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管制度中被判刑人的权利保障——以有利于被判刑人原则为视角

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领域,移管制度以其独特的价值追求有别于其他刑事司法合作形式,究其根源乃是移管制度始终将“有利于被判刑人原则”作为宗旨理念和首要原则。随着我国移管实践的推进,出现了制度设计与实务操作之间的偏离倾向。依据国际被判刑人移管的通常规则,结合当前我国被判刑人移管的实践经验,从被判刑人角度具体落实维护被判刑人利益,通过规则保障充分发挥该原则之实益,以期准确把握有利于被判刑人原则的价值旨趣。

粤港澳大湾区刑事司法互助之调查取证研究

近年来,随着粤港澳三地交往日趋频繁,跨境犯罪也日益猖獗,通过区际刑事司法互助来增强对跨境犯罪的打击力度已成为必要手段。但实践证明,当前刑事司法互助调查取证仍存在诸多困境,主要体现在粤港澳三地法律制度存在差异、证据适用差异化大、情报信息合作滞后等方面。因此,应协调内地与港澳地区法律制度存在的差异、规范内地与港澳地区刑事司法互助调查取证的法律程序、构建内地与港澳地区犯罪情报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构建打击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犯罪的刑事司法互助调查取证机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刑事司法互助水平,提高共同打击犯罪的能力。

论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的基本特点

2009年4月26日,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协议》,创造性地规定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的新模式,协议的内容和形式都有诸多创新性规定。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迈入常态化、法制化轨道,对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我国引渡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结合国际引渡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引渡立法:一是妥善处理国内引渡法与国际条约的关系,在国内立法中规范政府在缔约谈判中的变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二是顺应国际公约精神,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避免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矛盾;三是在《引渡法》中设立简易引渡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和适应数量剧增的国际引渡合作需要;四是细化对“被请求国就准予引渡附加条件”的回应制度,以及时有效地引渡和惩治外逃犯罪嫌疑人。

对我国引渡审查程序的思考

结合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对我国的引渡审查程序进行思考,并对其如何完善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承诺免除死刑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承诺免除死刑是指保留死刑的请求国应已废除死刑的被请求国要求,承诺对犯罪嫌疑人不判处或不执行死刑。承诺免除死刑主要是基于国家开展刑事司法合作以有效打击跨国犯罪的现实考虑。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国内法中尚未明确规定承诺免除死刑条款。《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立法时应增加量刑承诺条款,日后在与其他废除死刑的国家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时,可尝试将承诺免除死刑作为拒绝提供协助的例外条款。

内地与港澳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初探

近年来,内地与世界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上发展迅速,但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却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上长期裹足不前,这既有不同法域传统和理念的问题,也有司法和法律制度差异问题,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存在信任与尊重问题。各方面应当在"一国两制"原则的指导下,从有利于国家发展战略和三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加强互信和合作,共同打击犯罪,争取早日在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东盟刑事司法合作的法律框架建构:挑战与进路

全球化进程带来跨国犯罪的增长,建立有效的区域刑事司法合作机制是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维护区域安全的重要保障。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就开始探索其区域刑事司法合作的制度路径。虽然东盟成员国大多有积极合作意愿,但在刑事司法合作法律框架上存在诸多困境与挑战。这些困境与东盟内部既有区域组织文化背景、政治互信度、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传统差异等因素息息相关,也对东盟突破传统局限、提升其区域刑事司法合作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厘清东盟相关法律实践与挑战,有助于深化我国与东盟国家在刑事司法领域合作,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若干新发展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新近发展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特别是确立了以追缴被非法转移的犯罪所得或收益为中心的司法协助新体系,放宽了双重犯罪原则对非强制性司法协助活动的限制作用,全面推广司法协助"中央机关"的联系机制,同时,倡导各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纳远程视频听证和联合调查的取证新方式。这些发展所涉及的一些新规则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欧盟区域的刑事一体化研究

欧盟区域的刑事一体化是欧盟在经济、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一体化不断广化与深化所提出的要求和必然结果。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欧盟区域刑事一体化包括欧盟各国的刑事司法协助、刑事司法合作、刑事法律的视同、协调和统一等多种方法的实践;从系统论的角度考察,欧盟区域刑事一体化指的是欧盟在刑事领域合作进程中,对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刑事证据法以及警察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执行制度的通盘考虑和整体推进。

检察机关实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若干问题

根据新颁布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各级检察机关分别承担着刑事司法协助的联系机关、主管机关和办案机关的职能。刑事缺席审判中的文书送达将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需要办案机关想方设法建立一些途径,疏通与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联系。在境外调查取证方面,检察机关应尽可能依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以及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派员到被请求国与该国司法机关合作调取证据,派员实地取证的效果将远远优于委托调查取证。检察机关在协助外国追缴资产时应当充分发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没收程序的作用,根据外国提供的、有关财物属于应当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申请。在移入式移管被判刑人中,检察机关将负责依据我国法律和外国判决制作刑罚转换申请书,提请人民法院对被移管回国的服刑者作出刑罚转换裁定。

协助外国追缴违法所得的条件与程序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在协助外国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问题上,果断地放弃了“立案”要求,为执行外国相关请求规定了一系列比较符合刑事司法协助特有属性的条件。在协助外国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问题上,没有使用“法院”和“裁判”这两个术语,使得各主管机关均可以依照法定条件决定提供没收协助,只要我国法律在违法所得没收问题上赋予了该主管机关以决定权或者程序启动权。在此问题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违法所得没收的特别程序以及检察机关启动该程序的申请权需得到充分考虑。在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问题上,确立了关于财产被害人合法权利的证明标准,除没收后返还外,各主管机关还可以不经没收程序直接根据合法所有权证明返还被查获的违法所得。