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尤铃风笛及其音乐中的“爱尔兰性”解读

尤铃风笛是爱尔兰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尤铃风笛因其具有爱尔兰根性文化特征,在“去英国化”和“自我建构”的实践中,尤铃风笛被塑造为国家形象的标识和文化的象征。尤铃风笛及其音乐作为与爱尔兰传统文化密切联系的承载物,它在特殊历史时期成功地建构了爱尔兰人迫切寻找的“爱尔兰性”,抵抗着殖民话语对爱尔兰文化的侵蚀;也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代展示着爱尔兰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羌族传统器乐多声部音乐探析

羌族传统器乐多声部音乐有羌管合奏、唢呐合奏、羌笛与口簧合奏等形式,作者通过多次实地调研后认为:羌族传统器乐多声部音乐是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器乐化再现;乐手们先学基本腔调再学其他腔调,先学哼唱配合再学乐器配合,凸显出羌族人的有序传习理念;从羌族口簧乐曲《婆媳对话》中多声部思维的萌芽,羌笛的双管中隐射的“双音”思维,到羌管乐手明确的高低音相互交替的“波浪交替式”多声结构观念,及羌族唢呐乐手立足本族群的多声音乐观念去吸收、涵化外来音乐文化的历程,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羌族传统多声部音乐的发展历史;羌族与相关族群中的相近音乐观念、相似乐器、同宗音调等,正是各族群在长期的交融互动中形成的文化认同。

钟思第的博客与中国音乐研究

钟思第的博客是其中国音乐研究的数字化档案馆,是了解其中国音乐研究的重要窗口,是中国北方音乐研究、民间宗教研究海外传播的媒介之一。在中西方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互动有限的状况下,该博客对西方社会了解中国民间音乐、中国音乐学家以及北方民间宗教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钟思第的中国音乐研究不局限于音乐,而是更多地关注社会变迁,聚焦个案的民间音乐(宗教)如何在演变的社会中构筑其变迁的历史。

先秦黄钟律管考——利用现代声学公式推测先秦黄钟律管管径的尝试

《吕氏春秋》记载的黄钟律管长度为三寸九分,而汉代后,古人普遍采纳黄钟九寸。为了研究先秦黄钟律管真实长度,对文献进行系统地考证,发现《吕氏春秋》记载的三寸九分黄钟律管应为清黄钟律管,发音当是九寸管的高八度。文献研究亦表明了先秦古人听声定律的事实,即三寸九分律管和九寸律管都为听声定律产物。由此,根据声学公式,结合文献考证,计算了黄钟律管的管径,结论为：先秦律管应是竹管,管径范围约是0．71寸。同时,考证了黄钟律管八寸十分一说和八寸七分一说,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靠。

论朱载堉的乐学与易学

明代杰出的乐律学家朱载堉,精研律历之学,苦心孤诣,创造了"新法密律",乃中国古代音乐史上辉煌成就之一。在代表性著作《律吕精义》中,朱氏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盲从空疏荒诞之论,力寻确凿精切之征。然而,朱氏也曾依傍《周易》经典,在《易》学哲理、象数模式等方面,援经立论,或阐发义理,或论证律例,涉及到《易》理与乐理、《易》理与乐谱、《易》理与乐器等内容。本文以《律吕精义》为主要资料,论述朱载堉的律学思想与易学的联系。

曲牌体唱腔中的燕乐调名

曲牌体唱腔中的燕乐调名,最终以九宫形式呈现出来的。其中工尺调名系统的乙字调、尺字调、小工调是与原燕乐调名系统的正宫、越调、中吕宫、双调调名关系是相合的,只有正宫调与原仙吕宫不合,这也是传统笛上采取"隔指翻调法"的大三度转调的来由。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受唐代燕乐影响而形成的,日本雅乐十二律名中的神仙律,以及正宫产生后黄钟宫的虚位化等情况;更在于隋唐的琵琶、唐宋的筚篥、元明的笛乐器上具体音位调名的对应。滤清曲牌体唱腔中的燕乐调名及其由来,对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电子音乐中中国传统吹管乐器音色制作与创新

音色是音乐的重要组成元素之一,电子音乐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新音色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民族吹管乐器音色随着电子音乐在中国的发展被作为个性音色运用其中。本文旨在从其音色本身特点出发,探讨在电子音乐创作中该音色的个性制作,最后基于不同音乐特征对音色色彩产生的影响及差异,探讨吹管乐音色在具体电子乐中音色创作规律,从而为民族吹管乐在电子音乐中更好地运用奠定基础。

丝竹背后话力学

就音乐与力学比较密切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讨论了音高与振动频率的关系以及弦乐器与管乐器的发声规律。在乐器中,迄今最主要的乐器乃是这两类乐器,亦即丝与竹。最后指出,力学和科学的发展滋润了音乐,而对音乐的研究反过来也丰富了科学本身。

觱篥与宋词演唱机制

兼具音乐演奏和作战辅助双重功能的"笳管",秦汉之际传入中国,并流行于南北朝。其在唐代被称为"觱篥",并成为雅乐和教坊的领奏乐器——"头管",同时也是定音乐器;筚篥谱成为乐工记录曲调的重要方式。在宋代,觱篥因其独特的音色、构造与宋词风格相契合,其功能在宋词演唱的领奏、伴奏、独奏中发挥至极致,觱篥演奏成为宋词演唱的标志。宋以后慢词演唱消歇而戏曲勃兴,觱篥在乐舞表演中的主导功能让位于笛,逐渐成为民间曲艺的普通乐器。

情境教学法在高职院校管乐教学中的运用

管乐教学作为高职院校西洋乐器教学的重点课程之一,教学地位十分突出,在不断的教学创新中,需要融入更多有效的教学方法。研究者联系自身教学,对高职院校管乐教学运用情境教学法进行了深入探索,旨在全面提高管乐教学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艺术创新思维。

冀中笙管乐与西安鼓乐比较研究

冀中笙管乐与西安鼓乐都是以笙管为主导的乐器组合类型。这种乐器组合类型属于鼓吹乐的一种,在历史上与国家制度有密切的联系。鼓吹乐由于制度规定性在音乐本体(律调谱器曲)诸层面具有一致性。在"鼓吹乐系"俗化过程中,由于"乐"之性能加强,出现了区域间丰富的差异。冀中笙管乐、西安鼓乐所承载的乐器组合、乐器形制与宫调系统具有一致性、相通性的内涵,具体体现在十七苗笙、九孔管与七调为一体的存在,彰显中国音乐文化大传统在当下的积淀。二者在音乐本体又存在差异性内涵,这是对传统接衍与承载过程中,在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所致。

音乐中的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

对音乐的认识,必须由整体至部分,由部分到整体,循环往复,不断前进,不断深化,就如同现代音乐思维与阴阳律吕结构所建立的基础之学说——阴阳哲学对事物发展的基本理念。

海城丧葬音乐的功能分析

海城民间丧葬习俗中普遍运用以鼓乐为核心的音乐表演,这不是今人的创举,而是古而有之。当今海城鼓乐在构成、风格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究其原因,在于鼓乐所依附的民俗活动发生质变。本文以田野工作为手段,运用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海城民间丧葬音乐进行分析和归纳,将整个仪式音乐的功能分为五种,即民俗信号、款待宾客、教化后人、礼乐相随、情感表达,继而论证了民间音乐与民俗活动的依附关系。

试从《御制律吕正义》议“康熙十四律”

本文从《御制律吕正义》中《审定十二律吕五声二变》《十二律吕同径倍半生声应无声二变》《明管律弦度五声二变取分之不同》三篇文论中,分析论证出"康熙十四律"每管的管口校正值,以证其为不加管口校正之管律。

滇西南拉祜族吹奏乐器葫芦笙综述

滇西南拉祜族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云南拉祜族源于古氐羌系统,属于古羌遗裔之一[1]。这里的拉祜族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样样备全。葫芦笙是这里拉祜族主要的传统吹奏乐器,它几乎伴随着男人们的一生。他们把葫芦笙作为传承文化、抒发感情、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拉祜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也论“康熙十四律”

"管律"是和"弦律"相区别的一个律种,在实际运用时需要做"管口校正",而"康熙十四律"则是一种不做"管口校正"的律制,这种律制曾在清代的音乐实践中得到运用。有不少学者对这种律制提出批评意见,笔者认为"康熙十四律"涉及到不少乐律学的本质问题,它在律学研究中有一定的价值,对它的价值和地位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本文主要以"康熙十四律"的原文为依据,对其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

云南少数民族单簧类双管乐器的音响特性研究

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单簧类双管乐器在制作和演奏双音过程中体现出的追求拍音现象的共性研究,从音乐心理声学的角度探讨多重拍音现象产生和形成的原因。

“黄钟长八寸七分一”是先秦管律中完全正确的黄钟宫音管长吗?——与戴念祖先生《先秦管律的可能性》一文中所据以校改的观点商榷

在司马迁的《史记·律书第三》的"律数"一节中,记述了两组音律数。其中有"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宫"的一组数据,由于这一组律数错舛、音级位置窜乱。因此,至少自唐代以来至今的一千多年里,乐律学家们对这组律数的校勘工作从未停止过。文章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物理学家戴念祖先生在其所发表的《先秦管律的可能性》一文中所提出的据以校改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文章除了采撷中国历代相关文献进行综合性的梳理以外,并在古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加释证与补证,还通过必要的制管验声加以参证,进而在结论中阐明了据以校改的观点。

潮州音乐乐律研究评述——兼论潮乐乐律之源头

潮州音乐使用的乐律的测音研究目前已十分丰富,但都未从源头上揭示出这种乐律形成的学理。潮乐的乐律之源头实为明清以来广为流传的“均孔笛”为代表的均孔管类乐器,正是这种乐器及其演奏习惯对潮州音乐律制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

易理·乐理·医理

古今中外的理论与实践都证明:易理、乐理、医理,三者相通。其中任何一种理论或者实践的进展与突破,都可以促进与推动其他两项理论与实践的进展与突破。周易界与音乐界、医学界联合起来,将揭示出更多的易理、乐理、医理的奥秘精微,促进哲学、科学、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