倾向、不同乐曲的审美差别、不同乐器的选择使用乃至不同歌者的临场处理均会对歌词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会凝定于歌词并成为传统流传下去。以笙为例,这种古老乐器在周秦之际沉淀了浓厚的礼乐色彩与图腾意味,在宋代借助丰富的物质基础,以其种类多、形制繁的特征而介入宋词表演,进而从多方面强化了宋词宴会表演属性和喜庆色彩。这种影响也最终在歌词中凝定下来并成为歌词传统的一部分。笙的内涵与演奏对宋词演唱的影响,是中国声乐文化促进宋词发展的一个范例。

音乐与辞章:宋词的两种传播方式

词在宋代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立足于音乐,通过歌妓的演唱使之走向最广大的受众;二是立足于文字,以题写、手抄、印刷等形式在特定的人群内流传。演唱可以使词快速有效地播之四方,文字则使词得以长时间传播。

“重光后身”说与清初词学演进

"重光后身"这一词学命题,最初仅为基于轮回转世观念的比附,后来逐渐具有明确指涉。清及民国学界对此命题的讨论,聚焦于陈子龙、纳兰性德二人。词史上,陈、纳兰二人一方面以其创作实绩显示了在诸如艳情、家国和词学体格等词学主题上与李煜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则分别在词学理论或渊源方面与李煜存在具体而微的异同。这既反映了作为词学典范的李煜,在明季清初词坛的经典化及其接受程度;亦反映了明季清初的令词演进及其统序。而纳兰性德对陈子龙的推崇,特别是《今词初集》选阵所显示的对云间词派及其羽翼力量的认同,也揭示了纳兰性德的词学流派意识,以及更为明显的廓清词坛,并于阳羡、浙西之外另树一帜的立派努力。由是可知,"重光后身"说所显示的以陈子龙、纳兰性德为代表的令词统序,也是清初"南北宋之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其他词学力量一起,共同参与并支撑起清词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