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研究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刑法的进步和完善应遵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维模式。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是探讨如何在立法层面实现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可从四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活化传统容隐制度;二是强化"但书"的出罪机能;三是增设正当化事由;四是确立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

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刑案审判中的“亲亲相隐”

根据清朝制度的规定,天山南路地区重大政治案件和严重刑事案件需要按照《大清律例》审理,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大清律例》重要原则的"亲亲相隐"相关规定得到运用。清代档案中保留有天山南路地区司法活动中依据"亲亲相隐"原则量刑的一些案例,这些案件案发时间、地域不同,案件性质和涉案群体也有差异。本文从这些案例入手,分析了"亲亲相隐"原则在该地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情况,探讨了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清朝法律制度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及其意义。

刑事证人作证的经济分析

若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则拒绝作证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对于偶然证人而言,由社会承担作证成本是激励其作证的基本前提;更有效的激励措施是对其作证行为进行奖励,刑事悬赏制度的成功便是例证。对于作为消极证人的近亲属而言,无论是对其作证行为进行奖励还是对其拒证行为进行惩罚,效果都是不理想的,允许亲亲相隐是更合理的制度选择。对于污点证人而言,仅仅豁免其罪刑,或者实施保护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加大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力度,缩短犯罪组织的生命周期。

“亲亲相隐”对现代刑事法治基础的启迪

尽管古今中外"亲亲相隐"因其历史发展阶段、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然而,通过对其纵横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亲亲相隐"的共通之处在于其所赖以成长的沃土是现代刑事法治建设的最基本价值基础和社会伦理基础,也是现代刑事法治运行的基础、核心与灵魂,因此,就现代刑事法治建设与运行而言,对该片沃土的研究、开发与利用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法学价值解读

"亲亲相隐"制度存在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它契合了法的亲伦精神和刑法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了法对实质公平、正义、人权价值的追求,符合立法的中人标准以及法的经济效益原理,由此为"亲亲相隐"传统在将来中国立法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

“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

把我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性、心理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在当时的合理性,进而考察导致该制度产生、存续的要素在当代的存在状况,及其在当代被赋予的人权和正义价值,最终得出结论:该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理应被吸纳入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亦是如此。我国刑诉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通过对亲属免证权的考察,指出亲属免证权的必要性,在比较借鉴域外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关于亲属免证的相关规定基础上,对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提出见解。

“亲亲相隐”与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由于证人与被证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如夫妻关系、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等’等,使其作证不仅损害天伦或职业道德,而且其证言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对此,中国古代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亲亲相隐”为核心的亲属之间的举证制度。欧美一些国家在证据制度中也确立了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对于有效地保护公民人权,捍卫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作用。

连累犯相关问题探微

连累犯与共同犯罪、期待可能性、对向犯、刑罚减免制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首先,连累犯与教唆犯、帮助犯、对向犯之间存在诸多异同点,通过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在及时明确异同点之余,可以更好地为司法实践中的辨别工作提供准确的尺度。其次,"亲亲相隐"与期待可能性一脉相承,"引伦入法"不会引致罪刑失衡,这是因为在连累犯与本犯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时,通过对亲属范围的限缩、国事罪中适用的例外会引导"亲亲相隐"在连累犯中得到合理适用,而不至于使其适用范围过广。最后,刑罚减免制度对连累犯的处罚至关重要,认定连累犯是否成立自首、立功、坦白时需要结合具体情形予以判定。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近亲属拒证权立法的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拒证权在我国刑诉法学界一直是热门的话题。纵观中国法制史,"亲亲相隐原则"从春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但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法律却将其作为封建文化的糟粕而摒弃。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近亲属拒证方面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补救,其第188条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不对被告人进行出庭作证。但是该原则并没有贯穿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所以仍需不断完善。本文比较分析了近亲属拒证权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了近亲属拒证权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应用,提出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近亲属拒证原则,从而使近亲属拒证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中彰显人性的光辉,促进社会主义道德的升华。

亲亲相隐之初探

"亲亲相隐"在我国法学界一直是古法今鉴的论题热点。笔者尝试从法律本身存在的社会道德文化土壤和法律实施最佳效果出发,对"亲亲相隐"思想在当今应用做出一个恰当平衡,以缓冲不断出现了大众思想与法律实践的冲突。

“亲亲相隐”在中国传统律法中的演变及其价值

"亲亲相隐"是儒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面相,从传统律法的历史演变这一角度来讨论"亲亲相隐"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可在辨清这一历史线索的基础上对其思想价值做出分析与论证。"亲亲相隐"表达了儒家极富生活智慧的哲思,而由其所凸显的法律与人情的冲突也并非不可调和,至于说"亲亲相隐"导致腐败的问题则更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亲亲相隐”的价值探赜

"亲亲相隐"在我国是一个伦理事实判断。儒家文化的根脉发于"仁者爱人",逻辑起点归依到"亲亲"的伦理认知的差序格局中。中国是一个德政国家,这是由于儒家在中国传统国家政体里起的决定性作用。中华法系的特性是"伦理法"。法的本质指向构建人及社会的合理性秩序,容隐制度对人权和法的尊严作了高度的、深层的维护,对传统人伦秩序作出了合情合理合法的探讨与建制,这种法治与文化的认同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理论与制度的自信自觉。

“亲亲相隐”的再认识——关系向度理论的解释

近十多年来,"亲亲相隐"在中国人文思想界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作者将此论战引入社会学研究,通过对争论各方观点的回顾,认为如果将此议题置于作者自己建立的关系向度理论中,便可以看出,"亲亲相隐"背后所具有的文化预设是"关系"先于"个人"的假定,而儒家所提倡的五伦及其价值则是从其中的"固定关系"出发向"约定关系"与"友爱关系"延展的,却难以达至"松散关系"。由于五伦的运行方向十分确定,造成发生于其间的道德往往具有结构性的嵌入特征。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孔子会认为人应该"亲亲相隐"。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传统与现代化

由于证人与被证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如夫妻关系、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等等,要求其作证不仅损害天伦或职业道德,而且其证言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对此,中国古代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亲亲相容隐"为核心的亲属之间的举证制度。欧美一些国家在证据制度中也确立了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对于有效地保护公民人权,捍卫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